耿森荣：1413病室记事（一）
1413病室记事（一）
文/耿森荣
和人的无形的思想一样，我想，人的很多的毛病，应该也是与时俱进的，并与日俱增的。
凌晨时分，我从恍惚的睡梦里醒来，便又一次的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不是一年两年，已经若干年了，尤其是在换了地方睡觉的第一个早晨里，和写作似的，我总得通过冥思苦想和自问自答，才能把昨天的结尾和今天的开局接上茬。这种情况，和我以前读过的一本小说里的傻子土司非常的像。像的本身，当然就证明了我们还有区别：我记得那个傻子土司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可我这个毛病却是后添的；那个傻子土司一觉醒来除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有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好歹能知道我就是我。天生富贵命的少年土司既是傻子，也是异人，所以这部小说从头至尾都披着一层灵异的幻影。而我不行，我是普通人，所有灵异时间都与我无关，我这纯属毛病。从医学的角度讲，我想我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属于神经衰弱的前兆。神经衰弱是一种伟大的病，对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梦都想成为伟大作家的人来说，得了这种病也是活该。
这时，窗外响起了沉闷的机车轰鸣，外面可能下雨了，要不就是浓雾横锁，所以机车的轰鸣才变得迟滞。接着，才是轮对与钢轨含混不清的媾和的声音。它们一起撕裂了我半梦半醒的臆想，犹如曙光划破了云翳的天空。于是我明白了，现在的我既不是在病房的地铺上，也不是在跳蚤和蚊子经常出没的殡仪馆里，我是躺在仓上工区自己的床铺上——是刚刚从站舍旁边通过的火车，把我震醒了。
在医院的时候，我就想写一个东西出来，以期详细地记录一下我的父亲最后的时光。主题先行的写作习惯告诉我说，这个选题特别不错，因为这是一个关乎于生命本真的、任谁都不可等闲视之的这么一个选题。所以在陪床少有的闲暇时间，我还做了一些简单的笔记，来为我今天的写作做准备。我想凭借我的真实的叙述，应该是能说明一些什么的。
可当我坐到书桌前，轻轻地打开我记忆闸门的时候，那些真实的感觉竟像不敢见人的耗子似的，刷的一下溜走了。面对尴尬与失望，面对失望与尴尬，我并没有去抱怨我的昏昏沉沉的脑袋，也没有去抱怨时光流转的无情，只是对过去常用的诸如“历历在目”、“如鲠在喉”之类的成语，开始怀疑并厌恶起来。是的，真正的真实只是附着于事件发生时的那一瞬，可即便就是在那一瞬，它的身上仍然充斥着见证者和亲历者们角度的不同，以及不可剔除的情感色彩。我想，所谓的客观，也许是从来都不存在的一种假设，或者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一个幽灵吧？总之，现在我的所谓的文学的表现手段已经陷入这种矛盾与痛苦之中了。我的父亲引用伟人的哲学思想经常教导我说，我们不但要善于发现矛盾，还要善于去解决矛盾。所以我想，我的这个经历，应该会提升我如何正确认识生活真实和文学真实之间的关系，然后从中寻找一条道路出来。
下面就是我的正文。为了连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看我还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吧。
7月7日
我是这天下午才赶到县医院的。在赶到县医院之前，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语气舒缓地说，我估计西合营的医生看不好我的病，所以昨天我就来县医院住院了，当天做了一个ＣＴ，是肺炎。我考虑到你昨天可能不在蔚县，也就没有让你二哥通知你。哦，你找得到县医院吗？新的县医院搬到了县城东边，条件不错，挺清静，也挺干净……我在县城里住了将近二十年，虽然不如跑出租的门儿清，可大街上显眼的建筑设施我还是知道的，所以我不想花着钱继续听他给我讲县城里的新风新貌了。于是我岔开话题，关心地问他需要什么或者想吃什么，我好一并带过去。他说，他当下什么也不缺。我说，那好，呆会见了面我们再说吧。然后我就挂断了电话。
我母亲是一个达观而智慧的女人，因此她也是一个快乐的女人。她活着的时候，经常把我父亲叫成“磨豆腐的”，意思是他说起话来，尤其是给人讲起道理来，那是没完没了，磨了一锅又一锅。我想我的些许幽默，大概是受了她的耳濡目染。可惜的是，她和我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真是太少了，所以我仅仅学到一些皮毛。
我父亲确实话多。到老了，话就更多了。有一回我和我的侄儿们说：“四人帮”这个东西真是害人不浅，害得你爷爷一辈子里头有十几年没有教成书，所以许许多多的该说的话没有说完，攒到了如今，留给了我们。我侄儿问，啥是“四人帮？”我说，王张江姚呗。我父亲听了，在一旁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去关窗户，准备今夜在医院陪床。可窗外却不知何时下起了雨，簌簌的雨点打在车棚的彩钢顶上，叮叮咚咚的一阵脆响。关窗户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前窗与后窗之间竟飘进来一些潮湿的雨的馨香。抬头看天，头顶是丝丝缕缕的黑色与灰色的抹云，而西边，却又是贼亮贼亮的太阳。
我望着在金辉里飞翔的雨丝发呆。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发呆，以致于我老婆不理解我的大智若愚，有时干脆直呼我为“呆子”。其实她才是呆子，因为她叫我叫呆子的时候连孩子都不避讳。可在小事小非上，我承认我比她更呆一点。比如眼下，要是我老婆面对此情此景，她肯定早就忙开了，她会找出一大堆医院里可能用得着的杂七杂八带过去。可惜她不在，我只好发呆。
今天是7月7日，对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一直很留意。因为它是两个7，像两把锋利的镰刀。我父亲曾经和我痛说家史：从国运上讲，日人侵华自然是切腹之痛，从家运上讲，我们家更是遭到了一场劫难。那时候你爷爷一毕业就做了蔚县师范讲习所的所长，家道再次中兴，一时风光邻里，可是日本鬼子一来，天就变了，要不然，要不然……我们家也不会这样。
可是我说：历史是用来记忆的，用来反省的，而不是用来假设的。就一句话噎得父亲哑口无言了。父亲是理想主义，我是实用主义，所以我们的争论经常各执己见。有时我即便是妥协了，往往也是言不由衷的和阳奉阴违的。
我的摩托车碾过湿漉漉的长街，几分钟后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病床摇起来，他半躺半合，鼻孔里塞着氧气，手背上扎着液体，可他的脸色很红润，声音高亢，银发明晰，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一个叫做“鹤发童颜”的成语。
父亲一边再一次和我重复着住院的过程，我一边翻看他昨天做的CT报告。片子我看不懂，只能看文字部分。
CT征象：双侧胸廓对称，两肺纹理增强紊乱，两肺上叶可见片状高密度影，边缘清晰；两肺下叶可见片状高密度影，边缘模糊。纵膈居中，未见肿大淋巴结影。右侧胸膜肥厚与胸膜腔粘连，左侧胸腔可见液性密度影。印象：1.两肺上叶结核纤维硬结。2.两肺下叶可见大叶性肺炎。3.左侧胸腔积液。4.右侧胸膜肥厚。
我从我少有的医学经验出发，认为大叶肺炎并不是什么难缠的病，不过是抗生素消炎，输上7天液之后，我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二哥说，住院时父亲高烧至38.9℃，消炎药用的是头孢米诺，效果还行，昨天下午就出通了汗，浑身疲惫，一直睡到今天早晨3点钟。醒来后他很兴奋，一直说话，说到东方之既白。
二哥业余学医，所以对医学有一点研究。他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年龄能高烧到这个程度，说明父亲的各项身体指标还算不错。接着二哥询问我儿子即他的侄儿的学习成绩，我也兴奋地去向他了解他的女儿即我的侄女的工作情况。我俩一边聊着，一边不时抬头观察着输液袋里的液体还有多少。
等我俩的谈话终于出现了短暂停顿的时候，我父亲却对我俩刚才的行为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父亲要求我俩端正陪床态度，提高对陪床这一重要工作的认识水平，责备我俩没有就父亲的病情展开深入的研究探讨，没有针对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作出合理的计划安排。比如，今晚具体谁陪床，落实到人头没有？
我赶忙说：二哥忙活了好几天了，今夜叫他回家睡，我陪床吧。父亲说：你一个人行吗？万一我半夜要拉，你怎么办？我起不了床，我下不了地，我和前几天你见我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昨天拉了一次没有拉出来，反而折腾了一个半死。我说：爹要是拉，我就打电话叫二哥再来，反正也不是很远。父亲说，手机我倒是没有想到，就这样吧。
护士拔了针，我从医院的食堂买回饭来，伺候父亲吃了一些，然后父亲就睡了。我长出了一口气，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凌晨三点钟父亲醒来，喝了一点水，然后就和我谈话，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点。我小心翼翼地应承着，一直应承到天亮。
7月8日
早饭过后，我们给父亲量了体温，37.1℃。虽说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可我和大哥、二哥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昨天退烧后是36.3℃，并且很长时间都保持在这个数值上，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和主治医生沟通了一下，意思是能不能少加一点儿退烧药，控制住体温。医生说，烧就是烧，不烧就是不烧，不发烧是不能用退烧药的，病人用了之后要出汗，人更受不了。
看来我们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像李德博古一样外行指挥内行，这也是父亲经常告诫我们的经典语录。接下来，就是按照昨天的治疗方案继续点滴。给他扎针的女护士很年轻很漂亮，一双圆润的小胖手竟有五个圆润的肉窝，像是房檐下的雨滴砸出来的。
多年以来，父亲已经离不开了葡萄。我记得他刚退休时每天都要喝茶，一天两回，要喝一暖瓶多的水。后来也许是因为上了年纪，他的老肠老肚受不了茶水的冲刷，茶瘾慢慢地就淡了，一碗茶只放那么三五根儿，半斤茶叶竟能喝一年。但他经常觉得口干，包括半夜醒来。他说，每天半夜醒来就是因为口干，整个嘴都木了，舌头翻不转个来，于是他就取一粒葡萄含着，慢慢地吮吸着葡萄的汁液，用它一点一点去唤醒干透了的嘴。我们陪床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他吐出来的葡萄皮扔掉，然后再喂上一粒。当然能取代葡萄的，还有芒果、山茱萸、桔子、樱桃之类。两小时后，我给他又测了一次体温，是37.3℃，心里便多了一丝隐忧，可我没有办法。
午后三点多，在最后一步消炎药将要输完的时候，父亲说他冷。怎么会冷呢？我忽然想，是不是刚才那一步消炎药输得有点快？是不是他只有90斤的身子经不住这么快的点滴？所以才嫌冷，才冷的哆嗦了起来？我越想，越就觉得刚才的液体确实是快了，一定是快了，我马上在心里自责起来。我给他盖好被子，又搭上了一条毛巾被。怎么办？大哥二哥当下不在，我竟手足无措。
但我又很快镇定了下来，我摸了摸父亲的额头，好像有点烧，可在急切之下我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了，只好将体温计夹在了父亲的腋下。人说，花不花，四十八。可我才四十四，总觉得我的眼睛有点老花，因为看体温计上面的小字得必须拿下近视眼镜来，放在眼跟前细瞅。可五分钟后我没有细瞅，因为我拿眼睛粗粗一看，凭感觉就知道那一根红线爬得很高了。我急忙去通知了医生护士，又电话了大哥二哥。
值班医生恰巧是内科张主任。张主任立刻指示护士输退烧药，然后输一步叫做头孢吡肟的消炎药。而这时候父亲的额头已经滚烫，呼吸变得急促。我不明白他的体温怎么会升的这样快，两小时之前我量过体温的呀！我两只眼睛看着，一直不离左右，怎么就没有看住呢！这时大哥二哥赶了来，我们用湿毛巾擦拭他的前胸后背进行物理降温，护士们则拿来心电监护仪做使用前的准备工作。心电监护仪的五个吸盘及导线像一种海生动物的触手，牢牢地抓在父亲的前胸，另一个像扳指一样的东西则夹在父亲的一根手指上。一会儿，屏幕上就出现了几条不断变化的曲线和几个数值。护士告诉我们说，最主要的是观察第二个数的变化，它叫血氧饱和度，这个数一般不能下了90。
可这时候，这个数只在50左右徘徊。张主任决定试一下医院里仅有的一台呼吸机，看效果怎么样。于是一群人忙忙碌碌跑来跑去。呼吸机连接上以后，我们听得见它工作时发出的呼呼隆隆的噪音。这时医生将一个面罩扣住了父亲的口鼻，我顿时觉得一股像寒冬的西北风一样强劲的气流冲进了父亲的口腔，顶得父亲上不来气。我赶忙呼叫医生将旋钮调小一些。医生说，这已经是最小了。父亲大声抗议着，抬起手胡乱拨弄着，大家一看不行，只好撤去了呼吸机。先进装备用不上，医生就将原来鼻吸的氧气管儿换成了这个扣在口鼻上的面罩。不成想这个面罩起了作用，不一会儿，父亲的血氧饱和度就上到了90多，脸上似乎也多了一些血色。至此，我们才终于出了一口长气。
接下来，二哥和我尾随着张主任来到医办室。我一抬头，看见满天的霞彩正扑在廊道尽头的窗户上。
张主任仔细地看了父亲入院时做的CT片子，然后说了一个很拗口的病毒的名字。他说，虽然没有痰样做化验，但估计是这种病毒的侵染。这是一种很厉害的病毒，加上老人年岁又大，所以应该考虑是否转院。他说，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如果到大医院去，肯定立刻就进了ICU病房。ICU懂吗？就是重症监护室。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条件。
我很紧张，抬头去看二哥的脸，我发现他很从容，几乎显不出什么犹疑与不安，就像张主任这时说的是别人的父亲一样。我不是没有见过生老病死，我二十岁时，我母亲就在我的怀里离开我的，当时，我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现在，我发现我的心正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攥得很紧很紧。看来人生，总是一本要用更多的阅历来不断完善的书。我问二哥，出去去哪里？二哥说，这么急，北京肯定是去不了的，要去只能是251。
这时候，父亲已经沉沉地睡着了。我去电话通知在北京的四哥，希望他搁下一切，马上回来。然后，我们就在病房里小声商量该不该转院，怎么转院，什么时候走等等问题。现在最让我们担心的，当然是父亲的身体还能不能支撑到张家口。
开始大家一致认为转院是必须的，并且考虑到了一路之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比如车，比如氧气，比如提前与251医院如何联系等等。可是在谈到这些具体问题时，很多无法确定的事情又好像在佐证着转院带来的巨大风险。而不转院，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什么？我们同样不能确定。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我们在翻来覆去，就像恶补一门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明天却要考试的必修课。同时我也感觉到我们弟兄几个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紧地团结着。
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父亲的体温已开始降下来，身上也微微出了一些汗，心电监护的各项指标非常正常，只是他依然睡得很沉。后来我们决定，即便转院也是明天的事情，还没有退烧的父亲一定是不应该挪动的。说是明天，其实时间的钟摆已经滑过了今天。
7月9日
凌晨四点多，父亲睡醒了。他透过氧气面罩，声音变得比较含混，但是我听得很清。他说，我回来了。也许是太多的韩剧把这句话已经用滥了，反正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可当我现在翻开笔记本，看见了它，才感觉到这是一句大有深意的话。是啊，父亲回来了，可惜我们却不知道他刚才去了哪里。我们给他热了一个奶，他喝了奶以后精神好多了，说话的嗓门便大了起来，尽管氧气面罩捂着他的口鼻，可他的声音还是能传到廊道里去。
六时许，四哥从北京回来了。看见昔日里朝夕相处、近些年却一去不回的四哥，父亲的情绪很激动，先是装模装样地痛骂，后是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不放，和四哥说了大量的话。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也就是在“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对句联诗之前，贾府上下济济一堂，欢度中秋。为了助兴，一家人击鼓传花轮流表演节目。轮到贾赦，贾赦讲了一个笑话，最后扔出来这么一个包袱：殊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害得贾母只好自我解嘲地说，她也要去找那郎中灸一灸。
一直以来，我们弟兄几个都认为父亲和四哥最要好——这我们理解，既然天下父母心偏的多，父亲的心适当偏一下，也是非常正常的——父亲没有女儿，父亲之所以格外看重四哥，是因为四哥心细如发，殷勤的像女孩儿一样，最擅于伺候病人了。像我这样的站起来直不愣登像木头、说起话来也呕哑嘲哳难为听的，靠边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从没有因为四哥的格外受宠而去羡慕嫉妒恨，反而把这些当成了生活中的调味品，偶尔需要的时候还打趣他们一下。之所以如此，我想这也是因为我父亲仅仅是父亲而不是皇阿玛，而我们仅仅是儿子而不是什么阿哥的原因。
整整一早晨，二哥都楼上楼下跑，找熟人，他希望从贴近的人嘴里得到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为我们的决定提供佐证。最后他综合了大家的观点，向我们通报了情况。
转院251，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呼吸机。那种呼吸机叫有创呼吸机，需要经口、鼻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的方式与人体连接，以支持人体呼吸。以我的理解，它可能就相当于在人的体外外接一个机械的肺，暂时替代人的呼吸。我第一个就表示了反对意见，因为这办法科学是科学，但它对我们89岁高龄的老父亲来说一定是不适宜的，别说切开气管的外创不可能恢复，就是从口鼻直接插入一根管子，我想父亲也是受不了的。二哥说，不用你反对，我找的医生们都说，你父亲现在的情况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就是路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谁都保证不了。现在只有保守治疗，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吧。我说，那么张主任为什么希望我们转院呢？二哥反问我，你说为什么？最后大哥总结说，那就这样吧。
当然，所有关于父亲病情的讨论我们都是在病房外面进行的。父亲年岁虽大，可他的听力视力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我们丝毫不敢小觑，我们留两个人在病房里陪着他，另外两个人就出去开碰头会，生怕他看出什么来。
今天上午，父亲的体温是36℃多一点，情绪则一直很好。有亲朋好友来医院里看他，他的话就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了。我们怕他劳神费力，就劝他少说话，并且骗他说这是医生交代的，话说多了，对肺的恢复不利。可他一会儿就忘了，又说。父亲的口才就是把我们哥几个捆在一块儿，还是赶不上他。
说句题外话，其实在某种场合下，中国的传统礼仪是很不人道的，比如眼下。眼下父亲病了，他此刻最需要的就是休息，然而不能，只要他还有气力说话，出于礼貌他就得接受来人的探询，并且一遍一遍地应付着如出一辙的劝慰。
给父亲扎针的，还是昨天的那个小胖手，在扎上了液体之后，她说还得抽取一个化验的血样。于是就抽血，她抽，我们在旁边做些力所能及的辅助，动脉的血样抽得很顺利，可静脉的血样她操作了十几分钟都没有成功，针眼扎了三个，扎得她自己都手软了。父亲没有说什么，一直伸着胳膊任她摆弄，大哥的脸上却显出了恨色，出去请来了护士长。护士长给小胖手打着圆场，说老人太瘦了，再加上静脉确实不好找，所以……但是护士长一下子就抽出来了。
现在的陪床工作变得复杂起来：一是看液体，一是看心电监护仪，一是看氧气面罩，一是不时地监控体温，另外就是喂水喂水果喂饭，和接尿，有时一个人还真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分成两个人一组，另外两个人休息，如此轮流。
下午，我抽空参加了县里举行的一个征文的颁奖会，我得了个二等奖。回到病房，我的寒酸的奖品再次博得了弟兄们的哄堂大笑，不过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认为，要想将自己锻打成一个伟大的作家，忍辱负重可以说是必须具备的一个品质，应该学习司马迁，而不是学习方孝孺。所以我从来不以雅俗去区别自己与他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因为我清楚，我的心里其实是充满了对物质财富的无限渴望的。而满足这些渴望，当下，我需要依靠的是我的一双会走路的脚，而不是一双会写字的手——是的，我是沙蔚铁路的巡道工。
父亲躺在病床上一直没有发言。其实父亲是很喜欢发言的，对很多事情他都喜欢品评一番，就是躺在病床上也是一直如此。不是说现在，我是说以前，当我偶尔向父亲提起我的写作成绩或者写作构想的时候，我就发现父亲总是在心不在焉敷衍塞责；就像我父亲对我说起他刚刚看到的一些养生秘方、或者正在使用的一种名贵补药一样，我也是那么的心不在焉敷衍塞责。所以，当我读到一些作家朋友写的关于自己的父亲是如何爱戴、如何珍视自己的作品和荣誉之类的小品文时，我常常泪眼朦胧。很多年来，我们都是这样鸡说鸡话鸭讲鸭语，直到我们提起一桩历史公案或者正在发生的天下大事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互相感兴趣的某些东西。当然，同父亲说话我还是比较讲究态度的，毕竟他是父亲我是儿子，但我仍然不能保证我不激动；当然，父亲在与我说话的时候也还是注意说话的风格的，毕竟我是儿子他是父亲，但他有时候仍然显得不够宽容。这时候，我们就都不说话了。
而现在，我需要在这里，对我身上由来已久的所谓的叛逆性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深层次的自我反省。比如就在6月底，当时父亲已经病了，我回去陪了他三天，但我在给他煎中药、洗衣服、归置家打扫卫生以及看护他输液体之余，我仍然和他说了一些他不想听的混账话。父亲当时怒斥我说，“孝顺”二字，关键是一个“顺”，你就不懂“顺”吗？是的，我不懂“顺”，我就像年轻时候总喜欢叫板总喜欢坚持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才在“文革”里饱受折磨；而即便经受了“文革”九死一生的苦痛折磨，今天的他仍然心志强大仍然喜欢固执己见。在骨子里，我想我就是他的翻版。所以我不理解，他为何要强制于他的一个翻版必须与他不同？并且，还得拿出“孝”与“不孝”这样的大帽子来压制我。我想，如果我能预知今天上午我们必须要对主治医生说——我们不准备出去了，您就倾尽全力地疗治吧，至于后果什么样，我们能考虑得到，也能接受的了——我想，我是应该能懂得这个“顺”字的全部内涵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一句老诗像一枚炮弹，顿时叫我粉身碎骨。
今天下午我见到了海莲老师，我告诉她我要动笔写小说了。以前，我写的都是散文和诗歌，可是现在，我想我要写小说了。因为我认为只有小说，才能让我以“虚构”为藉口而发声。
7月10日
主治医生看来是放开了手脚，父亲今天的输液量很大，估计要输到晚上10点多钟才能结束。开药的时候她和我们商量说：根据病人需要，应该用白蛋白增强自身的抗力。医院的药房里现在没有这种药，你们如果同意输的话，可以到外边的药房去买。不过，即便药房里有，这种药也报不了。
我们说，输吧。医生说，比较贵，600多吧。我们说，600就600吧。医生很敬业，还给我们推荐了几个药房，四哥驱车径直就买了回来，果然是600，200ML，奥地利进口的，包装很精致。
同时医生还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记录出入量，就是记录病人每天进了多少水，这包括水果里的水和饭里面的水，当然这个，需要你们大致估计。你们要准备一个带有刻度的量具。出量，就是尿液，便壶上有刻度。时间和数量，一定要记清楚。还没有大便吗？我们说，没有。
量具，我们首先就想到了奶瓶。看来俗话里说的老小孩，就是这样的总要往一块凑。为了父亲早日大便，我们同时买回来一些香蕉。父亲指示说想吃一些新鲜的南方水果，四哥和我又去买了一堆。
肺炎，自然和肺有关。父亲以前是吸烟的。“玉兰的，仙岛的，哈德门的，翠鸟的”，这些上世纪四十年代飘荡在张宣大街上香烟的叫卖声，通过父亲的学舌经常回荡在我们的耳边。估计从那时开始，他就成了一个“瘾君子”。我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五六个人挤在一条炕上，我记得父亲每年冬天都要咳嗽整整一冬天，晚上睡觉时他准备一个痰缸子，天亮时就吐满了。但他依旧吸烟，买不起卷烟，他就吸那种自己在院子里种的旱烟，揉了又揉，筛了又筛，弄一小笸箩烟梗烟叶子，然后放它们在一张烟纸上，两头一拧。其实父亲受爷爷的影响，对医药卫生向来是比较重视的，在我们村里，“感冒”这个词就是父亲第一个使用的，因而曾博得村人歇斯底里的嘲笑。但是父亲对吸烟的危害仍然认识不足，也许是认识到了，但抑制力不足。
后来父亲响应政府的号召办了离休，利用政府下发的1500元安家费，在老村的后面盖了四间新瓦屋。瓦屋虽比较简陋，但当时在村里却是头一份儿。搬到新房以后，也许是心情好，也许是环境好，父亲竟奇迹般地告别了痰缸子。当然这时，他也告别了旱烟抽起了洋烟，不过不是很多。到80多岁时，父亲的烟越吸越少，后来自然而然的也就戒掉了。
在最近十几年里，父亲一年当中也免不了一次两次地住院，出现的病变都在心脏上或者肠道上，当然回回都有惊无险。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是肺。之前在西合营看病，既输液也煎草药，前后鼓捣了够一个星期，可那里的医生都是奔着心脏去的。现在看来，这在大方向上就出现了偏差。我们因此而自责——如果从父亲一发病就来到县医院，也许会好一点——县医院的医生宽慰我们说，其实也不必后悔，身上有一点不舒服就马上做一个CT出来，这一般人都做不到。
我想，如果父亲心脏的毛病是因为“文革”时的批斗与恫吓，如果他肠道的毛病是来自数年劳动教养时的掺糠的玉米面窝窝头，那么今天他的肺，还是应该归咎于“何以解忧，唯有劣质旱烟”的吸烟史去。看来，一个人即便是欠下了自己的帐，照样还是要还的，除非已经没有了还的机会。
去年父亲买了一台新的家用制氧机，叫做什么海氧之家。以前他的一台制氧机是用高锰酸钾制氧，操作很麻烦，所以他用的很少。这台新制氧机操作简便，制氧的纯度又高，父亲得心应手，因此用的也就频繁了起来。于是我们又想，是不是因为这台制氧机让父亲的肺变“懒”了呢？还是因为他几十年前的肺就受了伤，现在一下子发作了出来？这次父亲没有咳嗽，更没有痰，不像他三十年前那样。要是他能咳一口痰上来，我们还能拿去做个化验，然后有的放矢，可是他没有痰。
离休后，父亲对自己的晚景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我家的对巷住着一个老头，年轻时，他曾经和我父亲一块教过书，不过中途他不干了。他看到如今的父亲离休以后有一份比较高的薪水，不必和他似的六、七十岁了，还得卑躬屈膝地去薅地锄地欺负土坷垃，他是后悔不迭。他和父亲说，怪只怪当年的小米，实在是太少了。
老头这种看得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的思想，我嗤之以鼻。父亲说，什么词儿？不过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我说，有些糙理却是真理的，就埋在这些糙话里，为了表达的需要，我们还得顾全大意而不拘小节。父亲说，那么我们可以不表达。我说，不表达行吗？本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还是大体一致的，可不知缘由地又很快产生了分歧。父亲和我都是绵里藏针，针尖麦芒。
我曾翻阅过下发给父亲的一本《蔚县教育志》，上面除了记着爷爷和父亲的名字，同时也记下了蔚县1948年重获解放时初小教师的经济待遇：当时实行薪米制，每人每月70—100斤。到1951年，方增加到人均170斤。我算了算，就顶父亲当时挣得多，是100斤，父亲这100斤米却要供奶奶、母亲、大哥和他四个人吃，平均每人每月只有25斤。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才只解决了米。看来，“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倒是当时的人民教师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教育志里，我还发现了这么一段话，载录于此：“整风反右”运动中，有77名中、小学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师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多人被批斗。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有120人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致使1人自杀，4人自杀未遂，15人开除公职遣送回乡，1人记大过，78人被停止工作。
而父亲，分别在这77人、120人、78人当中。我不知道住在对巷的这个老头，他是不是也羡慕这个。
今日，父亲总入量为2320ML，总出量为3350ML。
不知什么原因，今天主治医生将消炎药换成了夫西地酸。除了大量的能量，还有血浆，200ＭＬ。
为了方便，也为了清静，二哥一入院就将1413病房包了下来。病房里一共两张病床，父亲用一张，另一张床我们轮流休息，脚打脚可以睡两个人。四哥身体臃肿，他就自觉地拉了一条褥子直接躺在地上。顶窗开着，可病房里还是热，于是四哥干脆裸了上身。等四哥睡熟后，我就赶紧拿一块床单将他蒙住，我倒不是怕他受了贼风，主要是我看见他那一堆肉，我就觉得更加的热，甚至于烦躁。
每天上班后，护士长会领着一帮护士来查房，她们队列整齐，像清宫里的嬷嬷一样飘然而至。她们要求我们将病房收拾的井井有条，物品搁置的整齐有序，我们只有唯唯诺诺。可等她们走了之后我才敢抱怨：我们是来住院的，又不是来接受军训的。
陪床的工作紧一阵儿，松一阵儿，闲下来的时候，我照样在发呆。当我呆呆地注视着1413病房房门上红色的“1413”时，我忽然想起了这个“13”是多么的不吉利。看来世界人民并没有冤枉它。
和我可以称作笔友的、经常往来的业余作家惠惠，恰好是县医院的护士长之一，想到这里，我第一次因为“迷信”去求人了。惠惠比我年轻十多岁，平时张口闭口都以“老师”称呼我，是很谦虚很平易近人的一个人。其实我是很讨厌“老师”这个称呼的，当然，我并不是讨厌“老师”这个职业，科学地说，我是讨厌“老师”这个称呼用到我身上，因为我名不副实。一者，我是工人；再者，我没有去给人家传道授业解惑；可我又不能明说。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家不分长幼都互称“老师”，我自己是不能违反大家这个约定俗成的规矩的。
扯远了，我主要是想说，真正的老师是我的父亲，他现在正躺在病床上，可没有人把他当成老师。就连一个个油光水滑的小护士，也都在直呼他的名字。
但是惠惠没有给我这个面子，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这么一个小事情，她也没有给我面子。惠惠说：这个就要看你怎么去读了。2014年1月3日，那不是情人的表白日吗？“1413”，就是“一世一生”。“一生一世”怎么了？在这个场合，要是叫我理解，我倒情愿将它理解成“亦死亦生”，至于是生是死，就要看你老父亲的造化和你哥几个的孝心，这才是一个问题……和换病房有关系吗？
我也没有想到那个写起散文里情意绵绵的惠惠，面对生死却是这样的客观与从容。也许，作家与表演艺术家本来就是一码事，我记得有一个外国作家就是照着镜子写作的。
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回到病房，我看见父亲的表情格外严肃。我屁股还没有坐稳，我父亲就对我最近几日的表现进行了批评，并且很不客气。父亲说，五儿啊，自从我躺在这里，你就是踅踅抹抹推推抗抗，你就不愿意到我的近前来，给我擦擦脸，擦擦身，和我说说话，你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你知道咱们村大黑狗她娘是咋死的？那是儿孙不管蹴在灶火旮旯窝死的。你也想叫你爹窝死在那里你落个骂名千古么？你读百家书，你识千家字，你就不懂这“忠孝”二字咋写吗？你口口声声说你四十多岁了，你啥都知道了，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虫！
以前我也挨过父亲不少的骂。在我们面前，父亲一直就是一个严父的形象，在许多原则问题上，父亲是有着绝对尊严和绝对权威的。而父亲采取的教育方法和管理手段，却又是循循善诱水到渠成的那种，像现在这样被父亲口不择言地骂，我还是头一回挨。骂的我简直是无地自容。好在病房里没有外人，如有外人，还以为我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衣冠禽兽之徒。
二哥赶紧解释，说，陪床这个事儿和干别的工作一样，能干个啥就干个啥，咱们一天三顿饭，哪顿饭不是老五去食堂买的？儿子多了就是这样，爹嫌他拙手笨脚，又想叫他在跟前做着做那，也不合适，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是咱们家的传家宝吗？
父亲说，不会的可以去学，不能不会做的、做不好的，就不去做。一个人一辈子什么事儿不历练？我看你和他一样，也是个糊涂虫。
二哥嘴角一歪，笑了。
从二哥的莞尔一笑里，我看出了父亲此时的偏激。我想，这个老人政治真是不可靠，父亲如果现在是一个封建帝王，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昏君暴君。自父亲住院以来，我是忧心忡忡心急如焚，跑前跑后夜不能寐，不成想竟给父亲落下了这么一个坏的印象。唉！
或许这和我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在单位里我也是这样，经常把单位里的事儿当成家里边的事儿，心眼实的基本上就没有眼儿，可还是落不下领导的好。现在是我给家里做事儿，做得好也罢，不好也罢，只要我尽了力，就应该没的说，可是我的所作所为在父亲的眼里还是什么都不是。父亲都如此，我还会指望别人么？我好失败！看来，一切真的是与我的性格有关，而与这个犹如鸳鸯蝴蝶的花花世界无关。
蓦地，我觉得好冷，也像发了烧。
总的来说，父亲今天的气色好多了。总入量为1330ML，总出量为3000ML。为了保持体力，我们决定大哥二哥回家睡，我和四哥夜间陪床。
7月12日
过了晚上12点，父亲输完液，吃了，喝了，然后就睡了。四哥叫我先睡两小时，醒来再替他。于是我就睡了。可我太困了，没有按时醒来。四哥不忍叫我，他熬不住，趴在父亲的脚边也睡着了。凌晨4点钟，父亲醒来了，大声说尿尿，我俩才慌慌张张地醒了。
这时我显得非常狼狈，就好像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情被人逮了一个现形一样。看来父亲昨天的谈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给我们及时敲响了警钟——大黑狗她娘就是这样死的！于是，我暗下决心，这样的事情真的再也不能发生了。
一大早，大哥二哥上班似的准时来到病房，父亲便将昨夜我俩当班睡觉的情况向他俩进行了通报。同时父亲委婉地表示：看见四儿、五儿睡着了，我很高兴，我也不忍心把他俩叫醒，可是，我当时觉得太孤独，太无助了。至于尿尿，我倒是可以直接尿在床上。
今天上午，蔚县作协邀请商震老师和师力斌老师在国土局会议室举办《诗刊》、《北京文学》走进蔚州名家讲座活动。按说父亲染病在床，这样的活动我是不方便去的。但二位老师在圈内的知名度真的太高了，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年用来读书呢？
于是，我战战兢兢地向父亲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急慌慌从医院里溜出来听讲。而此时父亲已经七天没有大便了，他本来就有肠梗阻的毛病，因此我们都很担心。早晨我们向主治医生说，是不是可以用獾子油试一试，父亲以前曾经用过的，很管用。医生说，还是口服甘露醇吧，也许更管用。
两位老师的演讲很精彩，大家就是大家，不服不行。只是我很不满于席间文学爱好者的素质，有吸烟的，有嘈嘈切切错杂谈的。我在心里暗暗地骂：又不是谁逼着你来的，真是何苦。而我，似乎同样听不到心上，脑海里不是忽闪着父亲躺在病床上的画面，又不是谁逼着我来的，我这是何苦！讲座结束，两位老师则与我们亲切合影。
甘露醇有晶体析出，需要我们用热水浸泡帮助溶解。中午父亲喝了100ML，到下午便有了感觉，因为不能下床，我们在床上铺了几层卫生纸，等候父亲出恭。可是他的大便太干燥了，只看见一个头，就是出不来。四哥真不愧是高级护理，他用筷子一点一点的往出拨，终于拨出一个粗粗长长的黑色的惊叹号来。而父亲却像一个虚耗的产妇，大叫着说，慢慢地，慢慢地，千万不要用筷子扎破了我的直肠！四哥说，慢着咧，慢着咧。出来啦，出来啦。
但是惊叹号显然不是结束，里边应该还有破折号。二哥倒是对陪床有些研究，他取来一个大号的注射器，从用过的输液器上截取了一根长长的管子，他将管子套在注射器按针头的地方，粗细正好，然后吸了满满一管子甘露醇，示意四哥把这根管子慢慢地从父亲的肛门塞进去，尽量往里塞。等塞够大约半米长了，二哥用力挤压注射器，把一管子药液全力推进到父亲的直肠里。而大哥此时则用一只手轻轻地怀柔着父亲的小腹，就像我小的时候肚子疼母亲帮我揉肚子一样。这时的我，正如父亲经常嗤之以鼻的废物点心一般，只好站立一旁扯卫生纸，或者慌慌张张地跑进洗手间拿来废纸篓，或者手足无措地发呆。哎！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还是个赖书生。
二哥这一招还真是高明，四哥将输液管拉出来的同时，药液就鼓动着流了出来，带着一些黄色。然后如是者三。父亲一次比一次激情澎湃，到最后竟能自主大便了，我不停地撕扯着卫生纸，四哥是不停地擦，不停地垫，搞得我们是手忙脚乱，累得我们是满头大汗。终于战斗结束，而大哥不知何时已经买回来了纸尿垫，四哥托起父亲干瘦的臀部，将纸尿垫给他衬在下面。
父亲问，拉了多少？我说，估计足有二斤。父亲笑骂道，这个东西有论斤的么？除了说怪话，你是啥也不会。
我说，会，我会买饭。为了庆祝老爹大便通畅，我们今天晚上小酌一杯。父亲说，酌吧，酌吧，这几天你们也辛苦了。
听见父亲纡尊降贵地说出了一句感谢的话，我一时觉得甚是感动。
今天父亲的总入量为1220ML，总出量为1750ML。还输了一支白蛋白。主治医生说，就这样一天白蛋白一天血浆地输吧。我们说，行。
（待续）
耿森荣往期作品回看：
小编手记：
对于文学，我们常常强调要有真情实感，那是因为文学是一门情感的艺术，一篇文学作品，无论其词藻如何华丽，技巧如何精湛，如果缺乏了真情实感，那就是干瘪的，少血无肉。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文学作品中情感的表现并不是简单的呈现，不是说把内心所有的情感忽通一下子倾泄出来就是好，事实上很多时候情感要讲究“节制”，不能让人一览无余，这样的情感宣泄或许痛快，但与艺术毕竟远了些。我们读文学作品，一是读文字，二是读情感，三是读思想，这是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必备的几个层面。耿森荣的散文，平台发了不少，我以为他的散文有几个特点：一是语言好，用语准确，有乐感；二是有情感，是从内心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三是有思想，充满生命意识。比如这篇长文，写父亲住院的十几天时间，就饱含了作者的真情，这种真情流于平静的叙述文字中，更能让我们体味到一种亲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一种生命意识，是作者在叙述亲情时对生命的一种叩问。因此，我们准备分三期连载这部作品，期望引起您的共鸣！
作者简介：
耿森荣，男，1971年10月生于河北蔚县。河北散文学会、张家口市作家协会会员，《长城文艺》签约作家，蔚县文联会刊《雪绒花》杂志编辑。现供职于河北沙蔚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曾在《散文风》、《辽河》、《长城文艺》、《浪花》、《张家口广播电视报》、《张家口文化》、《涿鹿文艺》、《雪绒花》、《蔚州文艺》等报刊发表诗文多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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