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放映20年：他们是放电影的“游击队”

▲瓢虫映像和清影放映举办的纪录片《大路朝天》放映交流现场。

民间放映团队作为商业院线的最大补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发展很快。它们依托艺术馆、咖啡厅、酒吧或者书店，传播着大荧幕之外的独立影像。而伴随它们成长起来的一批批观众，已然成为独立电影及纪录片最大的簇拥者。而这些民间放映志愿者得到的，是每次看着光影穿过观众，一排排脑袋伸出椅子靠背左右晃动时的美好感觉。而问题在于，要维持这种美好的感觉并不容易。

两个民间放映团队的乐与路

作者/潘俊文

北京706青年空间的放映厅位于一栋住宅楼的最顶层。中午强烈的阳光带着热气穿过窗户和墙体，使得整个放映厅又亮又热。

一位观众抱来一床被褥将玻璃墙射出的光线遮住，还有一些观众不停地走到空调边问“如何将温度调到最低”。放映员为了调整投影的呈像，一次次站到椅子上单手托起挂在天花板上的投影仪，像极了“董存瑞”。

一个夏末时分的燥热中午，瓢虫映像全国志愿者聚会开始了，他们观看的是邱炯炯导演的纪录片《痴》，一部长达336分钟的超长纪录片。

▲瓢虫映像志愿者北京聚会，纪录片《痴》放映现场。

谁也不能要求谁

瓢虫映像成立于2012年，是由纪录片爱好者志愿组织，致力于发现和传播纪录片的独立放映机构。“真实从不曾失去力量”， 是它的信仰。

瓢虫映像最初是由“北斗”孵化的摘星星青年沙龙，基于北斗在国内广泛的影响力，得以在多个城市迅速落地并组建团队。目前，瓢虫映像在全国11个城市设置放映点，截止2016年9月已进行了近500场纪录片放映。

从2013年开始，瓢虫映像每年暑假都会在不同城市举行全国志愿者聚会。作为负责人之一的杨侑，每年都向公司请假前往。今年的聚会地点是北京，他和两名志愿者从成都乘坐25个小时的火车提前一天到达。

志愿者们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自由选择交通和住宿，但瓢虫志愿者多以普通白领和学生为主，大家通常都会选择一起乘火车、住青旅。北京聚会之前，杨侑建了一个微信群，方便成员间交换信息，一起订车票，找住宿。 

来自全国不同城市的志愿者将这次聚会称为“网友见面”，因为团队内部即使经常交流的志愿者之间也几乎没见过面。杨侑深知这种见面的重要性，“靠热爱和情感维系的志愿者团队，聚会是建立情感的最重要方式”。

▲瓢虫映像广州全国志愿者聚会。

瓢虫映像与一般民间放映团队不同的是，它的放映同时在多个城市进行，因而也面临更多的困难。志愿者平时所有的沟通仅限于电话和网络，随之而来的拖延、质疑、不满等总是不可避免。

各城市放映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很让杨侑头疼。三年前，西安站放映负责人迟迟没有反馈放映现场的照片、问卷等资料，“催了大半年”也不见回应。杨侑和选片小组商量决定撤掉该负责人的职位。这是自瓢虫映像成立以来开除的第一个志愿者，杨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不过在放映团队内部却没有掀起半点波澜。当事人没有任何表态就从团队“消失”了，各个城市负责人也依然要一遍又一遍的提醒和催促才能完成活动放映。

比起拖延，各地志愿者对杨侑“独裁”、“从中捞好处”的质疑则更让他难受。2013年在成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志愿者聚会上，各地负责人认为杨侑掌握片源，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各个城市只是简单地执行放映，“很不公平”。

一场关于“权利”和“自由”的争执让杨侑感受到负责组织放映的艰难。志愿团队的本质是，“谁也不能要求谁，谁也不能指点谁，做什么全凭自愿”。但是活动要顺利进行，没有人去约束，去指挥是不可能的。志愿者之间的协作成为瓢虫映像最大的挑战。

之后杨侑和大家商量，将瓢虫映像分为以选片、放映、推广为主的三个团队，又根据各个放映点的志愿者人数将其分为A组、B组、C组，好让团队里的每个志愿者都有事可做。 

但是好景不长，团队志愿者的流动性太大，总共2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实际负责活动执行的人，每个城市从1、2个到10个不等。 

每个周六的下午

在瓢虫志愿者观看《痴》的同时，距离706青年空间两公里的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正在放映美国纪录片《面具之内》。100多人的大厅稀稀拉拉坐了40余人，独自站在大厅后面的李莹在黑暗中看上去有点孤单。

李莹是清影放映的负责人，从2012年坚持到现在，目前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李莹每场放映都会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达现场，检查放映设备，检查片源，迎接导演和嘉宾，为咨询放映场地的观众指引路线。

观众多的时候她站在最后，观众少的时候她坐在放映台的电脑前。“这和电影院一样，我经常一句话都不用说。”李莹每次看着光影穿过观众，一排排脑袋伸出椅子靠背左右晃动时总感觉“十分美好”。

▲瓢虫映像纪录片《独生》放映交流现场。

清影放映是瓢虫映像之外又一个稳定的纪录片放映组织。自2009年创立以来，清影放映扎根北京，依托清华大学，以学术活动的形式开展纪录片放映活动。截止2015年已完成370余场放映，邀请近200位导演到场与观众交流。

每年除了春节放假的两周外，清影放映会在每个周六下午放映纪录片。其中，场地是清影放映面临的难题。不久前清影放映刚从文津酒店的放映厅转移到清华大学内，然而因为暑假期间找不到负责老师签字，清影放映的活动暂停了3周。“这是我2012年接手清影放映以来最长的一次活动暂停。”李莹说。

与瓢虫映像志愿者众多相比，清影放映很多时候只有李莹孤身一人，有时也会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志愿者。不过，毕业于清华的李莹知道清华学生平时学业压力很重，所以能自己完成的工作，她基本不会麻烦志愿者。“这几年，每个周六下午，我都固定留给了放映，”李莹说，“放映这么长时间，什么问题都遇到过，所以一个人也不是那么难。”

为了保证每年稳定放映50余场纪录片，清影放映的最大困难是片源。清影放映的三分之二片源来自导演授权，三分之一会通过合作方间接拿到版权。目前清影除了自己放映，也帮助很多纪录片影展落地。李莹和杨侑在2014年商量，将瓢虫映像北京站活动与清影放映合并，一来增加观众，二来资源互补。

拿到片源后，审片对于工作繁忙的李莹来说也很头疼。有次放映一部荷兰的纪录片，因为太忙，李莹没有提前审查，结果放映时出现了大段的裸露镜头。“还好当时没有未成年人”，李莹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现场尴尬的情景。

民间放映就像游击队

目前，像瓢虫映像和清影放映这样游走在各个城市的民间放映团队还有很多，它们依托艺术馆、咖啡厅、酒吧或者书店，将大荧幕之外的独立影像传递给观众。在国内，由于艺术院线不完善，民间放映组织作为商业院线的最大补充，近年来发展很快。

“可以通过哪些渠道看独立纪录片？”是知乎上有关独立纪录片问题中关注人数最多的条目。答案基本覆盖了近几年比较活跃的民间放映团队：瓢虫映像、清影放映、一亩三分地、长沙66号放映室、天津影迷幼儿园、新月哈尔滨独立纪录片放映社、齐放民间放映联盟等。

独立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不易，完成后寻找传播渠道也同样困难。由于独立纪录片题材边缘、敏感，早期的独立纪录片唯一能登陆大银幕的机会，就是去国外参加电影节，与纪录片内容最贴近的中国观众却无缘得见。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中国独立电影的兴起与发展，民间放映团队开始出现。1996年上海电影101工作室成立，它被认为是最早的民间电影组织。2000年北京实践社、广州缘影会相距成立，独立影像逐渐进入公共空间，让更多人了解。

王小鲁《实践社往事》一文，还原了实践社放映《江湖》时吴文光的心情，“简陋昏暗酒吧，支起一个小投影仪，投影打在长宽100公分的银幕上，我已经觉得很天堂了。观众密密麻麻的，很多没有座位，我在黑暗中站着一起看完片子，听着片子里的河南方言在中国的一个公共空间响着，心情比在不久前的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放映还愉快。”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有几十个民间放映团队，上海、广州、南京、成都等城市，民间放映团队的数量也十分庞大。这些放映团队大多由电影爱好者组成，零经费运作，放映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它们中部分专注于独立纪录片放映，另一部分则兼顾独立纪录片和独立剧情片。

▲瓢虫映像举办的纪录片《筑巢人》成都站现场。

从1996年第一个放映团队成立到现在的20年间，一批批放映团队和独立影展相继成立又陆续死去。对于以爱好为出发点，由志愿者构成的民间放映团队来说，不论是成立、壮大、衰落、解散都伴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坚持和选择。从最初到现在，独立电影的环境始终没有可观改善，但民间放映团队已经在很多城市生根发芽，伴随它们成长起来的一批批观众，已然成为独立电影最大的支持者。

“电影院是正规军，民间放映团体就是游击队。电影院有院线和影厅做根据地，民间放映团体就是扛着放映设备当枪、拎着片源当炮、走到哪儿放到哪儿的散兵游勇。中国电影的输出环节，需要正规军完成大任务，也需要游击队做有机补充。”豆瓣网友不仅把民间放映比喻为“游击队”,还认为这将是“一场艰苦卓越的持久战”。 

没有市场就没有权利

下午4点半，清影放映的《面具之内》观影结束，李莹和几个热情的影迷在交流影片的观后感。706青年空间《痴》的放映时间也已经跨过3个小时，走掉了大半观众，留下来的部分观众将凳子换为带有靠背的椅子，有人甚至直接坐到了地板上，

观看336分钟的《痴》对于瓢虫志愿者来说是“机会难得”，但对于普通的观众“确实有点长”。瓢虫映像和很多学术放映团体不同，杨侑以“纪录片观众的增量”为目标，他坦言， 他和志愿者们也是在一部部纪录片的放映中培育起来的。

▲瓢虫映像组织的纪录片《边城》南京放映现场。

在国内，独立纪录片因为管控、版权、伦理等因素，大多数拿不到“龙标”进行院线放映。杨侑在一次以“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放映与传播”为主题的分享中提到，国内独立纪录片“基本没有市场”，导演、市场、放映机构是分割的，彼此遥望却互不了解。民间放映团队和独立影展成为国内独立纪录片仅有的传播渠道。

“所有独立影展和民间放映加起来全年触达的观众不超过10万人，而且包括瓢虫映像在内绝大多数都不是付费观众，加上纪录片创作深入个人生活导致一系列电影伦理问题以及政策管控，基于这些现状谈市场尤其搞笑。”杨侑说。

在李莹记忆里，曾经有一次放映活动中只有三个观众，包括她自己在内。她认为，“好看的纪录片太多，但就是看不到。没有观众，就没有市场，在市场经济下，没有市场，就相当于没有权利。”

由于没有国家颁发的放映资质，像瓢虫映像、清影这样的放映团队，无法进行大规模宣传，只能通过豆瓣、微信、微博等公共平台上推送活动消息。他们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主动与外部合作。

最近杨侑和良友合作发起了“华语纪录短片的征集和展播计划”，入选的影片在多个城市展映，获得导演和观众的一致认可。“更多人知道瓢虫映像，知道如何看到独立纪录片，不过来自相关部门的麻烦也就更多。”杨侑感到很无奈。

杨侑所在的成都放映站，曾经遇到过三次“突袭”检查，放映活动中途被勒令禁止，然后疏散观众。“我们以文化活动的形式申办活动，放映是学术交流、公益性质的，可以播放没有放映许可证的影片。但就算这样，还是经常被抽查。”

“我关注了很多影展和放映团队的微信公号，很多不知不觉就不再更新信息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就消失了。”杨侑说他尽量不去想瓢虫映像的未来，“如果哪天死了我也没办法。”

近年国内多个独立影展被叫停，民间放映团队也风声鹤唳。李莹细数北京的民间放映团队，她发现“最近又死了一批”，当时一起成立的高校放映团队也只剩下清影放映了。 

“未来有两种可能民间放映会消失，一是艺术院线完善，观众可以到影院买票看纪录片，回馈导演；二是凛冬将至，那也就不只是放映团队了。”李莹说，“现在放一部是一部吧。”

晚七点半，当五道口的夜色爬上20楼放映厅时，持续近六小时的放映终于结束了。观众们疲惫地走出放映厅，不时用手拨弄粘在额头上的头发，整理被汗水浸湿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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