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大路朝天”之后还有一句“各走一边”，他想用这个标题突出各个阶层的分裂和对立。“对规则的漠视、对人的权利的不尊重，其实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地附和在那个巨大的洪流中。”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作者：小黑 胡不丢
来源：常识
最后一次见张赞波，是他离开台湾前一天的中午，在捷运忠孝新生站出口旁的汉堡店里。
他排进点餐的队伍里，半天才同意把他的黑色双肩包卸下来给我，点了一份套餐和一杯百香果绿茶，套餐归我，绿茶归他，是第一天见面时他点的那款。
黑色双肩包里塞了一个大纸袋，装着台北纪录片影展发的各种纪念品，还有一袋被撕开了口子的肉干，是别人送他的礼物，他把整只口袋送给我，“对不起哦我打开尝了一下那个肉干……”
走出门告别的时候，他问我要赶回去上什么课。“魏晋南北朝文学。”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自由。”他挥了挥手。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赶去听了他喜欢的课，他则去赴了一场他未必很喜欢的论坛。晚些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他的照片，拿着“华人纪录片首奖”的他，脸上读不出特别的情绪。
“有时候人是相通的吧”
《大路朝天》的展映当天，张赞波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从柏林飞到台北。
六天后，影展行程结束，张赞波又要赶回欧洲，回到希腊与马其顿边界，继续一位艺术家朋友邀请进行的新纪录片拍摄项目，这一次，他将镜头对准滞留这里的中东难民。
有时难民营禁止媒体进入，他就化装成难民、在车上吃睡，逃避警察的搜寻，一旦被发现，就借口去撒尿而藏到田野里。
难民营里，他遇见用蚊帐将两个孩子包裹起来防蚊的母亲，结识了小男孩默罕默德，小男孩硬塞给他一包花生米充饥，另一个小男孩，因为踢坏了足球而哭泣，他便买了一只新足球送给他……
后来，张赞波又辗转找到送他花生米的默罕默德，向他道谢，小男孩睡眼惺忪地从帐篷里走出来，和他拥抱。
一张照片里，他单膝着地蹲下来，和身边五岁的叙利亚小女孩Farah一样高，Farah的手搭在张赞波的肩膀上，两人像一对兄弟。
他曾担心过沟通问题，但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是难民中的一份子了，原来所谓的“难民”，变成了身边一个个性格鲜明、来历迥异的朋友，他能说得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家人和过去。
▲张赞波和难民营的孩子们
通常，只有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国际媒体才会来难民营一两天，但张赞波却曾连续约三个月与难民生活在一起，贴身记录下他们从早到晚的生活。这份用时间打磨出来的信任完全打破了隔阂，即使语言不通，他的拍摄也几乎不需要翻译的协助，“有时候人是相通的吧”。
到欧洲之后，难民问题的严重成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但不管是欧洲还是国内，这样一件“这个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却为大多数人所忽视，“世界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却视而不见，”张赞波忍不住爆了句粗话，才继续说，“只不过这好像跟中国没关系，但我觉得人类还是一个共同体，不是你是中国还是哪。”
背井离乡的难民之外，张赞波记录下的，也多那些身处边缘上、阴影中的人：《天降》里，被火箭残骸砸中而殒命的少女，《大路朝天》里，为公路建设让路而寄居棚屋的老人……
正如台北国际纪录片影展给张赞波的颁奖词所说：导演张赞波埋身体制内做第一手观察和调查，以圆熟的艺术表现和深刻探索，凸显中国现代化的阴影。”
“就我一个人”
第一次见张赞波，在台北国际纪录片影展的放映厅里，安置了几十排的放映厅几乎座无虚席。放映结束，已近午夜，张赞波还是被观众团团围住。他边往外走，边应答跟在旁边的观众，目视前方，几乎都用短句。
第二天早上再见时，他还是牛仔裤、棉布短袖和黑色双肩包的搭配。他走路很快，同行的人经常要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赶，才勉强追得上他。
吃饭的中式餐馆里放着节奏很强的背景音乐，张赞波点了去年吃过的套餐，“你们点，我来买单。”谈话在筷子起落间进行，张赞波有时埋着头简短地说完，有时主动打破沉默，放下筷子抬起头，一讲一大段。
“用三年时间拍《大路朝天》，几乎没有人知道你，不会孤独吗？”
“知道了就不孤独吗？知道了就有人帮助我吗？我也不需要帮助，就我一个人。”
▲《大路朝天》在TIDF的放映现场
2010年3月，通过朋友的介绍，张赞波进入湖南省溆怀公路第十三项目部，项目部驻扎在一个叫中伙铺的村庄。这里，是当年中国近十万高速公路中的一小截，跃居世界第一的公路里程数里的一个小点。
项目部的进驻给村子带来了庞大的挖掘机、操着各地方言的工人和包工头，还有围绕公路各方的利益纠葛，以及平静生活的戛然而止。
张赞波带着一台旧摄像机潜伏进工地时，为了避免被人认出，化名“张赞”。常有人打听他的来意和立场。“中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你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应该有人记录下这些。”他的立场很官方，没有谁会怀疑。
除了不领工资，他和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
就这样，“张赞”潜伏在工地上，近身观察因高速公路建设而起的对立与纠葛：项目公司与官员之间的红包往来，为推土机让路的寺庙、坟墓和古树，纠纷斗争中被砍断手脚的民工，漫漫无期的工资拖欠……像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一样，高速公路上的一个点，被他拓展成一个面。
“我不想做一个线性的故事，想做一个全面的、散点透视的。”
他用“肉搏”来描述自己贴近拍摄对象的创作状态，“就像一只癞皮狗一样，咬住一个东西就不会松口。”
晚上，他才锁住房间一个人待着，从“张赞”变成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把白天的拍摄记录下来。偶然有人闯进房间，他就赶忙把笔记本塞进抽屉里锁住，有人怀疑，就只能假装不好意思地解释：“看片儿呢。”
前两年，他只是做简单的拍摄笔记，拍了两年之后才开始正式写《大路》：“两年之后，那些正在发生的我赶紧去写，先把正在发生的写下来。两年前久远一点的，我翻出素材再看，又是活生生的(故事)。”
这些在工地宿舍偷偷摸摸写成的文字，最终汇集成近三十万字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在去年的台北国际书展上，这本书获得非虚构写作大奖。90分钟的纪录片中被裁剪掉的故事和情绪，在这本书中得到释放。
三年多时间，张赞波一个人闷头完成《大路》，他瞒着工地里的人，也没给几个工地外的人说。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独立纪录片导演之间会经常交流吗？”
“我现在不太喜欢和他们交流。我觉得人还是要独立吧，一旦形成一个圈子，一些不正常的问题就会慢慢出现。”
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写了十多年诗的文艺青年张赞波进入长沙电信工作，工作固然稳定，稳定得能看到自己二十年之后的生活，但这种可预知性却是他避之不及的。2001年，张赞波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剧情片方向，却因为一部《天降》走上了独立纪录片这条路。
虽然被称为“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却与一些所谓“独立圈”的人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的“独立”只是“一种姿态”，只是“他们进入体制的一个捷径而已”。一旦体制向他们敞开大门，他们就会很高兴地投怀送抱。
“这样的人太多了，在中国。”他说。
住在北京的时候，每次经过北京电视台，张赞波都会“觉得特别压抑、悲哀”。在他看来，他们虽然也播纪录片，但“都是那种什么《故宫》之类，对现实问题完全采取一种漠视，或者完全选择一种逃避”。他并不认为自己排斥商业和娱乐，而排斥的是“受意识形态控制的娱乐”。
“您觉得有沟通的可能性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毫无可能，”他没有停顿地回答，他觉得中国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很多，但“在这种体制下，所有的人就都变成这样，就像《大路朝天》里面，所有人都是被裹挟了”。
“大路朝天”之后还有一句“各走一边”，他想用这个标题突出各个阶层的分裂和对立。“对规则的漠视、对人的权利的不尊重，其实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地附和在那个巨大的洪流中。”
▲大陆版与台版《大路》
大陆是大路最应该去的地方
在台北国际纪录片影展，《大路朝天》是展映的纪录片中少有的售出全部影票的作品。
放映后的互动环节上，张赞波说：“谢谢大家，没有想到这么晚了还能有这么多人来。”说完，又忍不住开玩笑:“在大陆，我的活动一般也都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比较安全。”观众哄然大笑。
有观众问他，那些很厉害的镜头是怎样拍摄的。
挖掘机铲起村里的坟墓，行贿受贿的红包往来就在镜头前发生，施工不达标的惩罚机制被简化成一场场公关，张赞波都一一记录下来，并让它们密集并直白地重现在影像之中，这或许是观众所说的“厉害”之处。
“不是我厉害，而是中国的现实本身就是如此。”张赞波平静地回答。
《大路朝天》在韩国放映时，一位中国女留学生看哭了，“中国特色”的现实呈现在韩国观众面前时，周围的嘲笑声和她的哭声混杂在一起。张赞波后来在微博上评论：“韩国观众从电影里所看到的黑色幽默，对于自己的同胞来说，就是羞愧与阵痛。”
“在大陆之外放映《大路》，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于是就有了这个问题。
“有，其实特别难受，把这些丑陋的东西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看。我并不是要拍一个丑陋的中国给外边的人看，我心理上其实很难受。”
《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通过台湾八旗文化出版之后不久，简体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在大陆出版。听到这个消息，八旗文化的总编富察对张赞波说：“很好，这是这本书最应该去的地方，最应该面对的地方。”
出版简体版时，原来的标题“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改为“高速公路的工地纪事”，原因是原来的标题“倾向性比较明显，在大陆的环境中肯定不合适”，除此之外，“书中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也做了删减”。尽管如此，出版不到三个月，这本书还是被迫下架。
尽管寿命不长，这本书在大陆还是形成了很大的反响。除了获得了当年“新浪好书奖”第一名，还引起了很多普通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在此之前，张赞波觉得很多人不会关注他记录下的这些现实，但这本书在大陆的传播纠正了他的看法。“之前之所以给我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没有渠道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一旦我的作品出来，反响就超过了我的想象。”
台北国际纪录片影展之前，《大路朝天》在大陆完整的放映只有两次，其中一次放映由瓢虫映像和清影放映合办，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场地，挤进去了三倍观众，连放映设备的电线都被踩在脚下。
书的出版为纪录片带来新的观众，他觉得“这样也挺好的，给没有接触过的人看一看，而不是老是给那些喜欢独立电影的小圈子看。”
在这本书打开的新的空间里，“能影响到他们，引起他们的讨论，哪怕是骂我的，”在他看来都是好的。
现在，《大路朝天》已经走过香港、台湾、美国、韩国、新西兰……最近一次放映也在长沙举行。长沙的活动结束后，他发微博说：我不喜欢“带着镣铐跳舞”这个词，热爱跳舞就好好跳，哪怕跳完了再带着镣铐都行。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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