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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烧了吗?

后窗工作室 凹凸镜DOC 2019-04-16



战地记者埃德·鲍尔形容人们庆祝巴黎解放时的盛况:“要用言语来形容今天的巴黎,就像用黑白两色来画沙漠的日落。”



巴黎解放这天,1944年8月25日,希特勒在狼堡里气急败坏地连问了三遍:“巴黎烧了吗?”

 

当然,巴黎没有烧。

 

“巴黎值得死掉二十万人。”策划发动起义的罗尔上校说。他相信,法国共产党将带领铁蹄下的人民成功起义,哪怕是毁灭巴黎。

 

流亡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将军却绝对不允许这样的起义发生,那样他将失去对法国的控制。

 

就在解放前的两天,希特勒则要求所有与巴黎有关的人:“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

 

驻巴黎的德军最高指挥官肖尔铁茨早已在全市各处埋下了炸药。

 

而盟军则计划延缓巴黎的解放,因为维持巴黎需要八个作战师以及耗掉掉整个欧洲战场全部军队四分之一的油源,这让戴高乐恼羞成怒。

 

怎样描述这样宏大而错综复杂的斗争?《巴黎烧了吗》一书堪称典范。


两位来自美国与法国的记者历时三年完成,采用了536个人的亲身经历,他们来自于800多人的采访,包括艾森豪威尔、戴高乐的高级助手、肖尔铁茨本人、以及法、美、德军的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此书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

 

一经出版,即成世界新闻史的名篇。

 

而它最为著名的就是散见全书各处的细节,密集而流畅,令人击节。诸如它用了十七页的篇幅来写巴黎人对解放者的欢迎场面,有名有姓的人达上百人之多,可以说相当奢侈。

 

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那是忌讳。他们用强悍的观察,辛劳的采撷,以及精妙的剪裁,让流动的细节构成宏大的叙事。语言、动作、神情、起因、经过、结果都可能粉饰,但细节不会撒谎,直指人心。

 

两位记者的名字叫做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有人说,新闻只是历史的底稿,他们让新闻成为历史本身。


文 | 拉莱·科林斯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美军解放巴黎。


以下片段节选自《巴黎烧了吗》

已获译林出版社授权转载


 君子


盟军攻占巴黎前夕,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开始撤出这座城市,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住在帝国饭店的一个军官把窗帘扯下来塞进手提箱,说“以后要用它做衣服”;佛罗里达饭店里的一位中尉用电话线捆好一摞床单后,想了一想,把电话机也拿走了;在拉马丁广场,一群德国通讯兵在邻居的注视下运走了几头养在花园里的猪。


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他并不由衷的接待”。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力、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学问


法军第二装甲师的“西蒙号”坦克在攻占星形广场。指挥员保尔·基尼翁中尉用战地望远镜看准一辆德军坦克,向炮手罗伯·马迪宣布射程:一千五百米。马迪校准大炮上的瞄准器的射程后,犹豫了一下,没有告诉基尼翁,便将瞄准器又转了三格,把射程定在一千八百米——马迪是巴黎人,他记起自己很久以前在法国最通用的《弗尔莫年鉴》中读到,香榭丽舍大街从凯旋门到方尖碑之间的距离是一千八百米。


马迪开了炮。


年鉴是对的。他的第一炮就打中了德军坦克。


 “谢天谢地,要是我的发射向右偏两米,纪念碑就被我打掉了!”马迪说。


新闻


盟军决定向巴黎发动攻击,随军记者们的新闻竞争也开始了,许多人都立誓要做从解放了的首都发出广播的第一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得到一条珍贵的情报:他碰到布雷德莱将军,将军无意中谈及“看来法国第二装甲师要去解放巴黎了”。经验丰富的他知道届时可能找不到播发台,便事先录制了一则宣告巴黎解放的新闻,并将这条关于那个时刻的兴奋和戏剧性的报道送到伦敦,以备公司在那个伟大时刻来临时可以立刻向全球转播。


 盟军总部的战地检查官没法听那盘录音带,就将其转送到伦敦,而伦敦的检查官以为它已经过战地检查官的审查,便将其发还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分钟之内,科林伍德关于巴黎解放的生动描述传遍了全世界,正在激战的抵抗组织、坚守巴黎的德军以及向巴黎挺进的盟军,以非常吃惊的态度收听了这则消息。 新闻发布两天后,巴黎解放的新闻发生了。没有人能抢在科林伍德之前。


杀机     


在协和广场海军部里,有一个德国人逃脱了被俘。哈里·莱特霍尔德少校对加布里埃尔建造的这座王宫的过道走廊了如指掌。他在看到了协和广场的战斗情况以后,躲到了三楼角落落里这间小屋子等天黑。外面,莱特霍尔德听到广场里群众的雷鸣般的欢呼。他偷偷朝外望去,看见一辆黑色敞篷汽车从里伏利街开进广场。莱特霍尔德伸手提起他当军事警察的轻机枪。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靠在窗台上,从瞄准器往下望去。莱特霍尔德心里想:“这些法国人怎么冒这样愚蠢的险。”在那里,不到二百码远的地方,敞篷汽车后座上,莱特霍尔德看到了一个法国将军的圆顶帽。他把瞄准器对准那人,准备开枪。莱特霍尔德想,开枪打一个法国将军不失为结束他的战争的杰出办法。在他看着等着的时候,向经过的汽车挥手的群众的队形乱了,他们涌向汽车。这有一个念头出现在莱特霍尔德脑袋里。如果他开枪,这些群众就会来搜查他,把他打死。莱特霍尔德停了下来然后他不情不愿地把轻机枪从窗台上放下来。莱特霍尔德决定,不管那将军是谁,他的命抵不上自己的命。黑色汽车在他的窗台下开过去了,消失在协和广场的对面。


两年后,在一所战俘营里,这个海军军官从报上的张照片中获悉了在那个八月傍晚他的机枪瞄准器在刹那间对准的将军是谁。那是夏尔·戴高乐。



跋涉


在玛丽-海伦·勒福歇的前面,圣艾蒂安大教堂的中世纪尖顶耸立在马恩河畔的莫镇上空,在旭日的照射下显得发红。她追逐那列沿马恩河谷到南锡和莱茵河去的运载她丈夫的木板牲口货车已有两个小时了,一共走了二十六英里。但是她一边蹬车,一边要赶上那列货车的希望已开始破灭。她一路上遇到小站就停下来打听消息,她得到的消息总是:那列火车在她之前两个小时就开过去了。不管她骑得多快,她总是不能缩短这个差距。看来似乎是,她命中注定要横贯大半个法国,追逐这列远远消失的列车,落在它后面两小时的距离。

 

这时候皮埃尔在二十英里外的一个烟雾弥漫的隧道里为了不至于呛死而拼命挣扎着。抵抗运动从巴黎用自行车传递过来的消息刚好及时到达。就在南特伊—沙西隧道的另一边,法国国内部队在离巴黎四十六英里以外马恩河东段的岩石峭壁旁炸掉了通往南锡的铁路的六十五码路轨。这列火车受阻了。

 

要修复被炸坏的铁路线,德国人得花大半天的工夫。党卫军警卫人员不想冒遭受袭击的危险,便把火车退进隧道。列车上两千多名囚徒当初闻悉法国国内部队破坏了路轨,无不大喜若狂,但这时他们被关在 牲口车皮里,铁门牢锁,开始时的狂喜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党卫军把机车上的滚滚浓烟排放在不透气的隧道里足足有两小时之久。车上的人们感到恶心,窒息,歇斯底里,在包围他们的黑色油污的空气中勉强地喘着气。伊沃娜·巴涅兹的车皮里,地板上尽是呕吐出来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在她后面的车皮中,在漂亮的让妮·卢梭的车皮中的女囚们认为德国人是想闷死她们。她们在黑暗中可以听到他们在列车旁边的铁轨上跑来跑去互相叫喊发令时的皮靴声。

 

但是这一列车上的囚徒们不知道,在隧道里的恶浊空气中度过难熬的每一分钟,都把他们带近了自由一步。在隧道口对面的一座小山上,躲在一丛白杨树下面的一堆大石块后面,有五个人在那里守望着,等候着。是他们炸毁了铁轨。他们知道,在整个马恩河河谷,都有法国国内部队的人,或者孤身,或者几个人一起,正在寻路到这座小山坡上来。等到有足够人到达以后,他们就要向这列火车的两百名押车的党卫军攻击。

 

但是等这些增援人员到来已经太迟了。完全是由于命运的残酷捉弄,押车的党卫军警卫在三英里以外碰上了方圆三十英里之内唯一的一列车皮。这是一列名副其实的牲口车,停在马恩河畔南特伊车站的一条支线上,上面载着供德军食用的牛。他们把牲口赶下车,把列车征用来运载囚徒。几分钟以后,德国人就把列车退出隧道,然后把俘虏们沿着被炸坏的路轨赶到他们的新列车上。当那列车驶进阳光下时,有个年轻妇女蹬着自行车 从铁轨旁弯弯曲曲的河边大路上骑来。玛丽—海伦•勒福歇终于赶上了列车。从货车上跳下来的给煤烟熏黑和咳嗽的人中,她认出了皮埃尔。从那一瞬间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党卫军”,能够阻止她同她丈夫说话。她仍推着自行车,在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他的面前。见到他羸弱的身体,她的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给他擦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也不会弄清楚,皮埃尔身后的那个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他只冷淡地耸了一耸肩,让玛丽—海伦走在她的丈夫、这个脸色苍白、走路蹒跚的人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那天上午,哪怕只有这一半时间,她也愿意蹬着自行车进地狱。在走那段令人断肠的路时,他们低声交谈的话中,有一句话将永远记在她的心中。听到这话,玛丽—海伦就知道秘密警察的严刑拷打没有打垮这个坚强的人的意志。他仍旧有他的幽默感。

 

“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皮埃尔告诉她,“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

 

从南特伊—沙西开始的马恩河弯弯曲曲的河套另一边,小山坡上有五个汉子流着泪看那些囚徒被装进另外一列牲口车,然后消失在通向南锡的青翠河谷中。他们伏击这列货车的计划失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法国国内部队用武力制止这列车东去的唯一机会。

 

当列车在河谷顶端绕过最后一个拐弯处时,这五个人可以看到有个纤小的白色身影跟在后边。那是玛丽-海伦·勒福歇。对她来说,旅途刚刚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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