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论瓦尔达》:我将消失于混沌中
就像《脸庞·村庄》里,她和JR坐在正吹着大风的沙滩上,在越来越模糊的世界里,瓦尔达的身影已经被沙尘吞没,但是她的声音却清晰可闻:“我将消失于混沌中,我将离开你们……”混沌是不再看见具象的融入,而离开何尝不是另一种回来?
图/《脸庞,村庄》剧照
《阿涅斯论瓦尔达》:我将消失于混沌中
作者:五行缺水
阿涅斯·瓦尔达已经90岁了,她的手上不断摆弄着那一副红色镜框的眼镜,不戴在眼睛上,却微笑地面对底下的观众,对于一个眼睛已成疾的老人来说,“看见”似乎变成了一种和自己有关的行为,就像她的电影:编织了无数个梦,她就是在自己的梦境中看见过去,看见时间,看见温暖和爱,甚至看见死亡。
座无虚席的剧院里,来听讲的都是和她电影有关的观众,而那一张椅子的背面写着她的名字,一种标签,一个仪式,分享的声音里是瓦尔达对于电影创作的检阅,她老了,但似乎还活在电影里,活在艺术里,活在不灭的激情中。
图/《阿涅斯论瓦尔达》海报
“导演最大的噩梦是剧院里空无一人。”在谈到自己看的电影《天涯沦落女》的时候,她这样说。
而纪录片的剪辑似乎在强调这种在场性:起初剧院里的确空无一人,在台上只有侃侃而谈的瓦尔达,但是当灯光亮起,在一刹那,剧院的位置上已经坐满了人,不是噩梦,是导演最大的欣慰,而当所有的观众在台下以仰视的目光看见她,关于瓦尔达的一部完整电影拉开了帷幕。
瓦尔达说,当一部电影的镜头、画面、空间、音乐都添加进去,然后放入一些评论,最后剪辑完成,“那才是电影的完整性。”
无论是镜头、画面、声音,还是评论、剪辑、字幕,其实都是电影分散的元素,只有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才能在完整意义上称为一部电影,而人生呢,似乎也是这样,从童年到成年,从未婚到已婚,从理念到实践,从过去到当下,就如一部电影一样不断加进去东西,最后构成的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图/《阿涅斯论瓦尔达》剧照
所以,90岁的瓦尔达显然不再和80岁时那样,那部《阿涅斯的海滩》作为对自己80岁人生的献礼,其实充满了对时间的某种惶恐,瓦尔达在回忆十年前的这部纪录片时说:“80岁时感到恐慌,时间像火车一样向我疾驰而来。”所以拍了电影,为的是记录自己在电影世界中走过的路,为的是在海滩一样的场景中留下痕迹,那时甚至在自己居住的达格雷街上“再造”了一片海滩,重现影视公司的日常办公,还将自己和丈夫雅克·德米获得的金熊奖和金棕榈奖的奖杯放在沙滩上。
再造的沙滩,还原的场景,象征荣誉的奖杯,瓦尔达在疾驰而来的时间里,为自己建立了虚拟场景,似乎在这样一种场景里,她才可以抵抗时间,抵抗恐惧。
图/《阿涅斯的海滩》剧照
就像那些摆放在海滩边的镜子,无数的镜子里都是不一样的自己,虚构和现实交错在那里,“镜子是自画像的工具。”
而当90岁到来的时候,瓦尔达对于时间疾驰而来的恐慌似乎不存在了,也不再有人造的沙滩,不再有无数的镜子,不再有象征荣誉的奖杯,只有一个自己,只有一张贴着自我标签的凳子,只有一副不戴在眼睛上的眼睛,当然,在这个拉开了帷幕的世界里,还有那么多的观众——
他们或者仰视着瓦尔达,或者试图走进她的电影世界,或者要解读她的电影,无论如何,当舞台之上和舞台之下,当一个人和一群人,组成一种对应关系,瓦尔达更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整体”,她以上帝的视角俯视观众,也在俯视她的电影,俯视自我的人生。
图/《阿涅斯的海滩》剧照
所以,命名为创作谈。
就在这最后的舞台上,瓦尔达把自己的电影创作归结为三个关键词:灵感、创作和分享。
在她看来,灵感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拍摄这些电影,“什么动机,什么想法,什么样的时机或是偶然使我们产生了这个欲望,使得我们决定开始拍摄一部电影。”
而创作,就是我们如何拍摄一部电影,“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结构,独自创作或是与人共同创作,彩色或是黑白,总之,创作是一项工作。”
而分享,当然是面对观众面对影迷,一部电影具有怎样的启示的辐射意义。如果说坐在舞台上讲述自己拍摄电影的经验本身就是一种分享,那么灵感和创作则关乎电影的方法论,是一种可以挖掘的理念,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行为。
图/《阿涅斯论瓦尔达》剧照
在台上侃侃而谈,瓦尔达的身份是导演,她对于自己拍摄的那些电影进行解读,完全在一种私人解读上。
从一开始“代表了我一家人”的短片《扬科叔叔》开始,瓦尔达追溯的是这样一个“奇迹一般的男子”在“花式认亲”中揭开的家族历史,从家族历史谈到了《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中的客观之间和主观时间,从双重时间叙述讲到了电影中纪录片的运用意义,从“我喜欢纪录片”谈到了《达格雷街风情》中对那些邻居的拍摄并非完全是纪实,而是让镜头赋予他们一种爱。
图/《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剧照
而从他们的生存现状又谈及了身份的认可,谈到了女权主义,“我一直是个女权主义者”,从“女权主义”谈到了《一个唱,一个不唱》,谈到了《天涯沦落女》,又从《天涯沦落女》里的沙滩谈到了巴什拉的书,谈到了梦幻,谈到了电影的整体性。
在《达格雷街风情》中,瓦尔达发现了记录的意义,“有一些拍的很好的纪录片,在世界上很遥远的地方拍摄完成,这些长途跋涉的旅程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想要拍摄我身边的,我所认识的一些人或事。”
图/《达格雷街风情》海报
在《黑豹党》中,瓦尔达则看到了反抗的力量,“这个运动没有大规模地持续很久,但是这是黑人群体的一次反抗,他们想要获得自己的身份,同时它也是女权主义运动。”
图/《黑豹党》海报
在《天涯沦落女》中,瓦尔达则赋予了身体一种行动的作用,“我们从没有讲述这个女人她从哪里来,为什么她在路上流浪,我们只是想要展现她如何生存,她怎么找吃的,她睡在哪里,她的行为。”
图/《天涯沦落女》剧照
在《幸福》中,瓦尔达汲取了印象派的色彩和构图,“我想到了印象派的画作,它们散发出一种忧郁的感觉,它们描绘的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的场景。听着莫扎克的乐曲,我想到了死亡。这部电影无论是剧本的写作还是拍摄都进行得很快。”
图/《幸福》剧照
而在《南特的雅克·德米》中,瓦尔达用更多元的方式再现了生命意义,“我用三种方式处理了这部电影:一部分黑白的影片,就像三十年代的那些电影一样,叙述了他童年的故事;有一部分彩色的片段,是雅克.德米拍摄的电影中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的灵感源于他童年的一些场景;
图/《南特的雅克·德米》剧照
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第三部影片一样的影像,因为雅克.德米那时还活着,但是病得很重,正如我们爱他的方式,我想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帮助他,于是在电影中,出现了很多离他(身体)很近的特写镜头。”
无论是“我喜欢纪录片”的理念,还是“我一直是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无论是13个自右而左的推轨镜头构筑的一种“天涯沦落女”的未知世界,还是《穆府的歌剧》中用切开的南瓜象征生命的脆弱,无论是《短角情事》中双线的展开借鉴了福克纳《野棕榈》中对于时间规则的建构,还是《千面珍宝金》中“我们是同谋”的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互文,其实都是关于创作的实践,甚至只在在单一维度上对观众进行关于电影的简单介绍。
但是灵感在哪里?或者说,瓦尔达为什么要拍摄这些电影?为什么要如此创作?
当这一切的解读在“上半部分”完成之后,还是在舞台上,还是在座椅上,还是面对观众,下半场的帷幕拉开,其实才真正进入到瓦尔达时间,才真正解析电影艺术的灵感论。
“我的人生第一阶段是摄影师。”
瓦尔达如此定义自己的的“上半场”,作为一个摄影师,瓦尔达最初接触的艺术形式就是关于照片——其实,如果照片只是一种瞬间的定格,它根本不能算是艺术。
但是在瓦尔达那里,她对于照片的构思,对于照片在影像中的运用,则完全站在艺术的维度。
她曾经拍过“洪堡王子”,拍过“麦克白夫妇”,拍过那些剧院里演出的演员的照片,他也拍过古巴的中国的百姓,拍过革命者、导演、演员和她熟悉的邻居,这些照片都成为对于瞬间的定格,都是一种再现式的记录。
但是,当瓦尔达出的那些自画像被艺术处理之后,她看见了被呈现之外的自己:20岁的瓦尔达变成了一副马赛克制作的照片,36岁的照片她进入了贝尔尼的绘画中,而80岁的自己,则是破碎镜子里的那个老人——马赛克里的自己,名画中的自己和破碎镜像里的自己,还是那个只是被呈现的个体?
艺术加工,或者给变了照片的呈现意义,它是被加工、被改写的,所以当她放下沉重的摄像机,远离电影拍摄团队的时候,那个手拿小型摄像机的女人是不是还是导演?
从一种身份属性里跳出来,并非是离开创作,而是以另一种直接的方式寻找灵感,于是,那些弯腰捡拾垃圾的人进入了她的视野,于是在菜市场吃剩下的欧芹和烂苹果的阿兰被她拍了下来,于是在被遗弃的土豆中寻找食物的人成为她的主角,《拾穗者》正是在这样的机遇巧合中成为她的一部作品,“他们给了我灵感。”
瓦尔达第一次提出了“灵感”论,也正是这一种偶发性,使她看到了照片定格之外的真正意义,也使她在艺术的世界里寻找价值。
因为那些心形土豆,她参加了“乌托邦艺术展”,而在艺术展上,她并不简单展示她关于土豆的影像,她运用以前的“三折画”,展示了她的“土豆乌托邦”,三折的画各自展示自己的内容,它们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既能从单幅影像的展示中看见土豆乌托邦的意义,又能在彼此的联系中获得更多的启示。
图/《拾穗者》剧照
瓦尔达之后的“努瓦穆杰岛”系列,则完全是对于艺术的实践。
努瓦穆杰岛是瓦尔达曾经和雅克·德米居住过的地方,在那里她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一种回忆之外,则是激发自己灵感的神圣之地:也是“三折画”,中间的影像是一家人坐在那里用餐,但是当女人站起来,走向右面的时候,被打开的世界变成了三折画,女人走进了右侧的影像世界里,她在厨房里活动;而男人从中间走向了左侧,左侧被打开的则是海边的沙滩,男人于是一个人走在沙滩上……
在“寡妇”系列中,瓦尔达拍摄了怒瓦穆杰岛上的那些寡妇们,然后布置成比三折画更多元的艺术空间“中间的影像是穿着黑衣的 寡妇们在沙滩上”,而旁边则是14个寡妇的影像,她们对着摄像机,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在屏幕之外则是观众区,里面有14个位置,当有人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可以选择14个寡妇中的任何一个,用耳机倾听他们的故事,每个人听到的故事不同,语言不同,这是一个共存的世界,却也是一个私密的故事,她们各自说话,各自寻找读者,各自完成讲述。
“艺术这个伟大的词,可以跨域年龄、国家、种族。”
瓦尔达看见了艺术的多元性,所以她在后期对于艺术的关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导演这一身份属性,在共存而私密的世界里寻找真正的灵感,付诸真正的创作:
她用3500米的电影底片作为基本的材料,搭建了“人像小屋”,当光线穿过这些底片的时候,它们变成了另一部电影;
她用五彩的塑料装置了空间,自己还在里面载歌载舞,韦德是让人“跳进色彩的海洋”;
她在自己的那只茨咕咕猫去世之后,在怒瓦穆杰岛的树林中为它建了一个墓,上面放着贝壳。
而在基金会的旁边,则建造了一座小屋,茨咕咕的影像在这里被放映出来,小朋友站在影像面前,既感受了茨咕咕去世的悲伤,又在贝壳铺成的坟墓里看见了趣味。
瓦尔达说,自己喜欢拍别人,无论是那些电影还是装置艺术,她都用自己的导演的视角在创作,但是她也喜欢拍自己,当别人游行示威的时候,她一个人举着牌子从人群中走过;她出现在镜头里,出现在自己的纪录片里。
拍别人,拍自己,一种共存,一种私密,或者就像艺术一样,所有在镜头前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就像瓦尔达所说:“人是我工作的核心。”
而这个人,就是那个既是大写又是小写的“我”,在瓦尔达看来,这就是艺术的主体,电影的主体,“有时候我被裹进了历史之中”,所以在融入的世界里,不管是主动的需要还是被动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到处是具体的人的世界里,才是艺术化的,才会有不竭的灵感,才会不断进行创作,也才会在共享中发挥艺术的最大价值。
90岁的瓦尔达也许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在生命即将落幕的时候,那张贴着名字的椅子,那个座无虚席的剧院,那片如梦如幻的海滩,都成为了她整体性人生的一种写照:
她看见了另一个自己,而这个自己将以艺术的方式融入到艺术中,就像《脸庞·村庄》里,她和JR坐在正吹着大风的沙滩上,在越来越模糊的世界里,瓦尔达的身影已经被沙尘吞没,但是她的声音却清晰可闻:
“我将消失于混沌中,我将离开你们……”
混沌是不再看见具象的融入,而离开何尝不是另一种回来?
图片来源:网络
原文作者:五行缺水
编辑:JOMO
往 期 推 荐
凹凸镜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凹凸镜DOC
推广|合作|投稿 加微信☞pjw200951288
加入交流群或工作团队加微信☞aotujing-doc
用影像和文字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长按或扫码关注
凹凸百态 光影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