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中国独立影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奇遇电影 Author 魏晓波
编者按：1月9日，创办于2003年的中国独立影像展（CIFF）宣布从即日起，无限期停办。这可看作是2020年中国电影艺术圈第一件大事件。实际上，这个影展自2018年之后，再无动静。相信对于很多年轻的读者来说，这个影展未曾接触已结束。我们请来曾参与过这个影展竞赛、选片、评审工作的魏晓波写了以下这篇回忆文字。当然，它不止是一个私人回忆，也试图把从2003年以来中国独立影展活动整理一遍，尽量说清楚「中国独立影展」的前因后果，以及围绕它的影像作者、观众不同的角度。趁大家健忘之际，留一点鸿爪雪泥。
*魏晓波，八十年代初生于山东，现居湖南。编剧、导演、专栏作者。2005年开始拍摄纪录片，至今。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封面为王我设计的2009「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海报。
前几天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发了一篇「停办」的公告，我被约写一篇回顾这些曾经的独立影展的文章，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些内容。
我发现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放在十年前，我哪需要约啊，马上会连夜写一篇一两万字的荡气回肠的文章，现在缺乏这种积极主动性了。
拍片也是如此，产量明显下降，以前一年一个片，多的时候一年两三个，现在三四年都凑不出一个。不只是我这样，其他拍片的作者也是这样，都减产了。
这和影展的消失应该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以前影展多的时候，不算外国的，在国内一年都能参加三四个影展，虽然不管去哪都差不多是这么一批人，但见面后会互相观摩彼此的片，会讨论、背后议论，这个过程是可以激励创作的，而现在所有的导演都蜷缩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和村庄，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面对面坦诚的交流或者攻击了。
因为我是以纪录片作者的身份来写，写的是我参加过、经历过的，写出的内容肯定是有些偏颇的，不是那种写的特别周全的，看上去高屋建瓴的核心期刊体。当然这个不重要，绝大多数文科期刊论文都很扯蛋。但有一个问题是需要理性的看待的。
以作者的身份写，会写的有些理想化，尤其是回忆过往，难免会加入一些极其自我的情感，沉迷于虚幻的自我感动中。就像一些中老年人回忆80年代，80年代的诗歌，90年代的摇滚乐，也是常常觉得自己是从「黄金时代」里爬出来的，浑身沾满了金粉，在黑暗庸俗的当下还闪耀着微弱又自恋的光辉。
其实哪个时代不是一样的平庸、肤浅。
如果让影展的策展人从他们的角度写，可能写出的东西和我这个完全不一样，会多一些现实、庸俗甚至令人不适的成分，影展毕竟是需要钱的，还要协调人、场地，还要和我不能写的那个他们打交道。
这些独立影展基本上都没有挂靠其他的组织、机构、部门，幕后都是个人，事实上过去十几年诞生的这几个影展真正的创造者就是那么几个人，是他们在用自己的热情、行动甚至勇气来做这个事。
2003年，我大一，比现在轻30多斤，每天想的事是怎样能既不上课，又能顺利毕业。对我们这种一周看三四本书的人来说，上课是煎熬。
当时确实很喜欢读书，读的多了，看的多了，就想搞点创作，转过年来，我就有一台自己的DV了。
这时候大多数自己拍纪录片的导演和一小部分自己拍独立剧情片的导演还在用这种DV，DV的价格便宜的三四千，贵的七八千。
稍微有钱一点的开始打算或已经买了更专业一点的索尼PD150了（如果我没记错，丛峰的那台150最初朱文用它拍了《海鲜》，李红旗用它拍了《好多大米》，他用它拍了《信仰》、《马大夫的诊所》）。
虽然在主流的视野中这些设备都是很业余的，一般把有DV的人称为DV爱好者或者拍客。沈阳的报纸在介绍铁西区的新貌的时候就说过一个叫王兵的DV爱好者带着偏见拍了铁西区，现在铁西区已经变成繁荣、美好的新铁西区了。
事实上大多数买DV的人确实是很业余的，拍出的东西都很相似，每个镜头的前三分之一是推摄，中间三分之一是拉摄，后三分之一是晃摄。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买DV做玩具的，有一些人开始用这个来表达思想和记录现实了。
整个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几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成熟的作品，除了民间的独立创作，当时的电视台也能拍出一些正常的纪录片，不像现在天天拍炒菜、下面条，甚至吃牛屎。
在这些作品中，早期的作品则大都用电视台的大摄像机，甚至还有的用胶片。后来的作品大多是用DV拍的，当时的大摄像机太贵了，普通人是买不起的。
这些作品在国内几乎没有放映的渠道，像我们这些地方上的准备拍纪录片的普通人，根本没办法看到这些作品，只能从一些书或者杂志上得到一点文字的信息，基本都是导演访谈。
直到后来07、08年左右才出现了一批这些早期纪录片的盗版DVD，叫「中国新纪录片」系列，不知道谁盗版的，选片很严谨很专业。
→延伸阅读：这个系列由「英皇」出品
关于这段历史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初，第一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出现了。
在幕后做这个事的是朱日坤。他在网上叫老猪或者neveronline，后来最好的独立电影网站「现象网」也是他做的。
虽然叫老猪，他本人很瘦，喜欢穿格子衬衣，而且每天online，在网上经常骂人，在线下面对正常人的时候很温和。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什么事都能办成的人。
这一届纪录片交流周在在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北京师范大学和王府井书店放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地下的、小众的影展，要办就光明正大的办。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活动，不是什么亚文化。
《铁西区》、《流浪北京》、《铁路沿线》、《疯狂英语》、《八廓南街16号》、《北京弹匠》等等这些当时传说中的纪录片都在这次影展上放了。
但几年之后，一切都变了。他们一看到影展、放映活动就如临大敌，798的领导甚至把我的片的放映都给停掉了，实在是没必要，我的片的特色是有较强的人文性、娱乐性，没有别的。
拍纪录片的不是陈胜吴广，纪录片也不会把一个人影响成陈胜吴广。
同年，第一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也在昆明举办了。和北京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一样，这个影展也是以纪录片为主。早期的独立电影纪录片居多，剧情片少一些。
在此之前，在昆明有一个昆明电影学习小组，组织者大都是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他们早期聚在一起放映讨论艺术电影，后来创建了两年一次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组委会主任是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郭净老师，工作人员有杨昆，何渊等。
从2007年开始，影展由从德国回来的易思成主持，崔长健负责收快递等琐碎工作。那时候给影展投片都要通过快递。
我第一次参加云之南是在2011年，那时候郭净老师偶尔出现一次，每次出现都笑嘻嘻的，表面看上去像翠湖边喂海鸥的外地退休游客，实际上造诣深不可测。
杨昆老师在2010年去世了，才40多岁。何渊老师后来拍出了《阿仆大的守候》，一部平静、诗意、被严重忽视的纪录片。
当时放映的时候有人打呼噜，但映后交流的时候连睡觉的人都觉得好。我看的时候好像也睡了一小会，一觉醒来，还是那个镜头，只是天黑了一点。
易思成老师总是让人叫他小易，这么多年来，他的身材和模样好像没什么变化，云南当地的报纸称他为「最懂时尚的纪录片策展人」。
后来的云之南没法在昆明办，他带着我们逃亡到大理。崔长健老师开了个特色饭店，不知道生意好坏，现在应该还在营业。
第一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放映的影片有《八廓南街十六号》、《彼岸》、《山洞里的村庄》、《拎起大舌头》、《幸福生活》、《云之南》等，有竞赛单元，有奖金，评委里面还有周传基老师。活动的场地是在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等。
云之南影展最初的打算也是要做一个偏向于人类学的很纯粹的纪录片影展，合作的机构也都是体制内的，无法想象这样的影展后来也被做掉了。
还是2003年，张亚璇和曹恺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后来电影学院的张献民老师也加入了（张献民老师有一篇《中国独立电影的影展简史》对此有更加详细的描述）。
第二年，第一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在南京举办了。
张亚璇现在去外国了，我的所有片她都看过，包括很少有人看过的《业余》。
她耐心的劝我把这个差不多三个小时的片剪到七八十分钟，那样会更好一些。我说绝对不能剪。有几次就这样把天给聊死了。
有一次我帮南京影展选片，在南大附近的旧书店里买到了曹恺写的一本关于独立电影的书，他送别人的书被别人当废品卖了。扉页上写着请张XX指正，我让他把张XX划掉，改成请我指正了。
张献民老师我不太敢写他，他在网上比较活跃，怕写的不对他在我文章后面勘误、指指点点。
最早知道他是我买到了一本叫《看不见的影像》的书，讲禁片的，其他内容忘得差不多了，就记得书里有一位年长的老师说「搞归搞，家是家」。以前是可以开这种玩笑的，现在估计没人敢开了，大家都把自己装扮成高尚的人。
和面前说的两个影展不同，南京的影展有剧情片单元和实验片单元。
这一届入围的剧情片有《惊蛰》、《二弟》、《香火》、《山清水秀》等，这些入围影片的导演现在大多数都还活跃在主流电影领域。
纪录片入围的有《拎起大舌头》、《幸福生活》、《当兵》、《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厚街》、《高楼下面》。
实验片入围的有《三元里》、《空笼》、《癸未三篇》等。
当时的独立剧情片还不是很多，现在其实也不是很多，最终入围的作品中会有一些相对成熟导演的影片，像王全安、王小帅的，这样会使影展显得更「大」更「正式」一些。
但这样也没用，后来的几届都遇到了压力。
早期的影展的观众很大的一部分是想拍片的、已经拍片的，研究电影的，影迷，还有一部分市民，后来年轻人、大学生多了起来。接下来各个城市的独立放映的观众也大部分是年轻人。
我一直觉得，这种电影是小众电影，如果不是想研究拍摄技法，想从中思索社会、人生，一般的观众看或者不看不重要。
这里说的一般的观众，指的是类似追着看2019年十月份国产电影的人，从智力、审美、视野上来说都是一般水平。当然这么说可能会得罪人，但仔细想一下确实是这么回事。
但任何一个影展都不希望这样，观众还是多一点好。这些年露天音乐节做的很好，年轻人人山人海。音乐节结束后借着摇滚乐附加的「爱」、「自由」这些标签可以顺理成章的去「make love not war」，这样搞人才会多。
很明显影展没有这种功能，屏幕上的人都是板着脸，叹着气，一群王宏伟走来走去，他们要么承担着冲动带来的痛苦，要么为无法实现的冲动而绝望万分，看多了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所以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王小帅老师为什么让年轻人看他的《地久天长》后去开房。
刚才说了，观众是偏知识分子的，真正看懂了电影的人一般不怎么说话，偶尔发表一下意见。Q&A环节大部分的映后交流都是正常的，是影展应该有的样子。
但有时候氛围会变得很怪异。比如有一个导演拍了一个关于死亡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画面是把尸体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捞出来。映后交流的时候一位看上去很有学问的观众几乎感动到哭，说这个作品到了文艺复兴的高度。我觉得应该是泡过的尸体发白，她联想到那些裸体的白石头雕塑了。
说到这个了，还有一个导演拍了黄河捞尸人，说实在的片子拍得很敷衍，但又涉及到死亡了，映后交流又是特别的深奥，人们纷纷谈对生命和美学的思索，对底层的关注和对导演的敬仰。
拍活人的片很少能有这样的效果，像我的《业余》放映现场有学问有深度的人都皱着眉头退场了，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我拍的烂，主要是里面没有涉及到死亡，一个人都没死，没法下潜到那样一个深度。
有一部分观众是打算或者已经拍片的，到影展来观摩。
记得在北京的一次影展，有一个哥们从武汉坐火车过去，电影放映完拿到话筒，说自己投了好几个片都没有入围，想过来看一下入围的片到底有多好，结果看了之后发现入围的片也没那么好嘛。他愤怒的指责影展选片人的失职、审美缺失，憋了几天终于爆发了。后来再也没看到过他。
还有一次，放了一个胖导演拍的不方便在这说的纪录片，有一个观众不断的强调肖像权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影片中的那一方面的人也是有肖像权的，不能随便拍，要是他自己的片不考虑这个的话，会拍的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拍片也要遵守宪法。张赞波在观众席里大骂他愚蠢。
2008年前后，大体是2007—2012年，独立电影的质量和数量仿佛都到了一个小高潮，尤其是纪录片。
现在仍常常被提到的一些作品都是这个时候产生的，比如赵亮的那个五六个小时的，徐辛的那个五六个小时的，徐童的三部曲，顾桃的「敖鲁古雅」系列，胡新宇的几部私纪录片……还有很多很多。
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2002年到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破0.5了，没有人不焦虑，这样的大环境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独立电影。
当时对独立电影的管束还不是那样严，虽然每次影展都遇到很多问题，但基本上都办完了，不像2012年之后直接不让办了。
新世纪开始拍片的导演经过了几年的探索、积累和沉淀，在创作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作品逐渐成体系，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原因就是国内的这些影展，对很多作者来说这都是一个有效的刺激，要是拍的好了每年能入围好几个，能增加一点自信心，也能从同行的口中得知自己的不足。
影片多了，影展也变多了。
2006年，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改在合肥举办，基本每一届都换一个地方，越来越远离「权力」中心。
当时在离「权力」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正在成长的艺术村落宋庄，很多艺术家都住在那里，建了很多美术馆，大环境也不像现在这样哪哪都挺紧的。
老猪把现象工作室也开在了这里，后来和栗宪庭老师合作，成立了栗宪庭电影基金，又成立了北京独立电影论坛（2009年改名为北京独立电影展）。
这样，这里每年有两个影展了（无法想象他们面临的资金方面的压力有多大），一直到2010年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停办。
王我一直为这两个影展设计海报，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海报都是他设计的。比如那张摄像机骨骼的X光片的，还有长着脑子的眼球的，这些海报都很符合这两个影展的气质。就像金鸡百花奖的那些海报其实也挺符合他们的影片的气质，不就是那样嘛，我不知道网友有什么好吐槽的。
→关于王我
以及他设计的那些别具一格的电影海报
北京独立电影展的影片类型更丰富一些，除了常规的剧情片、纪录长片，还有剧情短片、纪录短片、实验片、动画片，还有国外的经典影片回顾展。
我好像一连几年每年都有片入围，有时候没长片也要尽力弄几个短片投一下试试。
纪录片交流周和北京独立电影展在那几年会给人一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什么片都能放，什么都能说，什么人都能弄过来，艺术家隔三差五请大家吃饭，导演住在一起，可以通宵达旦的喝酒聊天，甚至打架。
当时，我甚至和土本典昭的夫人握过手，和土本典昭、小川绅介的摄影师大津幸四郎喝过酒、拥过抱。
恍惚中幼稚地觉得似乎真的走入新时代了。
所有的这些影展都不是单纯的放片，会有很多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学术讨论。
因为我性格很内向，不擅长在人多的地方发表言论，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讨论我都在暗中观察。除了硬要我上去说，其他的情况我都不怎么说话。
曾经有过一些很严肃的讨论活动。比如2011年在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有一个「中国纪录片之路—政治、伦理与方法」的讨论，学者（主要是吕新雨老师）和纪录片作者吵起来了。
当时我也在，但他们讨论的时候我在看片或者出去玩了。后来我看了一下讨论的文字记录，发现确实像我想象的一样无聊。
之所以吵起来，主要是因为创作者不认同学者的理论，不认同学者总结的拍摄者和被摄者的关系，也不认同解读影片的时候加入的很多社会学、哲学的东西。
类似的讨论其实在早年的现象网上也发生过。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有人写这些独立片就很不错了，怎么还反驳写的东西。
我指出了文章存在的问题，于是就骂起来了，还差点打起来。后来对方辩友把自己在论坛上的发言全删了，只剩我发的那些骂骂咧咧的话，看上去像个自言自语的神经病。
现在我很少反驳别人了，哪怕对方确实错的很离谱。现在我也学会了说，「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觉得你说的确实也对」。
真的没什么好讨论的。
2011、2012年以及之后的几年，独立影展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来自他们的压力，有影展策展人内部的分歧，投稿的影片也不像之前那样多元。
北京独立电影展后来由王宏伟、刘兵老师负责。
影展一开幕，就会来人把电闸给拉了，只能到处换地方放映。
有一次我的片是在艺术家的工作室放的，现场没观众，只有几个同样拍片的导演。可能因为片太肤浅了，老导演看不进去，还出去了。
这有些像以前小城市的摇滚现场，台下的八个观众是另外两只参演乐队的。
开始是拉电闸，再后来就有肢体冲突了。有一个鹤岗籍的后来在金马得过奖的导演就被他们打过。本来栗宪庭电影基金的电脑里收藏了中国最全的独立电影，这些电脑也被收走了。
2018年的最后一届我是评委中的一个，因为没办法公开征片，收到的片很少，尤其是剧情片，几乎没法选。放映、交流都没办法正常进行。最后评了奖，有几个奖还是空缺的，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
2011年的云之南还可以在云南省图书馆和昆明的好几个电影院放片，2013年也不能在昆明放了。
我们去了大理，他们也跟着去了大理。在大理也不能放，只能在旅馆院子里晒太阳，喝啤酒，吃烤全羊，或者去巍山游玩。虽然每天都很舒服，但内心是痛苦的。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我又去了趟云南，路过了以前云之南办公室所在的先生坡，又去大理那个汽车旅馆住了一晚，物是人非，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就这样，中国最好的纪录片影展也没了。
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后来由杨城负责，在各种压力下，2018年办完了第十四届，也是最后的一届。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影展的时候长沙和南京还不通火车，那时候要从上海转车。
后来帮他们在无锡的一个空荡荡的影视基地选片，当时投稿的影片还是挺多的，但不是我一个人选，这样难免会留下遗憾。
比如有一部叫《30分钟爱情》（大体是这个名字）的纪录片很有趣，但没有入围，选上了一部我觉得一般般的后来票房很高的拍慰安妇的纪录片。
对这些偶尔出现的好片，没有入围影展就基本没有人知道。如果多几个影展，情况可能会好一些，这应该就是影展的意义吧。
2020.1.20 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