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武汉：纪录片人的抑郁、妥协与进取

老爷爷死后，姜奇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没出门，老爷爷是他来武汉拍摄纪录片的跟拍对象，他能感觉到“抑郁症”在侵蚀自己的肌体，脑袋停了，思绪也转不动了。
这位独立纪录片导演从眼睛和镜头里目睹了生命一点点消逝的痕迹，只能靠“意识”压下那只潜藏的“抑郁症”怪兽。之后，他强迫自己走出了酒店房间的大门，大口呼吸。 “我觉得我离开武汉之后，要自我治愈一段时间，否则真会得抑郁症。”姜奇说。

武汉某医院的一个角落

纪录片人在武汉：抑郁、妥协与进取

作者 | 思想漪

编辑 | 石    灿

纪录片人似乎受到了某种召唤，去武汉吧。条件反射式的。

所以，独立纪录片人姜奇瞒着父母去了武汉，民间短视频内容团队Figure创始人张悦告别两个儿子，带着十几个人去了，一位叫兰波的文艺片导演，计划在武汉拍处女作，临时转拍纪录片。

导演周浩和他的团队去了武汉，他曾拍过《高三》《大同》等纪录片；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导演范俭也来了；圈里基本上能叫得上名儿的导演们都到武汉了。还有几位武汉大学生，拿起相机拍摄自己的亲人、朋友以及小区。

根据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了解，至少有10支团队在武汉拍摄纪录片，因为摄影师稀缺，甚至出现一个摄影师同时为4个剧组拍摄的奇景。

但几乎所有人在抵达武汉之后，才明白，越过“封城”线，抵达只是开始。通向使命召唤之路，注定这是一条充满抑郁、妥协与永远要保持进取心的长路。

抑郁症来袭

姜奇在得知老爷爷去世那天之后，他三天没出酒店房间的门。老爷爷是姜奇选择的跟拍对象。

他感觉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直线下降，他不想说话，也吃不进去东西。昏暗的房间内，他感觉到了“抑郁症”正侵蚀自己的肌体，脑袋停了，思绪也转不动了。

床头和书桌上躺着两本书，《瓦尔登湖》和《小王子》，平时他想着带这两本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但此刻也失效了。

武汉街道一处墙壁上的涂鸦  /姜奇供图  

就在几天前，姜奇还帮着老爷爷的家人把他送往医院。当“收治”消息来的时候，老爷子已经处于弥留状态，老爷子的家人并不抱希望了。

姜奇是在网络上联络到老爷爷一家的。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姜奇就觉得应该要去武汉。“在外围看得很无力，希望能做点什么”。

他在微博以及其他的互联网平台到处搜索“武汉疫情”的信息。老爷爷的家人在网络上发布了求助信息，他联络上对方，提出了跟拍的要求。

在姜奇的描述中，他镜头下，老爷爷的女儿跟社区的人扯皮的场景，在对话发生的时候，时间在流逝，死神在收割。

这个独立纪录片新人导演，从眼睛和镜头里目睹了生命一点点消逝的痕迹，只能靠“意识”压下潜藏的“抑郁症”怪兽。

“我觉得我离开武汉之后，要自我治愈一段时间，否则真会得抑郁症。”姜奇说。

1月30日，他以回北京工作的名义，瞒着父母，折道武汉，扎进了疫情、新闻的中心眼。

姜奇住在汉口区，挨着租界区，出门就能望见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姜奇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学会开车，这样的后果就是在武汉，他只能骑共享单车和步行。最长的一次，他紧走慢走，走了6个小时，好在他喜欢徒步，并不会感觉到折磨。

武汉民居旁边的一株樱花盛开了  /姜奇供图

但在拍摄时，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姜奇是导演，不是摄影师，在拍摄时，如果不注意，他手中的“单机”会失焦，整个画面变得模糊。

他不是没有提前约武汉本地的摄影师，而是摄影师在武汉属于稀缺资源，姜奇本来约到一位，但摄影师的家人反对其出来工作，姜奇只能自己上手。根据刺猬公社了解，在武汉的纪录片剧组，出现了1名摄影师为4个剧组同时拍摄的情景。

在这种背景下，Vlog、短视频以及其他视频素材变得“炙手可热”。姜奇告诉刺猬公社，很多机构和平台都在重金寻找视频素材，几十秒的视频售价可达几百元，如果是一个有故事、情节的视频小样，甚至卖到两三万元。

“没准，我也会走上卖素材的路。”姜奇开玩笑说。他在武汉待了40多天，每晚住宿花费得三四百元。

姜奇个子矮小，属于那种长着“人畜无害”的五官。所以，当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敬老院、去医院拍摄，也没人注意这个“小个子”的真实身份——导演。

靠近流浪者

2月24日，武昌区黄鹤楼景区附近某个桥洞下，纪录片人、媒体记者、Vlog博主与志愿者围着两位流浪者，旁边地上摆着湿漉漉的纸壳和被子。流浪者的被子被浇湿了，姜奇和志愿者带来泡面、小吃和洁净的被子。

记者在拍照片，一些纪录片人和Vlog博主在拍视频。流浪者有点不太高兴，过了一会，大家哗啦走了。只留下两三位记者和纪录片导演，其中就有姜奇。

武汉某处地下通道内被浇湿的流浪者衣物   /图源：网络

姜奇决定留下来过夜。

“拍摄纪录片是需要和人建立关系，做纪录片要有耐心，有耐心等到事情的变化，你要进入核心，而不是片面的，得捕捉到人的情感和一些深处的东西。”姜奇说。

这里靠着长江，湿气奇重，加上夜晚低温，就算披着被子感觉也寒风四侵，四肢麻木。

姜奇请两位流浪者喝啤酒，他坐在桥洞的一侧，面对着两位大哥，他不称呼他们为“流浪者”，而称“大哥”。

两位大哥给了姜奇一床被子，他说他们是好人。其中一位大哥喜欢喝点酒，他在武汉打零工，封城之后，零工没了，旅馆也封了，就算有，住宿价格也承受不住。

“我们是好人，也是没钱的好人。”打零工的大哥说。

第二天，他从武昌走回汉口，从上午7点多走到中午11点多。回去的时候，他路过一片废墟地，隔着一堵墙，墙外是关着门的便利店和文化公司，废土碎砖上，四五只流浪狗嬉戏打闹，他发了一条动态：“那人好像一只狗。”

回到酒店，姜奇倒头就睡。

武汉某处的流浪狗  /姜奇供图

后来，他隐约听说，因为媒体的报道，在街头露宿的两位“大哥”可以去政府安排的地方居住了。

“我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恰恰是我遇到一些很好的人，很善良的人的时候。”姜奇说。

姜奇拍了很多人，比如去医院拍护士，在街上拍环卫工人，拍自己联络到的那些普通武汉市民。他的镜头里，人的身影有流动，有静谧，有慌张，也有惬意。素材每次备份到硬盘，都要三四个小时。

最近一次，他叫上一位朋友帮忙拍摄，拍完后，武汉的天空下起了雨，冬雨阴冷，几个人没带伞，大家披起外套和冲锋衣，相互间开着玩笑，“多惨”。

天气朦朦胧胧要黑，几个人淋着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小跑。像极了落魄的“落汤鸡”，这与他的宏大野心形成了某种鲜明对比。

他这样安慰自己：10年后，或许人们再回头看武汉这件事情的视野，不正取决于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嘛？

大多时候，姜奇会和自己跟拍的对象保持联络，对方要去住院了，要去隔离了，要出去买药了——在某个变化的节点上——姜奇会出现在跟拍者的身边。

纪录片不就是要记录变化么？

可是，这种变化有的时候意味人没了，就像那位老爷爷，只剩下影像与声音停在摄像机里，没有了体温。

《在武汉》的争议与解释

当Figure创始人张悦在除夕夜做出“去武汉”的决定时，他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连同作品会陷入巨大的争议之中。

《在武汉》纪录片海报  /图源：公众号“Figure”

2月26日，纪录片《在武汉》在bilibili（B站）上线第一集，这是全网第一部关于武汉“战疫”的纪录片。每周更新一集，每集时长约20分钟。目前已更新4集，第一集《车轮上的生命线》，第二集《这不只是工作》，第三集，《这里是前线》，第4集《最后一公里》。

这好像是张悦身上自带的风格。

2008年，张悦还在南方周末当记者，做头版报道，“512”地震发生之后，报社第一时间把他和同事派到前线。那是他第一次享受飞机头等舱待遇。在震后两天，张悦用一整晚通宵写完了稿子，发给广州后方。当天，《南方周末》推出号外版，头版头条即是张悦的作品《北川，悲伤成川》。

“那可能是《南方周末》历史上唯一一次号外。”张悦在一次采访中说。

不过这次，他没有收获在传统媒体时一边倒的赞誉，反而陷入某种争论的漩涡。

目前，这部在豆瓣上只得到6.4分，共有1405个人参与打分；而在B站上，超过6000人打分，分数是9.9分。

在豆瓣“《在武汉》小组”里，点赞最多的评论有说到：“看不到想看的.......这只是润了色的宣传片，不是纪录片”。

甚至就连在武汉的一些独立纪录片人，对于这部纪录片也表现出某种失望。一位纪录片导演说：“你把所有东西的落脚点落到了‘武汉加油’这样的倾向上，我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外围的自娱自乐，你是拍给外面的人看的，而不是拍给（武汉）城里的人看的”。

面对质疑，Figure团队的一位成员亲自下场辩解，“面对一部明显是真诚创作的作品，为什么会用到‘奴才’‘歌功颂德’这么明显不理性的批评？”

毋宁说失望，不如说是期望。

“人们在现有信息之外，给《在武汉》这样一部纪录片太高的期望了，希望得到一切的答案，”一位网友说，“人们对于窥探隐秘与八卦永无止境。”

这位历经《南方周末》《人物》杂志的老媒体人深谙公众心理，当然明白公众在关心什么，情绪点在哪里。

所以，张悦会在朋友圈发“我特别想进武汉的监狱看看”，也会关心“孩子”，他特别想做一集“疫情下的儿童”，他特意联络到收留父母都因新冠肺炎去世的孩子，但被收养孩子的志愿者拒绝，“对方不想让孩子承受二次伤害”。

整个团队16个人，几乎每个人都要承担两三个角色。“我们的司机兼摄影助理兼摄影，我们导演在开车，我们的平面摄影师也在开车”。住宿的宾馆搬了三次，剪辑师甚至在街边上剪辑。

Figure团队在武汉 /图源：网络

根据张悦统计，仅他自己，就进入过7家医院、方舱和康复驿站，其中6次进入必须“三级防护”的红区，而他的团队，这几个数字早就数不清了。

在Figure团队内部，剪辑一部时长“15分钟”的片子，往往需要两周的时间完成，但《在武汉》，每集20分钟，需要在5天之内完成拍摄、剪辑、送审。

片子的总编审是B站纪录片总顾问、资深纪录片人朱贤亮，样片传到他手上，他不会大改。迄今为止，他只提出两方面的改进：多打（人物介绍）字幕与增加武汉的空镜。

一些纪录片圈内人对朱贤亮的反馈  /朱贤亮供图

“如果我去了，人生地不熟，我不会做得比他们更好。”他说。

这是一部抢时间的纪录片，朱贤亮说：“不能够以平常纪录片的标准来看这部纪录片，尽管它略显粗糙，故事线不足，欠缺火候，但疫情之下，能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Vlog和短视频时代下的“纪录片人”

相较于张悦，姜奇不着急出片，没准要等到一两年后才会剪出来，没了平台与相关合作方的审核压力，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开手去做。

3月3日，《在武汉》第三集《这里是前线》上线。这集导演阿姣写了一篇“手记”。她在手记中提到了一个问题，有网友说，“此刻谁站在这里（武汉），都必须要做有价值的事”。相较于Vlog和短视频，自己的纪录片镜头的意义在哪里？阿娇自问。

《在武汉》第三集《这里是前线》导演阿姣  /图源：公众号“Figure”

这几乎是每个纪录片人都会面临的某种焦虑，“15秒”的世界越来越冲刷着“纪录片”的边界。

剪片时，阿姣看到一位放射科医生说：“人不可以一天不喝奶茶，但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喝过奶茶了。”阿姣似乎找到了那个“价值”，“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成为被‘防护服’裹挟下的抽象化符号”。

所以，才有《在武汉》很多无声有力的时刻。

第一集，出租车司机大象去给另外一位志愿者送蔬菜和药品，他把物品放在马路边的椅子上，志愿者是个小姑娘，娇小的身躯穿着卡通睡衣睡裤。她提着东西，鞠了一躬，然后三步一歇，在空荡的街道踱步，消失在镜头里。

第二集，开锁师傅一边和户主视频，一边重重地把防盗锁撬开，喂养独居多日的小猫小狗。

阿姣进ICU拍摄时，她在白色防护服上写下：“Be  The  Voice”。

她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

“口罩一直往下掉，我只能用牛奶箱上用作提手的绳子将口罩绑在头上......穿上防护服，带上护目镜，我沿着医院入口处的斜坡走了十几米，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始终有一团雾气撞在眼前，我不得不透过水珠间的缝隙来观察医院。人的身体真的很神奇，我竟然在医院里拍了七八个小时。到最后，我的身体已经麻木，甚至感觉不到五官的存在了。”

Vlog与短视频以算法取胜的时候，纪录片的内容深度成为加强堡垒。

张悦在武汉  /图源：公众号“Figure”

“太多困扰不足为外人道，好在最初看不到尽头的这条黑暗隧道前方那个微弱的光点越来越大，越来越亮。” 

3月17日，张悦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咽拭子核酸检测”的结果，配了上面一段话。团队所有人“2019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一切指标正常，“离一起驶出这条隧道又近了一步”。

当“新冠肺炎”肆虐之际，网络上一部在2013年推出的纪录片《非典十年祭》意外得到关注。原来很多人才知道，2003年的“非典”并没有完全被消灭，10年间偶有感染者，特效药也没有研制出来。

“不是人类战胜了它，而是它放过了人类”。

假如10年之后，我们再次回望“武汉”和这场灾难，能看到什么？

或许，这取决于现在在武汉拍纪录片的这帮人。

（应访谈者要求，文中姜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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