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需要讨论在灾难发生的当下，纪录片人应当如何更好地记录城市与人，也必须在回归常态后，继续审视自己和这段经历，并将思考反映于创作。
摄影师：俊文
武汉记录者的「幸」与「困」
江婧怡
4月24日，武汉解封的第16天。
武汉疫情纪录片人信息交流群已经四天没人说话了。群里160个人，上一次活跃讨论还是4月3日，因为第二天清明节的哀思活动，他们在交换地点和时间信息。
《在武汉》摄制组的所有外地人已全部离开武汉，张悦是最后一个。摄影师王子桢昨天结束了14天的居家隔离期，他称之为“刑满释放”。
林晨同学很久没发疫情相关的内容了，昨天更了一段感谢视频，给网友汇报他和MCN打官司进展。他最近正忙于维权，对象就是之前总拒绝我采访他的那家公司。
蜘蛛猴面包发出了《武汉日记2020》系列的最后一支视频，编号是20。他的上一次更新是4月17日，内容是尼日利亚的旅行vlog。
生活正在回归常态。
3个月前，武汉是所有满怀豪情和抱负的纪录片人最渴望来的地方。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候，他们活跃在城市的各处，用拍摄的方式介入这场灾难。
1月22日，武汉“封城”的前一天，一个账号名称为“林晨同学”的vlogger上传了一个视频，题为《武汉UP实拍，冠状病毒肺炎下，超市、商圈、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视频在B站收获了993.6万的播放量，是林晨在B站的历史最高纪录，也是非官方口径下，关于武汉疫情的视频中最早一个获得如此高关注度的。在此之前，林晨的vlog主题大多关于旅行和人生经验分享，除了老粉，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武汉人。Vlog拍摄于1月21日，是他当天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顺路记录。从超市到楚河汉街，路过中南医院，再到湖北日报报社，“就是去了我经常去的几个地方，想看一下有什么变化”。前一天中午，林晨家里原定的团年饭因为“疫情太危险”取消。当晚，钟南山接受央视连线采访时，确定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到第二天，新闻就有很多很多了，都会告诉你事情很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大家好奇，我也好奇”，林晨连夜把vlog剪出来，基本用上了所有素材。视频上传以后，他眼睁睁看着这支vlog在B站的在线观看人数从以往的正常值一两百人，突然就升到了一千，迅速又跳到了一万、三万，“太恐怖了，就几个小时。”1月23日早上听说封城的消息以后，和很多人的反应一样，林晨打算去超市囤菜。他没忘记把相机带上，“既然是一个很紧急的新闻性的消息，我自然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值得来记录的”。从超市出来，以前林晨在媒体工作时的同事发来消息，问他能不能帮忙拍点素材，他又拿了无人机，去了之前拍过的楚河汉街。年三十的晚上6点，林晨上传了第二个疫情相关视频《武汉UP实拍，封城后的24小时，“空城”武汉的物价、交通、生活状态》，并第一次带上了#武汉VLOG#、#封城日记#的标签。这支vlog在微博的播放量达到了3762万次。▲林晨同学《武汉UP实拍，封城后的24小时，“空城”武汉的物价、交通、生活状态》视频截图离汉通道关闭当天，另一个武汉的vlogger“蜘蛛猴面包”也上传了一支vlog，名为《武汉封城--封城以后真实的武汉街头、超市与药店》。这段视频后来出现在了3月1日央视的《面对面》上，本人也被冠以“武汉日记拍摄者”的名头。当董倩问他，为什么要开始拍武汉日记，蜘蛛猴面包很正式地回答道“作为一个影视行业里的人，想在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里面去记录这座城市发生的事情和在这座城市里还在生活的人。”后头还有一句，听起来更像是他会说的话，“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第一天出去的时候仅仅只是想简单的记录一下。”和林晨一样，蜘蛛猴面包之前的定位更接近一个旅行vlog博主，存在感不那么高，偶尔会分享自己的生活，直到开始拍摄武汉疫情相关视频，突然拥有了五百多万的粉丝。他发的频率比林晨要高一些，第一支视频发出后的一周，他更了5支vlog。在接受VOX后视角专访时，蜘蛛猴面包曾提到，自己会获得这么高的关注度是因为“我处在风暴中心很容易被看到”。到目前总共20期的封城日记，他所拍摄过的医生、快递员、志愿者、理发师、患者等，从选题的丰富性而言，这已经超越一个纪录个人生活的vlogger。林晨也有一致的想法。与他近段时间视频百万级甚至千万级播放量所不相匹配的，他B站粉丝现在还不到60万。“我知道目前我能够做出的东西并不值得那么高的播放量，至少在我心里是的。大家更关心的事情明显不是我。”而对vlogger来说，个人魅力和风格化的讲述本应构成分享的一部分。在蜘蛛猴面包的评论区，有一位网友留言：“林晨，加油。”“我”的角色，在林晨同学和蜘蛛猴面包的武汉日记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创办视频团队Figure之前，他在《南方周末》做过记者，在《人物》杂志当过主编。2008年汶川地震，他是第一批进到北川的省外记者。遇到这种事，张悦坐不住。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他把一位记者只身去往武汉的消息发到Figure工作大群里，“佩服，然后觉得特别惭愧”。该记者在大年初一凌晨进入武汉，在医院、殡仪馆、临时隔离病房拍摄了一系列视频。不确定怎样才能把纪录片团队送进武汉，而且第二天就是除夕，张悦还是向同事发了召集令。工作在北京，家在上海，春节假期也是他难得陪陪他8岁儿子的时间，但“我不能袖手旁观，我应该跟那些受苦的人在一起，我做了很多年记者，都是这么过来的。”写策划案，准备防护物资，8小时与B站达成合作，托人去香港买克力芝（当时流传的一种有效防疫药物），Figure第一批人马在2月3日晚被送进了武汉。那时候，这个纪录片项目的代号还不叫《在武汉》，而是《武汉铆起》。（铆起，武汉话的一种副词，意为一个劲儿地努力干某事）前一天，也就是2月2日，正月初九，封城的第11天，《时尚先生》杂志的摄影师陈玮曦已经抵达了武汉。8天后，南京鼓楼医院援鄂医疗队进驻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他一个人在重症区跟拍了28天，片名《武汉·重症区六层》。陈玮曦的同事王琛后来去到武汉，跟他聊起过刚来时的事。今年26岁的陈玮曦在财新做过四年的摄影记者，期间拍过中东难民，拍过寿光洪灾，是亲身经历过灾难拍摄的人。这一次，他本“只想拍摄现场、增加新闻事实”，但刚到武汉两天他就开始发烧，医院的诊断结果不一，他被要求在酒店自我隔离。王琛在《生命的现场：从清零到解封，我的武汉见闻》中回忆，陈玮曦之前不认同一个刚毕业的记者更想记录人对死亡的恐惧的想法，直到“直面死之恐惧时”，“他想他可能会死去，写了遗书。”Figure的导演钟徐姣仍记得2月8日那天，她在汉口站下车时全车人的注目礼。那辆高铁是开往重庆的，那时要想在武汉下，唯一办法就是买途经车票，上车后提前和乘务员沟通，乘务员会提出必要的警告：短时间内，这趟有去无回。去武汉，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高风险的决定，但对纪录片人来说，忍住不去才更难受。纪录片导演范俭3月12日受媒体委托去到武汉以后，和周浩见了一面。周浩来得早一些，3月6日到的，他十几年的摄影拍档袁哲就住武汉，他俩忙于一个原定今年在武汉拍摄的纪录长片项目。酒店会面那晚，几个纪录片人围坐着聊来武汉的感受，范俭斜倚在沙发上说：“我靠，这个时间你不来武汉？你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来武汉，去拍一个挺好的纪录片，你还犹豫啥呢？对我而言，危险是有的，但是我就要去！”周浩把这一幕拍了下来，笑着调侃范俭，“好像就是为了镜头说这番话，你牛逼透了。”有人转发了这段视频，说“如果仅仅为了拍个好的纪录片而去武汉，那无异于那些发国难财的”。周浩也认真回复了他：“纪录片是我们的职业，拍片是我们介入世界的方式，参与的同时也做好自己的工作。发国难财，理解极端了。”“封城”当天，袁哲原本的计划是回湖南老家。这下出不去，他说这是“上帝关了一扇门，留了一扇窗”。他没能离开武汉，纪录片圈内很多朋友来关心他，顺便也都会劝上一句，“反正没事，你要不就自己随便拍一点，哪怕拍下自己也好。”从1月23日那天起，袁哲就开始“像写日记一样”拍些家里的素材，主角是他的妻子、孩子，以及总和他们通电话的小舅子。也常有人在各种群里或者微信私聊他，想让他出门去帮忙拍点素材，但“出去拍，肯定要等这个风口稍微过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风口什么时候过。”袁哲知道这肯定是一个“好的机会”。带有一点“国家不幸诗人幸”的意味，此刻的武汉对于纪录片人，就像2008年的汶川之于当时才27岁的袁哲，是“能拍出东西”、一定要赶快去的地方。但他现在年近四十，家里又有孩子，下定这样的决心不再容易，直到周浩来了武汉。与袁哲随意散漫的性格不同，周浩被他形容为一个“时刻不会让自己放松和堕落”的人。既定的长片项目外，正好Sir电影向周浩、郭柯和陆庆屹几位纪录片导演发出邀约，想做一个疫情相关的公益短片，作为唯一占据地利的摄影，袁哲被“鞭策”着出了门。他没有刻意去找拍摄对象，因为他身边就有个现成的故事主角。他妻子的同事徐丽是做餐饮的，两家人本来就很熟，疫情期间她主动加入了志愿车队，给医院、社区送食品物资，是个“积极分子”。当然，更现实的原因在于，徐丽是一个方便拍摄、愿意对镜头诉说的人，而且跟着她首先就解决了通行证的问题。周浩和袁哲也蹲过火车站，想着能遇到一些从外面来到武汉的人，开车把他们送回家，途中拍一个记录这些人如何到武汉的故事。去到实地以后，才问了两个人，就有警察过来盘问，“你们是不是没有被抓过”。拍了三天，袁哲给Sir电影发了九个小时的素材，基本全是志愿者的工作生活镜头。在集齐周、郭、陆三位导演的2分钟公益短片《人间三十日》中，袁哲拍的这些是成片里少有的非空镜镜头。徐丽的故事之后又被单独摘出来，剪了一个8分钟的短片《美丽的丽》。Figure的摄影师王子桢到武汉第一天跟拍的第一个人也是志愿者，叫象哥，《在武汉》第一集《车轮上的生命线》的主角之一，是给医院运送防护物资的。那天象哥去给一个叫丹丹的女孩送菜和药，她之前一直在帮忙联络物资信息，后来疑似感染新冠肺炎而中止了志愿工作。取了象哥放在椅子上的东西，女孩冲象哥车的方向用力挥了挥手。因为身体虚弱，她不得不走一段休息一会儿，子桢的镜头和象哥的目光就一直跟随着她直至消失在视野。当时坐在副驾驶的子桢带着监听，没注意到过程中象哥的反应，直到拍完丹丹，刚把镜头甩过来，就录下了一滴眼泪顺着象哥紧绷在脸上的口罩滚落下来的画面。而这个中年男人在镜头前的形象一直是硬汉，玩探险，去过汶川救援，会把志愿者承诺书称为“生死协议”。子桢说，这是“老天赐予”的一场戏。是幸运，也有必然，“在武汉人的情绪就是会被放大，你的开心会更开心，你的悲伤会更悲伤”。张悦曾给Figure的选题提过两个标准，一个是时代标本，一个是个人故事。他很兴奋，因为在当下的武汉，“二者往往都会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身上得到体现”。与此同时，他也很清醒，记录者们的创作正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基础上。常态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故事正迅速富集在一座失序的城市中，“每个武汉人身上，可能都有你平时想要获得，但是获得不了的。所以并不是我们做的工作有多么了不起。”我问过张悦一个问题，Figure这段时间如何向被拍摄者介绍自己。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在武汉》播出之前，他们自称是纪录片志愿者。“我来武汉前20多天，大家都不知道我来干嘛，就看我朋友圈，有些人真的以为我是来做志愿者。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那半个月我的朋友圈，包括在微信群里头展示的都是一个志愿者的心态和行为。”张悦有意识地进入了这种状态，并很清楚自己为何会沉浸于此，“在一个巨大的困境中，这座城市人与人之间其实是高度理解的。”理解面向苦难和罪恶，也会面向积极和善良。城中人的亢奋情绪和状态也成为真实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对于外面的人来讲，会很难感同身受。以封城为起点，灾难将武汉逼向了封闭的极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包括希望记录正在发生之事的记录者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特殊的气场中。4月1日，《在武汉》杀青那天，子桢晚上还有一个拍摄任务，是去武汉市肺科医院的ICU。晚上11点多，其中一个病人的血氧饱和度一直抬不上去，只有60%多。医护开始准备抢救，推了一个小的推拉车，准备了肾上腺素。医生说，这个病人的情况不太好，估计是明天、后天，也可能是一会儿。他选择留下来等。护士先给病人用了其他药，体征数值上看平稳一些了，子桢就问值班护士，病人的状态算稳定了吗，“她摇了摇头，说可能也就一两个小时”。之前子桢总觉得抢救会是有人在楼道里喊着“不行了不行了”，医生和护士在很忙碌地沟通病情。“但是就没有，特别平静，平静得有点吓人。”凌晨一点是护士的交班时间，子桢拍完换班，也准备跟着出去，等另一个摄影师来交接。这时正好主任进来了，和护士沟通了两句，让她给病人打肾上腺素。一克，没什么反应，再一克，数值还是没有变化，再一克，停了三分钟，主任让把最后三克都打进去。一个护士说，心率测不出来了，子桢才注意到监测仪上病人的心率跟血氧饱和度已经变成直线了，“但我还能看到他在呼吸，你能看到那个肺，尽管盖了很厚的被子，还是在呼气、吸气。”他听到主任用对讲机说，把这床病人的医嘱都停了，“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人已经没了”。直到脱了防护服出去，子桢看到微信群里的消息，说人已经没了。▲子桢的第60篇武汉日记，配图是在肺科医院的办公室之前Figure计划在ICU拍摄的一直是几位病情转好的病人，这是子桢第一次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一个人的离去。“那一刹那，我还特懵。因为从那些医生的表情里，你判断不出来这个人走了没有，都特别淡定，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你也不能从仪器报没报警来判断这个人走没走，因为那一晚上，ICU所有的仪器都在报警。”来武汉以后，子桢每天都在写日记，有时候会写的特别特别细。关于这一晚，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注意到病人的眼角有一滴泪水，就挂在眼角，没有流动。我并不知道那是生理上的反应，还是有意识的。……我现在坐在空无一人的医护办公室，想起他眼角的那滴不会动的泪水。”三年前在二更实习时，他问过内容总监王群力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拍的总是善，而不是恶。这段时间，子桢说他慢慢理解了。人们总对记录者说，“期待更多灰色”。但“它可能会让大家更绝望、更看不到希望”，“可能跟大的导向有关，也可能跟人还是希望大家向善、积极有关，我觉得是这样的。”2月26日，《在武汉》上线；3月7日，《美丽的丽》和《人间三十日》上线；3月9日《武汉·重症区六层》上线。纪录片人这次似乎跑得足够快了，但钟徐姣总是在说，她觉得惭愧。《在武汉》拍得太赶了，尽管“全国最有故事的人现在都在这里”，但两个月出7集，每周更新，她难以做到像以往拍纪录片那样“以时间换故事”。尤其在面对医院的时候，高效完成、不妨碍医护人员工作、保障自身安全，这些都超越了纪录片创作的需要。她负责的第3集《这里是前线》仅仅是两天的拍摄，外加对医生黄维一些外采的结果。第一次去江夏区中医医院由张悦带队的，呆了6个小时，调研回来的素材“很散，还根本没办法成篇”。但进到医院重症病房拍摄的时长有限，第二次拍摄，钟徐姣带了两个摄影师，做了充足的准备，“要拍什么，要问什么，要用哪些镜头，怎么用，我全想过”。▲《在武汉》第3集《这里是前线》，拍摄地点是江夏区中医医院重症病房2月17日下午1点30分进去，1点40分左右进入污染区，晚上8点出来，刚拍完的时候，钟徐姣的感觉还不错，“计划要拍的东西好像都抓到了”。那时还没开始剪，张悦看完脚本提了一个问题，让她一下懵了：“（你要拍）医者仁心，一定是在医患关系里体现。”而这次，她没怎么拍患者的情况。“在我的故事里，患者是面目模糊的，医生也是。我虽然拍到了他的一些行为，他很关心这些患者，但是他的对象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都不了解，我又要如何去做所谓的‘医者仁心’呢？而且，医者仁心这东西，谁不知道呢？”进隔离病区拍摄之前，钟徐姣在自己的防护服上签下了“Be the Voice”来打气，但在这集结束之后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思考：如果纪录片拍摄的东西，在去之前就已经全都想到了，那纪录片人“发声”的增量和价值在哪里？出发前，她把非典那时候的纪录片都翻出来看了一遍，“拍得也不怎么样，但重要的是你在记录，那些影像好多年以后都是有它的价值在的。”这一感受部分促成了她来武汉的决定。“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很动人也确实很有道理的说法，但如何记录灾难的讨论似乎暂时落回到了“拍摄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层面。而对于这些追求更独立、更客观、更接近真实、更渴望解释的人来说，这显然不足够。短片上线B站的deadline是3月11日，答案来不及想，也没有补拍机会，《在武汉》关于医院的第一个故事还是以比较粗糙的样貌问世了。或者用B站纪录片高级顾问朱贤亮的形容，“火线感”。作为《在武汉》的总编审，朱贤亮每周收到Figure传过来的样片，都会忍不住提很多意见，“缺少纪录片一些基本的章法，放在平时，肯定过不了关”。但“特殊的时期做特殊的要求”，“想着他们是在冒生命危险工作，我觉得我在后方已经很惭愧了，不能过多要求他们”。和张悦聊的时候是3月10日，《在武汉》只出了2集。片子当时在质量层面的评价不是很好，几乎每家媒体采访都会问他：B站有9.9分，但豆瓣只有6.8分，你怎么看？你们拍的和Vlogger拍的有什么不同？纪录片说明介绍里一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也引来一些臆测，说他们是特权摄制组，拍的是宣传片。张悦不回避谈论这些问题，也不愿意多谈。他总结这次拍摄，遗憾在于和时间赛跑的过程中，牺牲了一部分品质。他自觉《在武汉》从未因这些评分和评价身处窘境，这不是他衡量的标准。“从理性上来说我真的不关心”，因为“我们是跟自己在较劲”。“这是一个太大太大的灾难了，你这些琐碎的个人感受跟武汉人所承受的苦难比起来，不值一提。我们的作品能不能配得上这一场你所看到的灾难、你看到的不幸，我最关心这个。”这次能把这件事做好的人不多，至少目前在业内能获得一致好评的已放出的纪录片，只有陈玮曦的《武汉·重症区六层》。周浩夸他，“第一次感受到后生可畏”。《人间三十日》的评价并不是太好，至少没能获得与主创团队相匹配的反馈。虽然这个作品的帮忙性质远大于导演们自发的创作欲望，但好歹也挂了自己的名字。陆庆屹在豆瓣发了两张批评意见的截图，评论“我自己都不愿意看”。周浩也转发了：“每个人都想做牛逼的片子啊。我也不可能运气一直都那么好，每次都能碰到龙哥、郭书记、耿市长……”在创作会议上，袁哲已经感觉到这事儿“没谱”。出品方和三位导演没有深度合作过，拿不准有没办法把他们迥异的风格串在一起，加上影片完成前，其实只有袁哲一人身处武汉，其他导演也只能提供一些空镜。“发心当然是好的，可能大家觉得内容跟不上宣传吧。”他和周浩更想拍也更擅长拍的是长片，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进行观察和解释，比如“拍这一次疫情对武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的转变，或者遭受重大变故后一个人如何进行自我修复”，他们现在正在拍的项目也与之相关。导演的遗憾，观看者的不满，我的困惑，或许李海鹏在12年前的《北川惶然录》就已经总结过：就新闻来说，在地震报道中，我们也是在寻找我们未曾了解的事物。我们遇到的是如此重大的新闻，本该做出一些更了不起的作品。“更了不起”的恒定标准已经脱离当时当刻的场景，而进一步关乎我们认识苦难的方式。我们不仅需要讨论在灾难发生的当下，纪录片人应当如何更好地记录城市与人，也必须在回归常态后，继续审视自己和这段经历，并将思考反映于创作。范俭的片子计划五六月份播；周浩和袁哲的项目得继续拍一年；Figure手上还有一个跟拍了二十多天的ICU的故事；《人间世》团队在封城前期没能获批进入武汉，4月13日，第二季总导演秦博发了条微博，“在武汉”。推广|合作|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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