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请投我一票》的陈为军导演，用《城市梦》向你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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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纪录片爱好者来说，导演陈为军的名字并不陌生。有人评论，他是在"以厚重、老辣的视角关注着中国人与中国社会”。获多项国际大奖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以及其它观众耳熟能详的纪录片《生门》、《出路》， 都是出自导演陈为军之手。
就在观众期待着他的新作之时，我们得知，拍完《生门》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得不一直在国外休养。
武汉首映场的前一天，他特意给戴年文发了一条视频用作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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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无双
排版：杨杨L菲、王璐
在陈为军导演团队的新片《城市梦》上映前，我提前在一场观影会上看到了这部产自武汉的纪录片。观影会选在南湖边的一处居民区内，是主创兼摄影师程春霖老朋友的家。
从主路下来，需要一连拐几道弯，再穿过一片高低不同、风格迥异的别墅群——湖景区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才能抵达紧邻湖边的目的地。
全国公映日：8月28日
那是立秋的第二天，也是这部片子开机的第六年。
阳光浓烈，马路对面在建的工地，大型吊车从绿色假草皮装饰的围挡后面探出头来；人行道上刚铺好的灰色水磨石被重新撬开，换上红色的陶土透水砖，墙角的水泥砂浆散发出浓烈的尿骚味；
三三两两的农民工拎着编织袋从便利店前经过，踟蹰了一会儿，最终没有走进去；
一只瘦骨嶙峋的狸花猫不知从哪个角落窜出，叼起地上的冰淇凌包装纸又迅速跑开。
武汉，每天不一样。
2014年，纪录片《生门》的拍摄接近尾声，摄制组开始寻找下一个拍摄题材。
那一年武汉发生了不少大事儿。经济总量破万亿；国务院正式提出要在武汉“开展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光谷大学生含量创历史新高……
也是那一年，新版城市形象宣传片《大城崛起》在武汉电视台8个频道轮番播出，一夜之间“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城市标语便出现在街头巷尾。
举城跑步前进，有些东西就注定要被抛下。例如不合时宜的老旧居民楼、影响市容市貌的城中村……环境规划起来不难，难的是身处其间的人。谁也不想成为被抛下的那一个。
鲁磨路嘈杂的街道
在武汉生活了数十年的陈为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冲突，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城市梦》。
在官方的解读里，这个名字代表着两重含义。一面是从河南农村来到武汉谋生的王天成一家，他们的“城市梦”很简单：留下来，活下去，让孙女在这里结婚生子，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而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城管一方的“城市梦”则是维护城市秩序，用洪山区城管局二中队队长胡毅峰嘴里常嘀咕的那句话来说就是：“城市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
而这两重诉求显然是冲突的。
因此，《城市梦》的主线，就是一场场对抗。
故事发生在彼时像是城乡结合部，市容市貌待“优化”的鲁磨路。六十多岁的王天成熟练地骂脏话、摔东西，在马路中央写大字报，举着喇叭高声朗诵宪法，让人几乎有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城管部门则回以卧底、暗访和“无间道”……
片子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每当王天成到达“战场”时，背景音就会插入一段轻快的锣鼓声，有点像京剧里英雄登场的战鼓，但又因过于轻快而颇具喜剧色彩。
这种滑稽的喜感也是贯穿全片始终的。有点像像周星驰的电影桥段，看着搞笑，细想起来却是无尽的悲伤。
如大多数影片一样，故事最终走向了happy ending的大和解。王家的两个小摊在一个阴雨天被拆除，王天成擎着伞与胡毅峰套近乎，语气里带着几分讨好；城管队为王兆阳准备的新亭棚早已粉饰好，婆婆李书香在镜头前抹眼泪：“感谢政府，感谢城管队……”
有观众质疑其间的“表演”成分，制片方解释说，这并不是一个刻意寻求的结果。“‘妥协’也好，‘和解’也好，这样的结局在整条街上都是常见的。”
例如程春霖跟着城管跑的时候，注意到过一个支板栗摊的中年男人。男人年轻时候因为赌博卖掉了一颗肾，之后便失去了劳动能力。城管要求他把库存的板栗卖完就收摊，但拖拖拉拉了快一年板栗也没能卖掉，几十岁的人坐在城管中队的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但最终那个摊子还是消失了。如今的鲁磨路高楼林立，珠宝交易中心的牌子在太阳底下泛着刺目的光。
如今的鲁磨路
就像电影里，胡毅峰一遍遍向拒绝整改的小摊小贩强调：“城市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国际化的大城市”，似乎也在说，在滚滚而来的历史车轮面前，没人能真的抵抗。
比起略显宏大的命题，片子里对王天成一家的记录反而更动人。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习惯生活在一个永远上升的世代，以至于几乎要把它当成一种永恒的常态。
但贾樟柯说过：不能因为整个国家都在跑步前进，就忽略掉那些被撞到的人。
二十年多前，王兆阳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失去一只右手，“300多吨的液压机落下，一下就没了。”
工厂判定是操作失误，一分钱也没掏，最后社保陪了两万八，王兆阳拿这笔钱娶了媳妇，生下女儿王展萍。
一家子五张嘴等着吃饭，王兆阳又是个工厂不愿收的残疾人。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拖家带口到武汉来谋生。
俩人先是卖垫子，垫子卖不成又卖打火机，打火机卖完又卖鞋子。武汉的冬天风特别大，俩人数着赚到的第一个三百块钱，高兴得不得了。
片子里有一段，讲的是城管队偷偷派人“监视”王家的水果摊以估算其月收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天营业额约为1500到300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几十万，这是暴利啊！”
一天3000，一个月几十万，这大概是我今年听过最玄奥的数学题。
且不讨论这道题是否有解，至少在镜头里，你很难看到这个歌在武汉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家庭有任何和“暴利”有关的痕迹：一家子住在两间出租屋里，除了王兆阳夫妻的床头，再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王展萍写作业的时候，就把一条凳子放倒，再拖一把靠背椅当桌子。
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没想过再回去。
影片里，暴脾气的王天成唯一一次和儿子吵架，就是因为儿子在跟领导谈条件时，提出让萍萍能够在地大附属中学读完初二。王天成不同意，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萍萍读完初中再走，“我必须要她在这样好的一个学校里读完书。最好还能读个大学，然后再找个婆家。这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后来有人在影评里说，这部片子与其说是王爹爹在水果摊与城管抗争，不如说是一个老人为了下一代的生活和现实做斗争。
影片的结尾，萍萍在餐桌上和父母兴奋地讨论今天去游乐园玩。听到门票花了88块的时候，王兆阳，顿了一下，最终还是笑着说：“那挺好啊”。王天成和妻子在下过雨的鲁磨路上游荡，走着走着突然感慨：
“你别看我在这里磕磕碰碰，我非常喜欢武汉，我死都要死在武汉，哪里黄土都埋人。”
《城市梦》的发行，原本并不在陈为军的计划之内。
2012年拍完《请为我投票》之后，陈为军就有撒手不干的想法，2017年《生门》上映后，他也多次向外界表示，这是最后一部片子了。
他的理由是：拍纪录片太辛苦。尤其是后期剪辑里，一幕幕真实的生活被放置在千万双眼睛的审视下，“他们随时会评价某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否放进去？不放进去，有失客观。放进去，会让被拍摄者和我都受到伤害。“
这样的纠结在《城市梦》里也时有发生。有一幕，王天成回家给自家的杂货铺拿货，那时城管已走完取证程序，拆迁势在必行。于是王兆阳便和父亲商量，多拿点存货过来，“能卖一点是一点”。王天成便用两只畸形地胳膊托了一整篓衣架下楼，拐弯的时候，镜头狠狠一晃，就见老爷子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从家里拉货的王天成
这个时候举着摄像机的人应不应该介入呢？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这始终是个无解的问题。
2014年结束，片子拍下了600多个小时的原片。此时《生门》尚未收尾，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看着《城市梦》冗长的素材，陈为军几度想要放弃，但同样是《生门》制片人的戴年文觉得很可惜，在他的坚持下，这部片子最终还是出炉了。
600个小时的原片被剪至104分钟，光后期就做了足足两年，过审又花了两年。直到武汉首映的一个星期前，片子才拿到公映许可证——这也是陈为军拍了二十多年的纪录片，唯二在国内拿到过公映许可的片子，另一部便是《生门》。
龙标在银幕上一闪而过时，有观众在底下嘀咕：“对陈导来说，拿奥斯卡入围可能都要比拿龙标容易些。”
《城市梦》武汉首映的影厅，紧挨着洪山区“扶贫指挥部”
和审查打交道是中国导演的集体命运，为了过审，一些妥协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时候会特意保留一些一看就过不了的镜头，好给审片员找点事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程春霖偷偷抱怨。
问到有哪些镜头被删掉了时，他眨眨眼，笑着转移了话题。
2017年《生门》上映时，刚好和张艺谋的《长城》撞了档。当时陈为军老神在在的说：“我只负责用心把故事拍好就是，至于其他的，顺其自然好了。”
后来《长城》票房1.71亿，转年在国外又卖了1.6个亿，《生门》票房才百万出头，刚好抵《长城》一个零头。
陈为军团队几年前的纪录片《生门》在豆瓣上有8.8的高分
中国电影拍了几十年，观众还是更喜欢穿金戴银、飞来飞去的故事。
这次《城市梦》原本的公映日选在8月21日，谁知又和拖了一年的《八佰》撞了档。主创紧急开会，将公映日又往后挪了一周，并选择在武汉率先上映。
唯一的遗憾，是导演陈为军没能看到这部片子的任何一场国内首映。他是山东人，但自从1994年进入武汉电视台之后，就开始拍武汉故事，一拍便是20多年。
拍完《生门》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得不一直在国外休养。武汉首映场的前一天，他特意给戴年文发了一条视频用作告别。
“喜欢我片子的朋友，我们就在此别过了。”
作者 | 无双
图片 |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