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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与《武汉工厂》的一年，纪录片从未缺席
周浩谈新片《武汉工厂》：另一种武汉 采访撰文：沙丘 12月31日，《2020·另一种武汉》工厂纪实特展在联想武汉生产基地开幕。100张纪实摄影作品再次串联起过去一年，呈现了这家武汉工厂从疫情“风暴眼”到经济发展“风向标”的过程。 这场展览的部分照片和视频来源于纪录片导演周浩的团队。2020年2月中旬，他们来到武汉，将镜头对准这家武汉工厂，拍摄医院、社区抗疫一线之外，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打工人”们如何应对疫情困境的故事。 借助此次展览的机会，凹凸镜DOC对周浩进行了一次专访，他首次揭秘了正在制作中的新片《武汉工厂》。他拍摄的联想武汉产业基地是联想全球最大的自有工厂，这里承担着联想移动业务60%的产能，平均每秒下线一部“武汉智造”的手机或平板，发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疫情“牵一发动全身”，工厂每多停工1天，就会损失约1亿元人民币，但疫情持续发展，让一切都不确定。从“实验性复工”到大规模生产，工厂需要想尽办法生存。
影片开拍第一天，工厂行政办公区只有厂长一人，整个工厂只有四张通行证，1800名留住武汉的工人已经被“困”在宿舍一个多月，湖北交通中断，外地工人返回武汉只能工厂派车去接，复工复产异常艰难。 周浩说，联想武汉工厂对他们的拍摄完全开放，让他看到了一个企业的不同面向，所以这部影片不仅记录了这家武汉工厂如何应对疫情，也从内部展现中国企业面对贸易冲突如何与世界融合。 周浩特意强调，《武汉工厂》跟《美国工厂》不一样，跟国内此前“那些关于富士康的工人又怎么了、三和大神等工厂题材”的纪录片也不一样。“它是一个很平和的片子，但是看完你会对中国企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作为最早一批到武汉拍摄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周浩并没有急于完成影片，如今大部分内容已经拍完，正在后期制作，但是持续对工厂的记录还没停止。 对于疫情相关的纪录片，他认为大家都在记录当下，但是每个片子都有遗憾。“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片子能够对武汉疫情有一个准确地描述，但我觉得目前哪个片子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同时，他还不断地要求自己打开视野，自我革新，“这是全人类面临的一场大灾难，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宣传或歌颂，如果你仅仅站在一个角度去理解会不会很片面，会不会有问题？” 采访最后，我想让周浩有一个词概括过去的2020年，以及他的武汉经历，他沉默了一会说，活着就好，活着就有希望，希望能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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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平和的片子，但你看完会理解什么是中国企业 凹凸镜DOC：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什么时候决定要去武汉？ 周浩：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在贵阳陪父母过年。因为当过多年记者，我总觉得这个疫情肯定是一个蛮大的事件。我在微博和朋友圈号召武汉的朋友去拍身边的事情，我当然也想去拍点什么。我妹妹是医生，当时也去援助湖北，我还拍过家里人讨论她去湖北的事情。后来，正好有朋友在联想工作，他跟我讲有这么一个选题，我没有犹豫就过去了。 凹凸镜DOC：当时大家去武汉都是拍医院，拍病人，拍社区，武汉的工厂为什么会吸引你？ 周浩：其实当时没想那么多，有机会就去拍了。现在片子的方向，也是后期慢慢调整的。因为从疫情来说，最引人注目的肯定是医院，大家都去拍医院，拍病人的生活状态，但是我觉得医院之外的问题也值得关注。而且我已经不是一个记者了，我应该有一种纪录片人的观察。 凹凸镜DOC：去年《美国工厂》很火，你拍《武汉工厂》有没有受影响？ 周浩：我拍的时候没有想到《美国工厂》。其实，我的逻辑是联想愿意开放让我去观察，我就觉得这是特别幸运的事，像中了六合彩一样，我就去好好拍吧。 现在做的《武汉工厂》跟《美国工厂》不太一样。《美国工厂》主要谈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企业文化之间的冲突。《武汉工厂》讲的是一个中国企业在疫情背景下如何找到在全球自洽的发展的方式。
凹凸镜DOC：你当时进武汉第一感受是怎么样的？ 周浩：我进武汉时还在封城，当时坐从广州出发的一趟高铁，这趟车路过武汉，我上车就问乘务员，我说要在武汉下车可以吗？他说武汉会停车，到时候要做一个登记。到武汉，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下车。同车有的女人一边下车一边哭，因为她已经一两个月没回家了，好不容易才回武汉。出武汉站，我的摄影师开车来接我，一路空荡荡的，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城市，然后我们就直接住到工厂的宿舍，开始拍摄。 凹凸镜DOC：第一天到工厂看到的情况呢？ 周浩：我进工厂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复工。当时除了保安、保洁和后勤人员，整个工厂只有厂长一个人。后来，慢慢看见厂里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早期进武汉很困难，工厂一万多人要复工，这些员工们就通过各种手段回到武汉，这个过程我们都有非常好的记录。 当时，我们住的宿舍距离工厂不到500米，每天走路去拍摄，看着路上和工厂的工人一天天的多起来。联想武汉产业基地作为联想全球最大的自有工厂，承担着联想移动业务60%的产能，平均每秒下线一部“武汉智造”的手机或平板，发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凹凸镜DOC：这是一个群像式纪录片吗？ 周浩：群像。 凹凸镜DOC：疫情对联想武汉产业基地影响大吗？从你当时进去到现在，你觉得工厂发生了哪些变化？ 周浩：影响挺大的，但是这个工厂一直非常高效地运转。因为它是在中国土壤里面长出来的一个跨国公司生产基地，早就学会怎么去跟上游和下游协调关系，这些问题任何时候都存在，所以谈不上什么变化，主要看到的是在疫情冲击下它如何不断去化解问题，让工厂能够活下去，让产值能够继续增长，让产品最后能够送到消费者手上。 我觉得这会是一部非常平和的片子，但你看完以后会理解什么是中国企业，什么是在中国环境下生长起来的跨国公司生产基地。还有，这部片子还会讨论比如，关于人和AI的关系，未来当人的劳动强度越来越低的时候，人怎么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凹凸镜DOC：疫情只是一个大背景吗？ 周浩：对，疫情只是个背景。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工厂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工厂里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工厂最后如何突破困境生存下来。其实，我理解企业就像人一样，它是一个运转精致的机构。所以这个片子其实是一个关于机构的故事，讲一个机构怎么去应对疫情、应对世界贸易的冲突、应对中美之间的矛盾等。 以前《高三》《差馆》也是拍机构，但讲的是很表面的东西。这次不太一样，这个片子从内部展现联想武汉生产基地是怎么能够跟这个世界相洽的，怎么活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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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一定要追求所谓的纯粹，那其实是自欺欺人 凹凸镜DOC：在很多人看来，工厂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拍，但当时在武汉医院的问题，失序的状况可能错过就没有了。你在武汉拍摄的过程中，看着各种情况发生，没去拍摄会不会遗憾？ 周浩：没有，我的片子跟他们的片子都不一样。武汉疫情，我们不仅要了解医院的问题、苦难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应该被了解。为什么大家一谈到武汉就只有医院的概念？我们注意力全被吸引到那些最刺激神经的地方。我们纪录片人好象不能这么狭隘的去理解这个世界。一个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要忽略患者和医务人员之外大多数人呢？当然我也不是说我片子就能够概括什么事情，但是我试着去了解这些人是怎么生存的，这个工厂是怎么运转的，这个城市是怎么活过来的。 另外，此前一谈到中国工厂，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富士康跳楼”，是“流水线生产”，是“三和大神”这样的东西，工人是那样一个绝望的状态。但是，你觉得那能够概括中国全部工厂的状态吗？你只是知道富士康有人跳楼，但是对其他东西了解吗？其他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关注吗？ 凹凸镜DOC：《武汉工厂》和机构合作，和联想公司合作，受到限制会比以前大吗？ 周浩：联想武汉工厂对我们基本上没有死角的开放。从老板到普通员工都能拍摄，包括员工和厂里的一些矛盾，他们怎么化解，这些场景我们都有拍摄，他们都毫不忌讳我们的拍摄。 关于合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找到平衡点。你说这样一个机构，如果别人不同意拍，你怎么能拍到呢？如果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去深究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就算你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关系，这种情况也是你们双方达成契约的结果。 你要知道，你进入拍摄的时候，你已经是被那个人利用了。很奇怪，当一个人向你提要求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合理的，但是当那个人变成一个机构，你就觉得没法容忍。如果你一定要去追求那种所谓的纯粹，那其实是自欺欺人，你认为你是至高无上的，你是代表上帝来观察记录，你凭什么代表上帝呢？
凹凸镜DOC：你说的我明白，但是会不会内心也会有碰撞、拉扯、不甘的时候？ 周浩：反正就是寻找可能性吧，怎么能够在被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特别在中国这么一个环境里，要做出一部不那么俗套的片子，其实挑战很大。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你就会感觉到没有什么纯粹的自由，自由永远都是相对的。在一种相对的状态下，你怎么去完成一部片子，这是我要考虑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纪录片人是自己把自己做进胡同里了。如果你不能在当下做片子，那你存在的意义在哪里？难道你要一直活在十年前、二十年前那几部作品里面吗？ 凹凸镜DOC：疫情期间，你们那个《人间三十日》的短片受到一些争议，之后在参加活动、接项目会不会谨慎一些？ 周浩：我觉得无所谓，至少从我的角度我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连这样的小事情，你都没法沟通，没法承受，怎么去做纪录片呢？做纪录片最大的问题，就是和人沟通，让人和人之间的误解会消解一点，这是我们做片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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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是人类面临的一场大灾难，不能只是简单地宣传或歌颂 凹凸镜DOC：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比较大，你觉得纪录片在疫情这种重大的公共性事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起什么作用？ 周浩：纪录片扮演不了什么角色，但是应该不会缺席。它不是新闻，它像一个备忘录。这一年，关于武汉疫情的片子已经出来很多部了，而且很多导演都是那种跨国操作，他们即使到不了现场，也在找各种办法参与。如果纪录片人不能够参与，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这也谈不上什么职业道德或者理想，就是发生这样的大事情，你又活在当下，你怎么会无动于衷？ 凹凸镜DOC：你刚才也说这一年陆陆续续上线了很多关于疫情的纪录片，你怎么评价这些片子？ 周浩：大多数我都看过，我觉得他们还是记录了当下，但每个片子都有遗憾。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片子能够对武汉疫情有一个准确地描述，但我觉得目前哪个片子都担不起这个责任。也许，要让一部片子担起这样的责任有点要求太高了。也许，大家一起各做各的，最后勾勒出一个整体，才会是一个相对准确的东西。
凹凸镜DOC：今年全球的纪录片导演都在拍疫情的片子。你觉得咱们国内的导演怎么才能完成这样一次同题竞争？ 周浩：其实我不愿意用竞争或比拼这种词，各做各的就行了。你不能说拍片子是要去拿第一，是要拿个什么奖，你是自己给自己做，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觉得那是后人去评述的，这是做片子的基本态度。 回到你说的，到底我们缺什么东西？我也不觉得。因为现在我们还在其中，也许过一段时间才会有一个认识。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视野了，这是全人类面临的一场大灾难，不能只是一个简单地宣传或歌颂，如果你仅仅站在个体和国家的角度去理解会不会很片面，会不会有问题？ 凹凸镜DOC：我发现一个现象，今年武汉疫情相比2008年地震，很多纪录片导演都是和机构合作，而独立制作的片子不是很多。你怎么看这种选择？ 周浩：机构合作跟所谓的独立其实并不对立，很多文章喜欢把它们对立起来。他们认为独立制作就一定是好的，机构合作就一定是模式化的。其实，现在出来的大多数片子都机构合作完成的，也有很好的，像陈玮曦的《重症区六层》，就是有机构的，最后他的片子也能够被吴皓拿去使用。 另外，因为有机构，你会更便利地到达。特别在武汉当时那么复杂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一个散兵游勇，进医院去拍摄呢？那你必须学会跟机构合作。而且也并不是说独立制作，你就站在一个什么道德制高点上了。我从来不会这么极端地去看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念想来做这个事，这其实是最关键的。
凹凸镜DOC：之前你曾说年轻作者的片子很少给你惊喜，还是喜欢看老作者。为什么？ 周浩：因为你还是希望看到一些思辨的东西。我不喜欢你只是简单告诉我一个现象，现象对我来说没有新奇感，而老炮做的东西，他们不会这么简单的重叠，他们自己也想着突破自己。 凹凸镜DOC：那你觉得现在这些年轻纪录片创作者，最缺少的特质是什么？ 周浩：这个不好说，年轻人各有各的长项。从接触到的作品来看，我觉得他们也许冒险精神不够吧，很难有一些片子是让我惊讶，觉得这个事情他们竟然在这么做。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有锐度的东西，但是现在看见的不多。但是，可能国内环境就是这样，新闻媒体也是这个状态，每一代人有各自的烙印，他们生存压力比我们那时候大，我们也不能过多的去苛刻别人。 这两年在创投大会上，经常碰到的年轻纪录片作者，他们都有海外留学背景，都受过专业的训练。专业训练有时候当然是好的事情，但有时候也会也会束缚自己，让创作不够灵动。我们那代人都是从各个行业转过来的，相对百花齐放一点，相对单纯一点，我们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做片子。 凹凸镜DOC：你的新片《孤注》和《武汉工厂》，对比以前的创作，有哪些突破的地方？ 周浩：以前做片子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做，现在基本上是团队在做，这是最大的区别。另外，现在得要求自己不断地自我革新，我就觉得新片出来以后，得跟以前的片子不一样。目前来看，《孤注》是不一样的片子，《武汉工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片子。 我自己不好评述，以《孤注》为例，我给赵琦看，他说“我看见你的进步了，我看见你在思考不同的问题了。”我给王久良看，他说“哥，我决定对你另眼相待。”我也希望《武汉工厂》出来以后，大家说这是周浩的片子吗？我就是需要有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