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史诗 ｜ 郭熙志《渡口编年》，二十年三个下岗家庭的日常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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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拍了一部纪录片，叫《渡口》，讲述了我的故乡三个下岗家庭二个月的下岗生活。在接下来的二十二年里，我又继续跟踪拍摄。
这部拍摄二十二年，剪辑了六年的关于故乡三个下岗工人家庭的纪录片，由周家、贺家、陶家以及故乡四部分构成。通过这四部分，我所想传达的是中国近二十年私有化的过程。
郭熙志|渡口编年：
二十年三个下岗家庭的日常悲欢
作者：郭熙志
编辑：张劳动
我的故乡在安徽铜陵市的长江南岸，是一座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镇，清代咸丰之后，长江中下游的盐务招商局所在地，人称“小上海”，是安徽省的“四大名镇”，即“安庆、芜湖、大通、蚌埠”之一，又是中国“四大佛教”胜地之一的九华山的“头天门”所在。
九华山头天门：大士阁
故乡大通是长江上的一座码头城市，市民除了做买卖的，还有就是从事水上运输，运货和运客。集中于码头上的还有码头工人，我父亲就是码头工人。我在《渡口编年》里拍的下岗工人的工作单位，就是当年的“铜陵县轮船公司”所属的“大通渡口”。
故乡变成一个陌生人
1998年，中国政府推进经济改革，在国有企业推进“股份制”改革，主张“国退民进”。在我的故乡安徽，有些地方甚至提出“要像土改一样推进股份制改革”，并且提出了在当年要完成企业股份化的百分之七十。当时，中国大约有四五千万产业工人下岗，涉及的家庭人口更是数以亿计。当街上的供销合作社变成卡拉OK和桑拿时，整个社会变得陌生。
这年清明节，我回家探亲，大通渡口停渡了，几名未被渡口录用的老职工砸了渡船玻璃，掀翻了趸船跳板，渡口停渡了。
望着滚滚江水，我想起父亲带我来对岸上班时的渡口，木制的帆船，湿漉漉的台阶，纷乱的脚，空气里还流动着炸油条的香油味。因为大通分二部分，居民有一大部分住在和悦老街，它在一个四面环水的洲上。渡口是来南岸的通道，是生活在岛上的孩子的一个重要生活场域，一个与外面世界连接的管道。我每天在这里等待父亲的到来，甚至会梦见长江水干涸了。
在这停渡的一刻，故乡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想知道，故乡还会陌生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在一个即将到来的社会变局里，我想观察“转型社会的人生和人心”。
恰逢南巡后中国加入全球化，中国也迎来新闻语态改变的黄金十年。当时的口号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所谓“用国际的新闻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也就是国家允许在《新闻联播》之外，以电视台的国际部推进纪录片的发展。一个“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纪录片栏目《生活空间》，在中央电视台成为炙手可热的栏目，每天都有几亿人在看。于是就有我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渡口》。
转型社会中的人生与人心
《渡口》，讲述了我的故乡三个下岗家庭二个月的下岗生活。我拍渡口是拍很近的事，“正在发生的事”，在同行看来，我的《渡口》只能算新闻。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对“是什么”已经不在乎了。我也不是要“讲故事”，我要的是一个“社会结构”。所以我选了三家，一个夫妇俩都在渡口，都遭遇下岗的周朝阳家，一个原来是渡口的队长陶礼贵家，一个即将承包渡口的贺国平一家。
1998年-周家下岗
1998年-陶家下岗
因为是邻居和远房亲戚，所以我一开始介入的身份就不是电视台记者。在我的记忆里，周朝阳家就在渡口边上，少年时很早就不上学了，最后顶替父亲在渡口工作。陶礼贵是我二嫂家的堂哥，他在渡口工作认真，嗓门特大，人称“陶队长”。印象最深的是承包人贺国平，他家和我家隔不远，他是我二姐同学。我后来知道他懂得不少古诗词，可我小时候的印象是他是个混社会的。冬天下雪时，他会去长江里冬泳，一个红色的三角裤在渡船顶上，像个抛物线一样抛向江面，用我老家的话讲，叫“屌烧”，就是显摆的意思。
因为推行股份制而导致渡口老职工全部下岗，贺国平承包后，启用了渡口老职工部分成员，周朝阳夫妇都没能在承包中上岗，在县里做小工，挑煤球，卖米，摆小船维生，而老队长陶礼贵也告别了渡口，到县城里开了个卖小吃的排档，而他们先前所在的轮船公司也宣告破产。
在拍摄的初始阶段，常有拿不到工资的老职工去县政府和轮船公司闹事，而周家和陶家只能靠去江边摘野菜卖钱。陶礼贵搬家的那天，前来搬家的舅说开店压力大，陶妻说蹲下去也“死路一条”。在开满鲜花的岸边，陶礼贵仿佛喃喃自语：“市场经济这东西……”贺国平承包渡口开业那天，他的趸船被人在夜里泼了一桶粪，在一边洗衣服的周朝阳妻子语气里带着嘲讽，说：“拍他们发财的，做楼房，安电话。”
短片《渡口》的结尾，是在这桶大粪之后，一场意外而起的江雾让渡口恍若幻境，美轮美奂。渡船从雾中缓缓而来，人们不知道开向何方。那是我对故乡，也是对中国未来的真实心境。
《渡口》拍了二个月之后，怎么又变成了二十年的拍摄？
我在拍完《渡口》之后，又拍了一部关于故乡被强拆的纪录片《迁镇》，之后调动到深圳电视台。但走之前，有二件渡口重要的事又把我拉回拍摄。一件是贺国平拖欠承包金。1999年的6月某天，我突然接到轮船公司经理的电话，要求我们追踪报道，试图用我的电视台摄像机迫使贺国平交出承包金。
另一件事是，一个下午，我的电视台同事张国平来告诉我，他听老家菜民讲，周朝阳夫妇昨晚落水死了。我们进周家的时候已经黄昏，一件奇怪的事是进门后磁带没了图像，洗出来后发现影像也偏色了。周朝阳大姐的一句话现在还深深地刺伤着我——“我弟弟就是被你们拍死的。”
周朝阳夫妇的死，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最先发现的是他们的船发动机开着，在江中转，近去一看，二人都不见了，只有船舷上的泥有滑下去的暗示，前后都干干净净。
周家祖孙三代都在渡口，周朝阳下岗后靠一条小铁船在夜里摆渡、卖煤球和卖米三类小生意度日，半年之后，人就瘦得颧骨突出。他还常常与贺国平及渡口其他小船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一次冲突中，周朝阳的睾丸险遭横刺而来的船叉袭击。贺国平承包后，围着贺国平渡口的有十几条私人小船，在贺国平夜里停船后开始摆人。一开始大家还定了些规矩，后来因为周朝阳家临近渡口，渡船方便，一般人都找他，因此，早有人怀恨在心了。出事那天，周朝阳和其他两条小船船主吵过架，而船上的那块泥，有人怀疑是人为丢上去的。
我1999年底调到深圳电视台，这以后，我每年会回老家三四次，每次在十天或半月左右，各种假期都用来拍这部片子，我将它改名为《渡口编年》，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我觉得它值得折腾一辈子。
周家：
一条街道的死亡与一个孩子的成长
周朝阳夫妇死后，代他们抚养儿子的大哥也因贪污了一万元下岗职工的慰问金，坐了一年牢。人为财死，他入狱的原因几乎和他弟弟的死一样。
周朝阳夫妇的死，影响最大的是儿子周鑫。在他的父母去世的开始，他和我的关系是有距离的，虽然我牵着他的手，但当我问他对父母的印象时，他本能的咳嗽、低头、回避。几年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松弛，因为我每次回来会不知深浅地带几本马尔克斯、卡佛的书给他。
在镜头里，他最动人的时候往往是像动物一样在野地里放风筝、打架的时候。有一次，在他父母死亡的江边，他自言自语的说地唱起《老鼠爱大米》，这首流行歌和当时风沙吹过的场景，让我五味杂陈。接着我们去了他家的老房子，已经变成了废墟，但还有两棵树。周鑫说，那是我爸爸种的，有人要买，爷爷不让卖。
进入职高后，周鑫学了模具，他所在的班上课时候就像个大茶馆。他自己也进入了个性放飞的时代。只有读到成绩单上“你这样是触及法律边缘……”的评语时，我才知道他会遇到麻烦。不久，因为酒后烧了课桌，学校要求家长领回周鑫。
毕业后，周鑫去了奇瑞，又回来不断在餐桌做服务生、厨子，在我的帮助下去了新疆当兵。在去新疆的路上，他打电话给我说：“叔叔，好多人写申请后悔当兵，我也想回家了。”
一阵折腾，直到他遇到他现在的贤妻。因为看过两本书，考试只考语文，他在与大学生的竞争中获胜，成为了一名城管。我去看他，几杯酒后，他说了真话：中秋节相约定亲，但他没有这个勇气。
2009年-周鑫当厨子
转眼周鑫做了父亲，他让我给孩子取名。我说你想清楚你夫人的意见。等我们赶到医院时，周鑫的夫人已经给孩子取了一个四个字的名字。周鑫在旁边喃喃提醒，“名字难写，一辈子的事哟，孩子将来会怪你的哦”，周夫人大笔一挥，掀开了人生另一页。周鑫气喘吁吁把夫人抱上楼，对着镜头说：在我们家，我还是做得了主的。
我看着周鑫长大，我能看出周朝阳夫妇的过早死亡，对周鑫的影响。
陶家：
谆谆教诲的父亲和两个嗜赌的儿子
陶家海报（刘庆元/设计）
前年六月，我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陶礼贵因患直肠癌病逝。
陶家离开渡口后，在县城开的店突然发了，因为有钱人喜欢吃我们长江里的江鲜，老鳖螃蟹和河豚。陶礼贵的大儿子开始戴上金项链，开上车，从大排档开到大饭店，甚至有了一段婚外恋。但不久，因为好赌，一夜输光。他父亲也指责他，但我很想为他说两句话，其实，饭店是他一勺子一勺子撑起来的。但他与这个世界的通道是堵的，妻子甚至为他借钱给弟弟跟他吵了好几年，除了下象棋，能有话说的只有这几个赌友。
2007年-陶家饭店开张
陶家同我真正关系好的是小儿子陶军。我还记得他还非常时髦地烫着一卷黄发，带着女友幸福回家过年的时光，他们共同逗着哥哥的孩子，像美满的一家。但相处七年后，他们分手了。陶军去了深圳，在路上只要看到背影像女友的，他就会跟随很长一段。
他算个开朗的人，深圳、广州、浙江到处讨生活，开车。但突然有一天，他什么也不干了，回家，也断了跟我联系。他父亲说，这半年他只干了一件事，钓鱼。
贺家：
民间圣人与草的生长
1
崛起的城市与静止的厨房
在二十年的拍摄中，空间的对比在贺家特别明显。故乡铜陵市因为在铜加工方面从所谓资源型转型加工型成功，在WTO之后，也加入伦敦金融期货交易，而原材料则从智利、澳洲源源而来，全城最小的地方级成了安徽省人均GDP第一的城市。老房子在拆，各种欧美式的建筑不断兴建。2002年，肯德基进入这座小城，随后是类似外滩的“江南文化园”，“意大利风情一条街”之类，虽然是五线城市，人们醉醺醺地有种一线城市的感觉。
而因欠承包金被法院从渡口赶走的贺国平，属于他的空间，是不足四平的厨房。
贺国平回家后，妻子徐金兰买了辆货车拉货，这个起点要比同是轮船公司的下岗职工高一点，其他人开一种三轮车，当地叫“雅机”的，而贺国平负责一家三口的三餐，成了“男主内”。
2002年-贺国平
贺国平住的房子，是典型县城职工宿舍，原来可能是做水泥预制板或者胶化制品的，早就废弃了。我注意到厂区的一幢楼，上面写着“厂区联防治大队”几个字，我每次路过都拍下，春夏秋冬。与主中心的大开大合的欧美建筑的“现代化想象”比，这里的二十年是静止的。
从渡口回家，他在两个时刻非常投入。一个是打牌：他劝诫玩游戏的儿子说，“你妈妈打牌不是玩，是挣钱”。另一个是做饭的投入。直到他去世，我拍了他十几年在做饭。煎饼时，他的动作与神情，让我想起意大利玻璃工匠在玻璃成形的一刻，他像控制并塑造完美器形的玻璃工匠那样，煎制着饼子，而不足四平的厨房，在盛夏的温度可以想象。
2
贺国平的内心世界
在陪伴贺国平烧饭的漫长时间里，他跟我表达最多的有三个话题，一是“要疯了”，二是“要出去”，三是初恋。他说他怕见到熟人，怕出门。我想他一直是个传奇，不输任何人。他说他不敢班门弄斧，但对古典诗词，中外名著的了解不输一般文化人。平时聚会，我常见他“莫笑农家腊酒浑”之类的引用，我是觉得他身上有诗的气味，虽然他是水手出生。他说他八十年代也读了很多书，也想成为科学家作家，如果在战争年代，也想成为雄师百万的将军，但现在只能待在厨房里，所以他说，“你看上去我还正常，其实我已经心理变态了”。所以，他“要出去”，我知道，他想去深圳。往南，在那个时代是“解放”，“出去！不管是挣钱或不挣钱，总之不想老死在家里。”
在厨房，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跟我谈初恋。这不是采访，是倾听。这里有某种节制，这种不跟家人说的话题，他也是不会轻易触碰的。我记得第一次是这样谈起的。他说有次同学聚会，他的初恋去了，他没去，酒酣耳热之际，他的一位当了市政协委员的同学故意“雀薄”，我们老家方言“刻薄”的意思，突然问道：“大国平最近怎么样呀？”显然是说给他的初恋听的。贺国平说他不知道初恋听到这话，会想些什么。这样的尴尬由一个“成功”的同学用戏耍的方式挑起，其实在不断地提醒贺国平的“失败”。
如此刻骨铭心的初恋，对于家庭生活相当默契的中年男人来说，是初次的无可替代，还是人对完美的无止境，我想不清楚。但我心怀敬意，我看到我的已进入中年的女同学，他们仍有难以释怀的“少女情怀”，我会“雀薄”地提醒，但内心也是充满敬意的，至少他们比我“有爱”，而我只爱酒了。
3
看见草的生长
那么，二十年的拍摄又有什么不同于二个月的拍摄呢？我想说：我看到了草的生长。
贺奂从一个贪玩的少年，在父亲要接管的渡口悬梯上蹿下跳，到在画室里和一个女孩子谈论男女朋友，再到二十七岁，微发福时感慨“过去我们只要打一架，小姑娘就跟着走。现在小姑娘跟有钱人走了。现在谈个恋爱，跟人家在茶楼坐下，人家都讲‘啊，你怎么长得这么胖！’”。贺奂由一棵受欢迎的“青草”变成一棵油腻的“壮草”了。
2006年-贺奂在画室
“一岁一枯荣”，有草长就有草落。开业中，跳板被长江激流冲走，贺国平敏捷入水，劈波斩浪，逆流将跳板救回；打牌时，贺国平像杀伐独断的将军，他很少输，但对打错牌的妻子一失平日温柔，破口大骂，仿佛魔鬼附身，换了一个人。
2012年，他突然因为癌症开了一刀，人瘦得不认识了。这一年的12月4日，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这一刻我脑子里出现最多的是画面是他照顾他老年痴呆的岳父，我闻到他家院子里尿的气息。在医院，在院子里板凳上，在床上。
我愤青，现在是老年愤青。我特别讨厌《镜花缘》里“君子国”做人的方式，所谓周全，我想批判国民性的话，除了批判阿Q，更要批判“君子国”。而贺国平是真君子，是我人性的导师，我做不到他做的，我认为传统中国文化在他身上没有断，我称之为“民间圣人”。其实，一百年来，中国的精神虽历经折腾与破坏，但没有死，在民间，在日常。
岳父得了老年痴呆之后，经常在院子里随地大小便，贺国平清洗不断。岳父住院期间，贺国平日夜看护，烧饭喂饭。妻子的大姐说，“家里人都做不到”。贺国平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想起父亲背着外婆去看病的背影，让我从对伪道德批判转向对真道德的敬重。
贺国平既刻骨铭心于初恋，又担心儿子谈太多恋爱伤及无辜。他死了他要把骨灰洒进渡口的江水。他是个“失败”的英雄，带着某种决绝，带着某种孤愤。
在拍这些下岗工人的二十年中，我自己也经历了下岗，理由可能就是“君子国”里人人痛恨的所谓“个性”吧。某种意义上，拍他们成了拍我自己，过去式要变成正在进行时。由于多年的喝酒，精神日趋灰暗，但常常因为贺国平这样的人的光芒，给我的工作带来回馈。很自然的，我们都不断处于困境，但就像《圣经》上的那句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贺国平临死前要回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他妻子徐金兰大姐说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这样的话，我记得作家丁玲在北大荒劳改的一次病中，她老公说的。丁玲在回忆录里写道：这句话就像一只手，把要沉底的我的身体托起，我得救了。
故乡：生——死——渡
源头诸多，研究生毕业去铜陵电视台，于是与贺国平、陶礼贵、周朝阳做朋友，但三人已死，我的镜头是诅咒。
离开故乡之后，拍摄变成一年四五次的返乡记录。二十年里，除了和这三个家庭的老少相处，我在故乡的各种空间中行走，穿梭于故乡的老街，老屋，理发店，菜市，渡口等等。在用直接电影的方式完成三家的记录之后，我也试图以私影像和更加实验的方式，呈现故乡的变迁。
故乡由“生”、“死”、“渡”三部分构成，“生”是一条街道生活方式的呈现；“死”是一条街道的死亡与重建；“渡”是在“生”与“死”之间的摆渡。
最初的拍摄动机是“转型期的人生和人心”。在一个大家都下岗的危机时刻，对事件的记录就是对人心的记录，而时间让人生绵延。如果说一开始的观察方式主要是社会学的，那五六年之后，我开始对“人的状态”有了兴趣，这是一次改变。
实际上，这二十年“拍什么”没有变，而“怎么拍”一直在变。本世纪初，大量类似我的直接电影出现后，我对自己的方式产生疑惑。又过了五六年，在思考“怎么拍”时，我开始反思直接电影，对电影新的可能也有些琢磨，开始对诸如私影像、家庭影像、散文电影与论文电影有了开放的态度，但要形成自觉的方法尚需时日。一方面，我对生硬维新保持距离，但同时，我相信来自内部的革命更有意义。
渡口编年·故乡
这部拍摄二十年，剪辑了六年的，关于故乡三个下岗工人家庭的纪录片，由周家、贺家、陶家以及故乡四部分构成。通过四部分组成，我所想传达的是中国近二十年私有化的过程。
渡口编年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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