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让世界看到被忽略的角落｜Aotuwomen第十六期
2021年的新鲜提案大会，讲述阿富汗难民Sam的故事《奇怪的鱼》获得优秀提案荣誉，这是导演Tina的第一部纪录长片作品，而在这之前，她只有拍摄短片的经验，而面对难民这一国际性话题，如何才能从几百部相同题材的纪录片中脱颖而出呢？Tina笃定能够做到。
因为在影片中，她不只是拍摄者，还是参与者，Sam也把她拍摄到了镜头里。那《奇怪的鱼》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部纪录片呢？
本月aotuwoman女性专栏，我们邀请到了《奇怪的鱼》的导演徐盈盈，与大家分享这段记录往事。
我希望让世界看到被忽略的角落
凹凸镜DOC专访《奇怪的鱼》导演Tina徐盈盈
采访：张劳动
被访者：Tina徐盈盈
编辑：邹邹
凹凸镜DOC：新鲜提案回来以后有什么收获吗？
Tina：把新鲜提案当作《奇怪的鱼》第一个荣誉，感觉心理上的鼓励还是蛮大的，从各位评委那，得到的深度反馈也是很宝贵的。特别是金辉老师，他跟我坐下了一个小时来讨论他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凹凸镜DOC：在去新鲜提案之前有很忐忑吗？紧张吗？
Tina：紧张是一定紧张的，但是我觉得想把这个片子做出来，也是一个好多年以来想做的事情，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希望把Sam的故事真实地，好好的讲出来，我可能欠他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准备的过程有点痛苦，但是我觉得都是必须需要做的。
凹凸镜DOC：你觉得你欠Sam什么呢？
Tina：欠他把这个片子做出来，他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我觉得是他疗愈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他想要别人知道他经历过什么，我觉得他有这种勇气把他这么痛苦的故事讲出来，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一直存在我的硬盘上也是挺可惜的，所以我觉得我欠他这个故事。
凹凸镜DOC：片子拍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重新决定启动的动力是什么？
Tina：我觉得一直是时候，有一个说法，最好的时间是昨天，第二最好的时间是今天。可能是这几年有各种因素，没有这种心态，把它做出来，或者可能自己生活中有太多的变动，没有安心做出来。
我觉得把一个片子做出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心理上、精神上的投入，可能前一段时间没有自己的空间，就像英国的一个作者伍尔夫说写作需要自己的空间，他可能讲的是一个实体的女性需要一个空间和经济独立才能真正的创作，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创作人也需要这种空间，要么是时间，要么是实体上的一些设备、心理上的支持，终于决定要做了，我就开始找资源，开始找心理上的鼓励的这种地方，所以报名参加了新亚洲影志工作坊，遇到很多热爱纪录片的伙伴们，可能是心理上的支持，或者就是另一个说法是 when the student is ready，the teacher appears，学生准备好的时候，老师出现的这种感觉，你从世界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去找的话就会得到回复。
凹凸镜DOC：你拍摄的时候是有目的性地说我要做些什么吗？
Tina：最初，我没有想拍成纪录片。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天Sam就说我的愿望是，我死之前想找一个人把我的故事写下来，我可能单纯的是好奇，想听他的故事，我说，你愿意讲的话我就愿意听，我可以尽力的给你写下来。他经历的事情跟我的完全不一样，他说我写作不太好，我学上的也不多，我想，我这一辈子就是几乎就在上学，就在读东西，写作，觉得这是我可以做的。
每周末听他讲故事，写下来，那段期间写出了4万字左右，录了几十个小时的音频，那时候就觉得，用文字写出来的故事，和听他讲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讲故事的时候还带着幽默，还带他很强烈自己的性格，感觉不像我写出来，就只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就像每一个媒体的报道说，我遭遇了a遭遇了b的过程。
凹凸镜DOC：后来用文字音频然后又变成了视频。
Tina：变成视频，可能是认识的第二年，我报名了一个纪录片的课，我们每次上课会看什么样的纪录片，我也会把连接发给他，我们会两个人看完一起讨论，有一周的课是看各种经典的旅程纪录片，看完后Sam说，对他有点启发，他觉得他的故事也是这样的故事。
在Sam得到绿卡的那一周，有一天深夜聊天，他说，我也想重新走一次这一段路，但是他说这句话到我们真正走，还过了一年多，那一年多是因为脱欧盟的事件，他出不去，那时候我就拍他在伦敦的生活，断断续续地拍了一年伦敦的生活，第二年真正走的路程又过了一年，后面一年也拍了一些。
凹凸镜DOC：你觉得纪录片是一个很好的形式，能够把这些东西传播出去。
Tina：我觉得他的故事必须是纪录片的形式，文字完全不能把他的故事好好的讲出来，可能是我写作的水平，我觉得不只是他讲的什么故事，但是他怎么来讲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他讲一个故事，可能他讲到一半，沉默的5秒钟是最打动我的，而不是他前面说的话或者后面说的话，或者他说话的语气，或者可能快要哭了的那种声音，我觉得比他说出来的话还动人。
凹凸镜DOC：拍摄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了？
Tina：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是他也会拍我，我也会拍他，这几年看到了那么多难民片子，都可能是一个视角，一个摄影组去拍一个人的故事。难民的身份的人总是拍摄对象，也有一些我觉得很好的像《午夜行者》，是一个难民自己拍的故事，这种视角不一样，可以给他们这种创作的主观权利或者拿起相机的这种权利，让他们自己表达自己的故事，这是纪录片的可以给他们的。
凹凸镜DOC：我们常说纪录片拍摄对象和拍摄者是有缘分，你想拍他是因为你内心有一些投射在里面吗？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一下，你觉得你们两个有相通的地方吗？
Tina：我们遇见的时候是我在英国的第一个周末，那时候我去那边当做交换学生，一个人都不认识，Sam是我在那边第一个朋友，也挺有缘分的。那时我对这些话题，比如说移民的经验，可能不在我的身上，但是可能在我的家人的身上体会到的，要么是语言障碍，要么是文化上沟通的障碍，要么是孤独，要么是建设一种自我或者归属感的过程，其实是很长的。Sam在英国待了10年，最初的这几步路都没有开始走，因为他一直有这种阴影和恐惧，让他挺痛苦的。
凹凸镜DOC：你觉得Sam什么时候真的向你敞开心扉了？
Tina：第一天跟他聊，我就问了几个问题，但是真心地想听他的故事的那种态度去问的时候，他就完全敞开了，他就开始说就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一下就说了三个小时。
凹凸镜DOC：他和别人不是这样的吧？
Tina：我觉得关键的是没有别人问他，你以前经历过什么。
凹凸镜DOC：别人不在乎他的以前。
Tina：他没有机会来讲他的故事。一旦他遇到一个，虽然是陌生人，第一次认识在一个公园里，我问他的经历，他突然会感觉憋了很长时间，突然想讲出来那种感觉。开头的时候，他可能讲了很多路上的那种具体的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内心的对这些事情的感受还是过了好几个月，通过几十还是几百个小时的聊天后，他才慢慢会把他深刻的一些想法或者感受讲出来，还是有一个种关系递进那种感觉。
凹凸镜DOC：我看过你初剪片段，我觉得可能你会尽量把自己躲在镜头后面，经过我们大家一起聊，你才会慢慢的把自己放的位置更靠前一点，是刚开始拿不准这种关系吗？
Tina：可能以前我也不太喜欢出现在镜头上，觉得这是他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其实也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也缺不了我的声音，因为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视角来讲他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方式和深度也是跟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离不开的。这种感情的视角，可以更让它人性化，它不只是一个拍摄团去采访一个难民，难民总是讲他的悲惨的故事，我们还会一起做饭，还会一起去野餐，他也会笑，他也会撒娇，他也会怎么样。
凹凸镜DOC：你的片花给不同的人看，他们会有不同的兴趣点和乐趣是吗？你给那些人看会有哪些不同的反应？
Tina：现在纠结的是，我觉得不同的团体希望看到的东西很不一样，比如说在新鲜提案上的国内决策人，他们可能觉得这是关于难民的故事。难民的故事在中国讲的比较少，有这种新奇陌生的感觉，但是那些国际决策人，他们觉得我们近几年看了几百个难民片，除非有一些跟他们不一样的，我们都懒得看了，所以就觉得观众的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跟以前的那几百个难民片不一样的，可能就是这种镜头的亲密距离，还有一个感情的故事的不同。
凹凸镜DOC：你的片子英国人怎么看？
Tina：最近给一些英国的朋友看，他们说，其实路程都被报道了太多了，包括去了小岛上的那一山救生衣，他都见过，所以他比较好奇的其实是我们片花里面一起做饭的那种镜头，更好奇他到了伦敦以后经历了什么，有没有融入到社会当中，有没有找到家和自我的追求？
他们其实觉得来到英国的故事不是最好奇的，在难民片子的总是有事情发生，会有人去拍摄，可能中间有一两年的反差，可能前10年都是在拍这个过程，但是我相信接下来这几年更大的故事是他们来到了欧洲，还是因为哪里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没有结束，以前的片子他们到了这个国家就完了，就有点像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后面都是完美的，但是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也是一个故事。
凹凸镜DOC：你会受打击吗？比如他们说，你这个我不感兴趣，你会不会受打击？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情？会怀疑自己吗？
Tina：我相信这个故事是很值得讲的，有个有趣的决策人，他说可能我理解你为什么想讲这个故事，是给Sam这种承诺，但是为什么别人要去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能在我心中第一个观众是Sam，第二个观众才是世界上所有其他人。我们讲这个故事是希望有观众希望他的声音可以走出去，我觉得需要更深地去思考怎么能讲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故事。
凹凸镜DOC：Sam他有个愿望，这个片子拍出来，你们俩共同完成的作品，希望有更多的放映机会。
Tina：本来拍这个片子是因为他一直想讲他的故事给大家听，出片之后希望可以做不止在电影节，有局限的一个圈子里放映，还可以走到很多社区当中。
我觉得这个片子的主要的话题或者社会议题是不止难民，希望在每个地方、在北美、在欧洲、在中国、在亚洲在每个地方可以找到有很多小的社会组织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包括我以前可能在波士顿，我认识很多在做移民工作的人和组织，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多社会上的支持，但是他们做的工作是能帮助像Sam这样子的人。
希望可以深刻体会到他这种故事的人，比如说从阿富汗逃到英国的人，或者从叙利亚逃到加拿大的人，他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片子有一些共鸣，就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或者也有别人跟他们有相似的痛苦，经常看完纪录片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子，还要怎么，我应该做什么，当做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不只是Sam的故事，在你自己的社区里，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地方，还有人在做这种工作，他们也需要支持，希望可以跟这些社会组织或者各种组织，可能是医院的，可能是什么学校的合作来联合做放映，放映后， Sam可以和观众来交流，不只觉得我看了一个对我很遥远的故事，也可以切换到我当下的一个故事。票房的话，也希望可以支持这些小的组织。
凹凸镜DOC：你之前做过一些短片，选择做纪录长片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担心我没有做过纪录片的经验，会不会拿不准，或者题材太大，我做不了？
Tina：以前也试过剪出一个短的版本，但是觉得故事太复杂了，内容太多了，20分钟讲不出来深度和宽度，所以我觉得必须长一点，要不故事不完整。
凹凸镜DOC：所以你也敢去迎接这种长片的挑战和和一些未知的东西。
Tina：一定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我挺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要下了决心去做一件事情，我都会做出来的。
凹凸镜DOC：因为我们的观众很多都是一些学生，他可能连第一部片都没拍，你拍这一部短片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之类的？
Tina：你需要足够相信你的故事是值得讲出来的，你就必然会去做。你真的相信你的素材会打动其他人，可能要你抱有这种讲出这个故事，会对某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生活中带到一点思想的转变或者同情心的转变，或者对世界的理解更丰富一点点，我觉得这还是就值得去追求的。
Tina：做的前提是要相信你的故事。
凹凸镜DOC：除了这部以外，你还有别的一些想拍的东西或者一些计划。
Tina：也有一个正在调研的，我朋友的在泰国北边的一个村庄里，我朋友的爸爸是一个做传统音乐的，但是因为年轻人都到城市里了，他们怎么来保留他们的音乐和传统文化的这种故事。
一些年轻的音乐人，民族音乐在他们的心理当中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被拍摄的人也希望讲他的故事，拍摄的过程中对他们也有意义，我朋友也想留下一个他们这种音乐的记录给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看。
凹凸镜DOC：你拍片的出发点是什么？
Tina：我觉得有几个出发点，一定是需要有一个人就打动我，就觉得他们的故事是丰富和有深度的。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可能跟其他的很多拍片子不一样，我希望我做出的片子是对拍摄的群体有帮助，可能每个片子做的原因也是像献给我某一个朋友的一种礼物。
凹凸镜DOC：你觉得这个人有意义去进入下来，所以你才会去拿起摄像机。
Tina：一定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算纪录片世界内的什么人，也是最近才关注有各种有什么样的奖，什么样的电影节。
凹凸镜DOC：你的学习跟纪录片还是很不一样，你学的是政治，但是为什么会去上纪录片课？
Tina：我觉得第一是因为那边的教育制度是比较自由的，可以随便选课，第二个是因为我在学政治的过程当中，我是越来越发现很多人对政治的认识，可能只关注政府的制度，政治是权利研究，power就是权力。并不只是政府机构才有权力，可能民间也有权力，每个人也有权力，都会影响到我们在社会当中的权力。
我在上政治课的时候我会遇到有一个理论叫想象共同体，你想改变社会，改变一个法律可能是在这个上面的层次，但是最根本的层次是，每个人怎么来理解他跟社会，或者第三者或者另一个陌生人的关系，他对另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责任，距离有多远。就越学政治学越觉得这些概念，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故事。
Tina：因为我觉得媒体也是被权力所控制的，我觉得尤其是独立电影和独立纪录片的人可能是，最没有为了权利去做事情的人，真的很佩服所有的伙伴们。我觉得有挺多群体，他们长大的过程中也觉得因为没有在媒体当中看到相似的人，会没有存在感，以前可能只有很多钱才能拍一个电影，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也可以买相机，甚至可以用手机去拍故事。可能你觉得别人没有在把你的故事讲出来，还可以讲自己的故事，或者可以让我们看到的世界更丰富，让世界看到更丰富的东西。
有一个暑假可能是大学第二年，刚遇到Sam的那时候，暑假我是帮一个经济学家整理数据，每天在跟数字打交道，那时候我觉得预期到我可能会不会做一种很赚不了钱的行业，就就住在一辆车里，想知道，我为了这一个想做以后我想做的事情可能赚不到钱，我可以牺牲多少。我觉得那个暑假也给我一些勇气，觉得我真的想做的话也没有什么。对学生说第一是要做。第二是做的前提是相信故事应该讲出来。第三是知道你自己为了讲这个故事可以付出多少。
图片感谢：新鲜提案大会
奇怪的鱼
Strange Fish
导演：徐盈盈
制片人：张新伟
题材类型：人物故事，社会现实
故事梗概：在山姆的村庄被塔利班烧毁后，他和家人离开阿富汗去了伊朗，并成为难民。他13岁用打工攒下的120美元向西穿越了八个国家最终逃到了伦敦。一路上，他躲过子弹，躲过集装箱，在船沉了之后拼死游到了希腊。
山姆始终拜托不了那段回忆，也忘不了路上的那些人。在一切发生了十年山姆决定重走那段路，以此直面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