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战：美国搬起的石头，最终还是砸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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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观点
How Unrestricted Broadcasting Set the Stage
for a Misinformation Overload？
作者 | 戴安娜·莱姆伯格
文章来源 | 路透社
译者 | 任洛箫
武器化的舆论、扭曲的信息自由，
与正在被反噬的美国。
“越是虚假的报道，越容易被大规模地传播，混淆公众视听。”
上面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从一则关于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报道中摘录出来的。
早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法国就表现出更甚于美国的焦虑。而法国政府所担心的那个正在不断入侵的超级信息大国实际上就是美国。
当时，美国正在各种国际媒体平台坚定地宣传美国优先的概念，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也依旧如此。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半球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公开运营其广播系统。这种方式使得欧洲、亚洲、非洲国家的当局政府有权决定公民的所见所闻。
然而此时美国已经开发出一种几乎可以覆盖全球的技术——卫星电视。
美国企业主导了早期的卫星技术，并不断尝试研发可以向全世界各个家庭直接广播的卫星，来加强“信息的自由流动”。
华盛顿认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媒体系统正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发展趋势，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主发展都十分有利。
然而，在美国之外，仍有外国势力控制的技术进行无限制广播的行为。
与其说这一行为颂扬了自由的赞歌，倒不如说其敲响了外交的警钟。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仍生活在一个由美国政策主导的、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的世界里。
随着另一项美国技术——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世界上遥远的角落之间也得以相互沟通了。
许多美国人仍相信，信息的畅通无阻可以为全人类带来自由。
就在2011年，美国国务院还为Facebook和Twitter等科技公司在“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庆祝。
然而，这个信息世界的阴暗面是在近期才开始显现，尤其是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干预，迫使美国人开始与信息战问题作斗争。
而不久前，在人们的印象中，信息战似乎还是冷战时期遗留的产物。
突然之间，关于网络冲突与选举安全的文章开始充斥于美国各大新闻媒体。
高呼信息自由的陈词滥调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兴意识，即信息的自由流通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府与机构利用，特别是敌视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
但是，威权国家并不是虚假数字信息崛起背后的唯一力量。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在倡导反对监管的信息自由理念。
如今，这种理念却给外国干涉以可乘之机，使其得以操控美国观众的阅读、观看和分享等行为。
信息自由流通的畅想
美国在二战期间首次提出了一项新政策，以支持信息在国际边界的自由流通。
当时，美国有影响力的人物认为，政治审查制度与经济卡特尔化的结合促使欧洲独裁者得以崛起，其主要方式就是将公众隔离于国际信息来源。
长期倡导开放新闻市场的美联社社长肯特·库珀在1944年写道：“如果没有新闻的扭曲，侵略国国内的人民就不会被骗去支持他们政府的侵略行为。”
换句话说，国际新闻的匮乏容易使人们受到极右宣传的影响。
随着战争的持续，政治家、媒体与政策知识分子一致认为，在盟军取得胜利后，华盛顿方面应该在确保信息跨境传输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库珀解释道，如果信息的自由流通得到“建立与实施”，“就不会再有戈培尔了”。
从那以后，信息自由流通的理想就一直指导着美国外交政策。
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并宣布了一项普遍权利，即“通过任何媒体，不分国界地寻求、接收、传递信息和思想”的权力。
同年，美国政府首次在和平时期将信息外交制度化。1948年的《史密斯-芒特法案》授权政府向海外发布信息，其中包括继续发布始于二战时期的美国之音的广播。
1953年，美国政府建立了美国新闻局，向海外推广美国政策，宣传美国文化。
同时，华盛顿方面不断施压于其他国家，要求他国政府尽可能减少对报纸和电影的贸易管制。
此后，美国的言论开始强调信息的自由流通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宣称：“信息流通的自由程度越高，社会就会越强大，因为从那时起，世界各国的公民都能够开始独立思考了”。奥巴马这一观点还登上了新闻头条。
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与中美之间的较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机制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有关。
将信息的数量与质量划等号，这一观念也并非首创于数字时代。
斯坦福大学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1964年出版的《大众媒体与国家发展》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观点，并被广泛引用。
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对奥巴马还是施拉姆而言，若要确保信息自由不受政府滥用职权的影响，最好的方法是拓宽信息的来源渠道，并尝试建立更多渠道，而不是单纯地过滤掉不良信息。
这一观点绝不仅仅停留于学术层面。
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观念推动了美国的一项新计划——向后殖民时代的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传播研发于上世纪中叶的“新媒体”——电视和卫星广播。
施拉姆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全球范围内引进这些新媒体，从萨尔瓦多到印度，再到美属萨摩亚。
华盛顿方面的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居民与社区建立联系。
就像由谷歌发起的项目“Project Loon”，或Facebook所推广的免费基础服务。上述两项计划都致力于为生活在服务水平低下的地区中的人群提供互联网接入。
20世纪70年代时，美国的战术虽发生了变化，但其实现信息更大程度自由流通的目标始终未变。
当时，华盛顿方面正忙于从东南亚的战争中抽身，美元贬值与能源危机都严重冲击了美国的预算。
因此，精英们开始通过私营部门寻求达成信息自由流通的政策，而不再只寄希望于与外国政府发展合作。
当时的舆论环境反映了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汇合。
1979年，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伊蒂尔·德·索拉·普尔写道，“反对一切对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十分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版权限制、安全限制和商业限制……所有这些都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进步。
在普尔看来，这些国家为实现现代化而转移其所需要的新闻与知识的最佳方式，就是解除对信息流通的管制。
新媒体与国家主权
战后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是绝对的好事，这与美国国内对新闻自由的承诺十分吻合。
这一观念还反映出国际间急需促进自由的价值观，以支持全球反对极端主义斗争的需要。但是在国外，美国的信息自由流通政策始终饱受争议。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卫星通信引发了十分激烈的讨论。
早期的卫星系统会将信号发送至地面中转站，但新一代的卫星有望将信号直接传送至每一户家庭。这种体制被称为卫星直播，可以绕过国家监管系统，但这一现象曾令许多国家政府担忧。
法国政府希望此类技术可以被彻底禁止，而埃及政府则建议在达成相关国际条约之前对此类技术实施监管。
瑞典和加拿大政府建议在区域基础上直接发展直播，以促进邻国之间的合作。
以上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有效规范国际间交流，但这一信念却从一开始就被华盛顿方面质疑。
在1972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中，102个国家对建立详尽的直播卫星原则表示赞成，并期望就此达成一项国际协议。支持者中还包括英国与荷兰等国，他们都是美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派盟友。
美国对这一宣言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以表明其维护信息自由流通原则的立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弗兰克·斯坦顿评论道：“没有人能够就言论自由开展谈判。”
除此之外，华盛顿方面还有其他的手段。美国政府不断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向其盟友施压，要求盟国政府解除对广播和电信行业的管制。
同时美国政府还扬言威胁道，如果盟国政府不解除相关管制，美国将退出负责监管的国际组织。1984年，美国果真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因为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直播卫星监管体系始终难以形成，更不要说被写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公约中了。
令人奇怪的是，在当下视全球互联为明确福祉的世界中，人们反倒对直播卫星有些过激的反应，这种反应中的焦虑似乎来源于历史经验。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经常利用媒体和通讯手段侵犯他国政治主权。
在1948年，意大利的全国大选中，美国的情报部门就利用电影、广播和平面媒体等一系列手段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击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意大利共产党。
同时，华盛顿方面还极力压制拉美左翼势力，以呼应其维系西半球霸权的长期计划。例如，1973年发生于智利的军事政变就与美国的电信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
在此次政变中，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被推翻，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的参保独裁政府上台。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美国以外的其他观察者看来，美国外交政策实有其真正目的。
美国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宣扬教条式的反共产主义思想，并为美国企业在他国谋取市场准入。
至于推广信息自由，不过是美国政府打出的幌子而已。
鼓励自由流通 自食其中恶果
信息自由流通的理念自始至终都不是站在政治中立的立场上。
向跨国流通的信息开放一个国家的媒体空间，也许能够保障该国公民免受国内审查，但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可观的。
该国媒体更易受到外国势力控制，同时也会在席卷全球的意识形态飓风中首当其冲。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外国势力就将自身利益植入到了美国的国内辩论中，自此，美国才算吸取了信息流通过度自由的教训。
冷战领域的研究学者指出，纵观历史，2016年发生于美国大选中的意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进程始终处于外国政府的压力之下，甚至远早于数字通信技术的出现，尤其是来自美国与苏联两方面的压力。
还有评论人士指出，2016年事件的新奇之处在于，此次面临主权挑战的竟然是美国。
1945年后，美国在全球媒体与信息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给人以不可战胜和不容挑战的感觉。
但事实证明，美国很容易被其自身所释放的能量反噬。
发源于美国的信息自由流通理念，支撑着从卫星广播到社交网络等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但这一理念也使得美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忽略了发源于美国的技术也会被反向运用于蚕食美国利益的行动中。
由此观之，2016年便是美国自食恶果的时刻。跨境自由流通的信息被外国势力控制，进而危及了美国的主权。
跨国信息交流并不是只能存在于零管制的通讯环境中。
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一个由第三世界外交官结成的联盟提出了“信息自由与平衡流动”的理念，回应了西方企业将从日益增长的信息流中获益的主要观点。
他们提议第三世界的政府应为本土的新闻制作提供补贴，并制定更为严格的制度，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被发达国家的媒体占领。
美国记者和外交官随即对这一行为作出批判，称这种方式就是专制独裁者在新闻媒体以及言论自由领域明目张胆的职权滥用。
当时看来，这种评判似乎无可非议。但着眼当下，这些批判之言却预示了近期的事态发展。
2018年，日本和欧盟通过调整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标准，巩固了其“在信息自由流通确保数据安全”的共同承诺。
该协议与同年实施的欧盟数据保护条例都表达了日欧对美国科技公司侵犯隐私，践踏社会价值观的担忧。
在20世纪后期的卫星辩论中，一些美国人认为，信息流通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是无法控制的。
菲利普·H·鲍尔和埃利·阿贝尔也曾于1980年在名为《纽约时报》的杂志上发表，“国际政治机构的发展永远跟不上科技创新的步伐”。
各国政府也许会竭力控制新闻与信息的跨境流通，但卫星及其背后的科技会在一夜之间使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如果作者们还能对这一趋势报以乐观的心态，可能是因为美国的企业早在1980年就已经处于研发新型通讯工具的领先地位。
直至2019年，美国仍是全球科技的领导者。但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多个国家也不甘示弱，努力赶超。
此外，当代社会的媒体处于分散状态，一国也不再需要通过1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来引导公众舆论。
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否还能继续为美国的民主安全提供保障呢？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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