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古无轻唇音f”的说法能否成立？

汉语音韵学有“古无轻唇音”之说，并且，人们通常以知道与否，作为一个人有没有学过汉语音韵学的测试，如果对此一无所知，那肯定就是没有学过。

所谓“轻唇音”主要是指“f”音，它是通过轻碰双唇发出的，如今学界现已普遍接受上古汉字无有“f”声母的说法，认定古人是把“f”读作重唇音“b”。

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清代大儒，乾嘉学派代表人物钱大昕（xīn），在他的《潜研堂文集·答问第十二》中指出：“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知轻唇之非古矣！”又曰：“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即认为先秦上古没有轻唇音“f”声母。

他是根据古人所写别字推断出来的，例如古人把“阿房宫”写成“阿旁宫”；把“汾水”写成“盆水”；把“负”写作“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还发现，古人会把“附”读作“部”；把“逢”读作“蓬”；把“佛”等同于“弼”，今人读作轻唇音“f”的字，古人皆读作重唇音“b”。他于是推定三十六字母字中的“非敷奉微”，上古时代是不存在的，是后来从“帮滂并明”中分化而来。就是说f声母从b（p）声母中分离出来的。钱大昕还指出，这种分化发生在唐末宋初。

钱大昕的发现和推断给后人以巨大的启发，甚至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他的推断还可以从形声字中得到印证，例如“甫”（fu）字，以此为“声旁”的字：辅、脯、捕、浦、埔、圃、莆、匍、缚、博、搏、敷、傅、哺、铺、膊等，其中有许多字确是读作“b”（p）的！

又如“辈”字，它以“非”为声旁，但读作“bei”。“费”字，用作姓氏的时候要读作“bi”。山东古地名“费”（鄪）县，在古代确读作“bì”的。而成语“前赴（fu pu）后继”其中的“赴”，也可以读作“pu”的，即保持着它的“上古音”。

“伏羲”（fu xi），被誉为华夏人文始祖，亦叫“庖牺”（pao xi）。《诗经·周颂·敬之》中有“佛时仔肩”之语，其“佛”下有注曰：“郑音弼，辅也。”这些都成了“古无轻唇音f”，要读作“重唇音b”的佐证。

至于吴越方言中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孵小鸡”（fu xiao ji），吴越方言叫“bu xiao ji”。“缚（fù）起来”叫作“bu qi lai”。倒掉的“覆”（fu）叫作“pu”。并把“防范”读作“pang fan”，把“防止”读作“pang zhi”。“不要”叫作“foi yao”。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保持着古音。

其实，藏语的“赞”王，既读作“赞普”，也读作“赞布”，这种b\p互换在藏语中极为常见。至于古羌语地名“吐鲁番”（fan），古代史料中也记作“吐鲁班”（ban）的，因为f\b互换是藏语和阿尔泰语的一大特征。

人们还全盘接受了钱大昕关于读音分化发生在唐末宋初的推断，例如“杜甫”，他的名字既读作“du fu”，也读作“du pu”，因为那时读音在改变，并且是势不可挡、防不胜防的了，即使杜甫本人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

“古无轻唇音”之说，客观上支持了“汉字读音在不断改变”的观念，甚至可能是汉语音韵学家拟构“上古音”的一个重要依据。与此对应的是，他们认定汉字的“字义是稳定不变的”。但笔者以为，这两种互相对应着的观念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错觉。

这个“古无轻唇音”的发现，毫无疑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门窗，让我们可以窥探古汉字读音的奥秘。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钱大昕这个提法其实是很不完善的，至少在逻辑上是一个“不完全归纳”，并不能解释所有这类古汉字的读音，仅仅是部分有效、部分适用而已！

例如，上古时代就有的同类字：份、粉、忿、凤、汾、焚，等等，它们并没有变成b声母（重唇音），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

笔者以为，从严格意义上说，钱大昕“古无轻唇音”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它不是一个定律，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如果用他这个说法来解释古汉字读音来源和演变过程，那就大错了。

人们至今也想象不出，为什么“唐末宋初”，汉字的读音会产生如此巨大改变，竟纷纷由“b”变成了“f”。因为相比人类无比漫长的有语言和文字的历史，即使是整个唐宋时期，也不过是短短一瞬间，突然就出现了如此剧烈的改变，是原因造成的？难道是基因突变，抑或发音器官的病变，让中国人一下子改变了发声部位？

北宋陈彭年编撰的《广韵》，成书于公元1008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乃是为增广隋代陆法言《切韵》而作，共收录26194字，分为206韵。

根本原因其实在于，唐宋时期，为应付科举考试，即科举考试的需要，人们开始编撰各种“韵书”，因为要判定格律诗是否押韵，阅卷者也需要韵书作为判定依据。所谓“韵书”就是汉字读音字典，唐宋时代是中国有这类“字典”的真正开始。汉代许慎《说文》着重于字形的演变和溯源，编撰目的和着力点上是大不同的。

这种编撰的过程就是厘定“标准读音”的过程，必伴随着的读音的取舍。从遥远时代延续下来的各种读发，被一个个加以重新考证和定夺。如果一字原来有二个甚至三四个读音，必须选定一个为标准读法，其他的就只能舍弃了。当然韵书中也有保留了几个读音的，即有“多音字”，可能是因为当时这几个读音都在频繁使用着，没法舍取，只能都保留了。

远古以来，同一个古汉字有数个读法的情形，是可想而知存在的。秦始皇之前的“六国”，用的都是古汉字，它们的读音怎么可能完全相同？这些方言读法在没有“韵书”作标准的时候，都会顽强地保留着，代代相传地延续下去，当有皇权加持的韵书出现之后，情形就不同了，它们会不可抗拒地走向灭亡和消失。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今天藏文读音就能基本明白。藏文虽是拼音文字，但同一个藏文各地方言读法常常大不相同，甚至是互相听不懂的。可以想见，当极具权威性的“韵书”推出之后，慢慢地就会定于一个读音。

如果真的“古无轻唇音”，如下两个读音，为什么各不相同？为什么不同时改变？

同类字“分”“盼”，《说文》：“盼，从目，分声。”用作声符的“分”独自返回“古音”去了。

同类字“樊”“攀”，皆以“棥”为声旁，为什么读音又各异了呢？

同类字“贩”“版”，都以“反”作声旁，读音却是fan\ban有别。

同类字“腹”“愎”，同以“复”为声旁，一个读“fu”，一个读“bi”，牛头不对马嘴。

同类字“翻”“潘”，共以“番”为声旁，却有“fan”“pan”两个读音。

同类字“福”“逼”，是以“畐”为声符，读为“fu”和“bi”，两个读音八竿子打不着。

其实，它们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形声字”，而是货真价实的“会意字”，读音来自古羌藏语。并且最初应该是有多个读音的，因为方言习惯不同。

先秦时代，几乎没有形声字。你到甲骨文、金文中找找看，哪有什么形声字？它是很迟以后才产生出来的，主要是为表达各地汉语方言，例如加上“扌”表示动作，加上“亻”表示人事，加上“土”表示与泥土有关，如此之类，它们确是形声字。

笔者以为，汉语音韵学家如果能逻辑思考的话，“古无轻唇音”的发现，不仅不能为“汉字读音在不断改变”传统观念提供支持，反而在提示我们，古汉字读音其实是相当稳定的，不断改变的是它的含义，许多古字的原始本义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引申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