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见证 | 跟随他们的笔触，再次回顾那些曾经震撼人心的现场
编者按
金秋十月，《人民公安报》迎来40岁生日。40年来，一辈辈《人民公安报》记者，用双脚踏遍山河，用笔尖和镜头记录一个个平凡与不平凡的故事，定格一幕幕感人的瞬间。他们聚焦忠诚为民的公安民警，书写职责与坚守，也书写大爱和奉献。他们带着理想和使命，始终奔走在通往新闻现场的路上。
大火突袭、“洪魔”肆虐、强震爆发……广大公安民警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奔赴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人民公安报》记者始终与“逆行者”同行，为“逆行者”而歌。创刊40周年之际，特别邀请4位亲历1987年大兴安岭灭火救灾、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2020年武汉抗疫的记者，讲述他们的逆行故事。让我们跟随他们的笔触，再次回顾那些曾经震撼人心的现场，感受灾难面前那令人敬仰的精神与力量。
1987年大兴安岭灭火救灾
大兴安岭的火场记忆
逃出火海，4位记者合影留念，后排左一为记者孙福会。刘朱婴 摄
□孙福会
记者的职业让我们走了不少路、去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人、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采访了不少大案。也许大多数采访会被慢慢淡忘，但总会有几段经历让人终生记忆，伴随并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记忆最深的一次采访是在37年前。当时我23岁，到报社工作不足2年。
1987年5月7日，一场始料不及的森林大火突袭了中国最北的县城——黑龙江漠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森林大火持续了20多天才最终被扑灭，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
火灾发生后，我接到报社的采访任务，当天即赶往漠河。出发时，我穿了一套橄榄绿的警服、警用棉大衣，背了一个摄影包、一部相机和几个黑白胶卷，匆匆飞往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才知道，到漠河还有上千公里路程，几乎等同于哈尔滨到北京的距离。我们几个北京来的记者决定搭乘货运列车连夜赶往漠河。
到了漠河，我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树木，黑色的；土地，黑色的；河水，也是黑色的。漠河，在一场令人始料不及的大火中成了一片废墟，只有西林吉镇中心幸存的几栋楼房在向人们表示：这里曾是一个城镇。
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采访是从5月17日开始的。晚上，和《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郑勇、刘朱婴，《经济日报》记者隋明梅一起，我们四人准备和扑火部队一起上山。夜里很冷，我们每人紧紧裹着大衣，和部队的战士一起，围着一堆堆篝火等待天亮。一夜未眠，没吃没喝。部队的给养有限，谁也不好意思和人家要点干粮和水。
天一亮，我们开始随部队上山。一路并没有见到山火，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在山顶附近发现了山火。扑火过程中，突然接到“原地待命”的指令。原来随着风向的改变，火势在蔓延，我们大部队被围困在火中。如果中午之后风力增大，我们所处的位置将全部被火吞没。
等待命令的时刻，时间仿佛停滞了。我静静地做着撤退的准备，将拍过的胶卷、采访本、剩下的钱逐一装进警服的上下口袋，将袋扣扣紧。不得以时，会扔掉相机、大衣，轻装突围。
大约一点左右，突围的命令来了。部队的战士手持风力灭火机在前面压住火势，其他人挥舞手中的各种灭火工具，一路往山下冲。我们几个记者没有灭火工具，就挥舞着随身携带的毛巾，边跑边抽打着身边随时可能再起的火焰。
也记不清多长时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后，我们跑到山下安全地带。一路磕磕绊绊，我脚上穿的皮鞋前面半截已经还原成皮子原有的颜色。
突破了险境，这才感到疲惫不堪，饥渴难耐。我们已经24小时没吃没喝了。有位记者从灭火部队借来了砍刀，砍下了一块白桦树皮。砍过的地方渗出汁液，我想都没想就过去吸了起来。就像事后一位记者说得那样：“如果当时给我一瓶液体，我决不会问是什么。”这一刻被《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刘朱婴抓拍下来，这张照片和通讯刊发在《中国报刊报》一版上。后来，路边出现了一个小水沟。我们想都没想，蹲在沟边，一捧一捧地大喝起来。
那一次采访历时20多天，没有换过衣服，除了皮鞋磨白了一半，警服的上半截也变成了暗黑色。
因为发稿不便，当时很多内容没有写出来。回到北京后，编辑部希望能把这次采访全面记录下来。我拿了两本稿纸，一口气写完，直接交了作业。随后，《火火火——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纪实》在报纸上连载刊登。
1998年抗洪抢险
九八抗洪时的通信与发稿
九八抗洪期间，记者赵飞在九江决口处拍摄现场情况。王毅 摄
□赵飞
逢《人民公安报》40岁生日，回想九八抗洪采访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九八抗洪期间，我在51天的时间里，足迹涉及苏、鄂、皖、赣、黑、吉，共计6省37县。那时，我每到一地，选住处时都要先问房间内有没有直拨电话、距彩扩部有多远，万不可选择那些必须通过酒店总台接线生才能与外界通话的地方住。
当时，我出门必带的装备除相机、镜头、一大包胶卷外，还有一台底片扫描仪和硕大的外接变压器，一台硬盘容量只有2G的电脑，一把多功能小刀（剥电话线用），5米的备用电话线和多个电话线接头。
发稿前，要先将胶片冲洗出来，用扫描仪扫入电脑，并把每张图片压缩成200k左右的文件，再通过电话线向后方进行点对点传输。一张图片传输大约需要10到20分钟。
传输图片时，电话线一直被占用，传完图片再接上电话询问后方的接收情况。如有问题，再切断电话重新操作。整个过程最怕的就是总台接线生觉得你没扣好电话而直接给你断线。但这些已是当年摄影记者中最好的装备了。在江西九江决口的现场，2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记者中，仅有两台笔记本电脑能传输照片，其中一台就在我的手上。
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有其他报社的编辑等我帮他们的记者传回图片。我发回的图片也时不时被别家报社的编辑相中而刊出。
九八抗洪时，我还没有手机。人民公安报社配的传呼机出京就成了摆设。每天的行程常常是依靠徒步加摆渡，从一个孤岛到另一个孤岛，可能会一天几个县，也可能几天一个村，充满了不确定性。走到哪里，不仅单位不知，就连媳妇也经常多天不知我的行踪。
九八抗洪期间，媳妇知道我行踪的唯一办法就是每天看报纸。看到我的报道，就知道我是安全的，哪怕是几天前的采访。一天，她突然接到报社政治处主任询问我情况的电话，当得知已一个多星期没有我的消息后，便郑重表示要代表组织来家里看看。这把她吓坏了，下班回家，立即让我母亲带孩子出去遛弯，然后与我父亲在家等着报社来人。她说那时真不知等来的会是什么，在焦虑中煎熬，在忐忑中期待。当得知报社一行人“来家里看看”仅是慰问，并没有什么其他消息后，简直气坏了，声言再也不接受这种“慰问”。
由于通信条件的限制，报社几乎无法“指挥”我的工作内容，每次发稿后，最多和夜班编辑沟通一下，没有诸如“今天要水中救援，明天要抢险堵漏，后天又要赶赴某地采访某人”的种种要求。我可以像个“独行侠”，通过自己多年积蓄的“人脉”打探各地的汛情消息进行预判，自主地根据一线的实际去选择采访地点和拍摄内容。一旦决定，拎包即走，全凭直觉、敏感与决断。虽有点赌运气，也会扑空，但跑多了，机遇也多，意外收获也就多了。也就是在1998年，我获得了一份无比珍贵的荣誉——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人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授予“全国抗洪模范”称号。
现在想来，真要感谢报社当年给了我许多这样的机会。在困难中的所见、所闻、所得与成长，值得我怀念一生。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
重拾抗震一线的记忆碎片
记者程林杰（中）、石丽珊（左）在北川县受灾地区采访。王自然 摄
□记者 程林杰
2008年5月12日，一场里氏8.0级特大地震没有任何征兆地在四川省多地爆发，在许多城市，14时28分永远定格在电报大楼的自鸣钟上。
国之殇。山河失色，神州悲怆。
震后，时任《人民公安报》总编辑助理邵清滢率领我和多名同事先后奔赴受灾地区采访，那是一段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日子。
我曾亲眼目睹四川公安民警和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驰援的特警、消防官兵从废墟中救出一个个生命。
我曾亲耳聆听受灾群众夸赞救助、呵护他们的人民警察和子弟兵。
那些天不时传来民警牺牲的消息，更让我揪心的是，绵阳一位民警的妻子也倒在了救灾一线，身后，是刚刚6岁的女儿和一堆债务。
而那些奔走在街衢、帐篷、危楼、废墟间一个个坚强的身影，竟都背负着各式各样的苦难和悲痛。
在灾后满目的疮痍中，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在震区这个突如其来的人生大考场，在忠诚和奉献这一永恒的命题上，我们的公安民警交出了一份份优秀的答卷。
那些日子，我和同事们的足迹遍布受灾地区的山山水水，我们随警作战，用镜头和笔记下牺牲和付出、智慧和汗水、焦虑和牵挂、大爱和坚强。
那些日子，我们忘了昼夜，不分晨昏，枕戈待旦，奋笔疾书，一个个警察英雄从笔下鲜活起来，一个个感人故事通过电波传了出去。
忘不了，设在都江堰市的公安部抗震救灾指挥部大帐彻夜通明的灯光。
忘不了，烈日下熟睡的消防官兵年轻的面庞。
忘不了，刚下飞机，有出租车司机主动上前，要送背着大包小包的我们到前线，见我们有些犹豫，这些川西汉子近乎大吼：“还想个啥子嘛，我们免费送你们，分钱不要！”
忘不了，电脑坏了，成都市一条已经记不住名字的电脑街的摊主麻利地为我修好，摊主一番话令我眼窝一热：“哥子，你们是来抗震的，是恩人，千万莫跟我提钱的事哟！”
至今，我还时常想起江油市公安局女巡警蒋晓娟。灾情发生后，这位正在哺乳期的年轻母亲，毅然把自己刚6个月大的儿子托付给婆婆，送到10多公里外的亲戚家，主动来到受灾群众救助点，给多名嗷嗷待哺的婴儿喂奶。
甘甜的乳汁滋润着饥肠辘辘的婴儿，善良的情怀抚平了受灾群众焦灼悲痛的心。
面对记者，蒋晓娟坦言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因为，作为一名警察，她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作为一名女性，她做了她能够做的事情；作为一名母亲，她做了全天下母亲都会做的事情。
在受灾地区的日日夜夜，在一次次采访的过程中，我的心灵得到不断净化。
16年一晃而过，蒋晓娟真诚、纯净的眸子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重拾抗震一线的记忆碎片，献给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和那段岁月所有的亲历者。
2020年武汉抗疫
2020年1月23日，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武汉，史无前例地宣布“封城”。1月31日，《人民公安报》融媒体报道组记者王传宗、李昌林、张铮、师二洋冒着生命危险逆行出征，奔赴武汉疫情核心区，在生死一线战斗了89天，发回了一大批鲜活的新闻作品，全面反映了公安机关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忠诚与担当。
武汉战疫 “风暴之眼”的八十九天
融媒体报道组在武汉雷神山医院采访留影。（武汉市公安局供图）
□记者 李昌林
时隔4年多，回想武汉战疫，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依然在脑海中清晰回放。
从“火神山”到“雷神山”，从定点医院到方舱医院，从上门排查到转运收治，从街道社区到隔离点……置身于疫情“风暴之眼”的89天，我的心情此起彼伏，就像武汉那时的天气一样时阴时雨、时雪时晴，从冬天走到了春天。
“若有战，召必回！”武汉“封城”之初，身为退役军人的我在报社工作微信群递交的请战书，得到了领导的批准。2020年1月31日，我和同事王传宗、张铮、师二洋抵达武汉，执行前线报道任务。
去之前，我不是不知道这里的危险性。2003年，我在武警北京总队服役时，一名战友抗击非典牺牲的痛心事，仍萦绕心头。
到了武汉，从来没有想象过，这里的白天与夜晚一样安静，往日的繁华与喧嚣去了哪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那座城市按下“暂停键”之初，留给许多人挥之不去的记忆。然而，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一群人在壮美“逆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愿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一个出警现场，一名68岁的大爷发着高烧，手足无措，眼眶泛红。而他91岁的母亲患有新冠肺炎，已经出现了意识模糊。我和同事跟着民警进了屋。突然，那名老婆婆咳出声来，让现场氛围骤然紧张起来。要知道，那是一名重症患者，稍不留神，所有人都可能感染。民警将老婆婆抬下楼、送上120救护车，我看见那位大爷在流泪，频频向民警表示感谢。
在最寒冷的日子里，总有最暖心的事；在最阴霾的日子里，总有最闪亮的星。
一名老党员、退休民警3次递交请战书，要求返岗转运患者。他的理由是：“钟南山都80多岁了，还在抗疫一线。我才65岁，正年轻着呢！”最终，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一名党员辅警主动请战进了方舱医院。几年前，他在抗洪抢险时，年仅1岁的女儿因照顾不周，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母亲哭着对我说：“他救了20多人，却没能救回自己的女儿。”
置身生死一线，我的心头时时有一股暖流涌入。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感人的故事、鲜活的人物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让自己忙起来，白天奔走在一线采访，晚上写完新闻稿开始写内参稿，每天都要忙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每天只睡4个小时，不给自己留下哪怕一丁点儿空余时间。
写着写着，我看见了凌晨3点的城市灯火；写着写着，我看见了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
89天里，我拼尽了所有力气，撰写消息、通讯、内参等稿件20余万字，许多独家新闻被上千家媒体转发。连续两晚通宵撰写的内参稿《生死一线战疫：武汉民警有多难》，引起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为武汉抗疫工作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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