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的“华中乡土派”: 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读贺雪峰主编《华中村治研究（2016年卷）》

武汉可能是除北京之外设有专门研究三农问题的机构最多的城市了，华中农大、华中师大、华中科大都有三农研究，也各具特色。华中农大偏经济管理，华中师大偏政治行政，华中科大偏社会学。可能是由于学科方法差异或学科偏见，华中师大和华中科大在农经领域内算是非主流。

例如，德国哥廷根大学于晓华教授曾把南京农业大学（武当，兼武林盟主）、中国农业大学（少林）、中国人民大学（北岳恒山）、浙江大学（东岳泰山）、华中农业大学（中岳嵩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岳华山派）、华南农业大学（南岳衡山派）归为中国农经界分为7大门派，社科院、农科院、北大黄季焜团队也被其归为三大门派。但是华中师大、华中科大却榜上无名。然而华中师大、华中科大为主的华中乡大派坐拥徐勇、贺雪峰等一大批专门农村研究的知名学者，在学界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华中师大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华中科大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同出一门，后者是2004年贺雪峰、吴毅等人从华中师大移师华中科大所创立。这两所学校的三农研究机构都非常注重经验研究，两校村治学者每年都组织大规模农村调查。

“‘朴素经验主义’是外界对华中村治研究及其学派的一个基本印象，他们认为有这样一群人深入农村调查，吃苦耐劳，不畏艰辛，掌握了农村第一手材料，其勇气和学术干劲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且对材料的搜集也是必要的，这是走向真学问的第一步。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群人空着脑袋下乡，不带预设进村，甚至从骨子里鄙视理论、痛恨框架，带回来的除了一堆死材料外，别无他物。所以群人的经验是朴素的，是唯经验论的，甚至是反智主义的。这是外界对华中乡土派的最大批评，也是最大的误读。”（P43）

贺雪峰等人认为“农村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认识中国农村，进而认识整个中国；二是建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理论，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照搬现有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解释具有相当独特性和变动性的中国经验，就谈不上对中国农村的正确认识。因此，研究者应当以开放的学术胸怀和敏锐的经验感知力深入到热火朝天的中国实践中去，有主体性地吸收现代理论，在经验和理论的反复穿梭中逐步提升理论抽象程度，在此过程中在容许和忍受理论的粗放和不成熟，通过不断的学术积累与接力，逐步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是‘华中乡土派’”从事农村研究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前言）

他们批评道：“很多具有很强理论情绪的学者，带着满脑子的概念和理论，去农村中收集资料，然后写出看似高深的论文。他们看不起经验研究，认为这个研究没有学术性，岂不知他们作为一个农村研究者，对农村的认识只有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儿时的记忆（有些也没有）+采风式的调研。这种研究直接从现象跳跃至理论抽象，很可能是空洞的抽象。且不评论这样的研究是否真正能够产生有解释力的一般社会理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研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研究。”（P27）

他们认为从事中国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经验的质感，而“饱和经验法”是形成质感的最好办法。他们用“饱和经验法”要求博士生每年至少有100天驻村调查，在开题前要在全国8~10个省、每个省1~2个村、每个村至少15天驻村调研。（P4）

他们尤其强调“村庄”经验，并提出村治研究的三大研究原则，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P3）。“田野的灵感”坚持从厚重的经验中正确地提出问题，提出正确的问题。“野性的思维”一是体现在学术讨论上要大胆和深刻；二是理解中国的坚守和创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不怕出错中勇于创新。“直白的文风”指用与研究相适合的文本来表述研究成果。

他们还提出“三经一专”的学术训练模式，强调“经典、经验、学术团队和专业研究”四位一体；提出“实践社会学2.0”；强调“熟人社会”、区域差异、农民分化、小农经济等。

如果你对以上话题感兴趣，赶紧去阅读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贺雪峰主编的这本《华中村治研究（2016年卷）》吧，或者去阅读贺雪峰等人的讲演、论文之类的。

附书目信息：

贺雪峰主编，《华中村治研究（2016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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