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农业转型发展: 经验、 启示与展望———首届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综述

这篇综述是学术会议综述典范之作，值得学习参考。

罗明忠,万俊毅. 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经验、启示与展望——首届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综述[J]. 经济研究,2017,52(06):198-203.

中国农业转型发展: 经验、启示与展望

———首届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综述^*

罗明忠 万俊毅

现代经济学呈现的主流方向是，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越来越重视情景依赖问题。特殊现象与特定环境条件，有可能拓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学习、消化、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已步入化蛹成蝶的蜕变阶段，一个能够既坚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又可以解释中国经验的经济学流派，呼之欲出。中国特殊性所表达的对象特殊性，极有可能构成中国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论的话语权。

农业经济是理论创新的沃土。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三农”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动鲜活的素材与案例，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并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天然实验田。目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的农业改革正在进行中，我国“三农”发展遇到了不同于以往的难题，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着中国农业经济学应该做出特殊的理论贡献。为此，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研究》编辑部携手发起成立“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并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的支持。论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引，结合经济学的国际前沿，追踪中国“三农” 发展现实，探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新问题、新领域与新方向，力求推进“三农”问题解决，助推中国经济学流派繁荣。

首届农业经济论坛以“中国农业转型发展: 经验、启示与展望”为主题，于 2017年 4 月 22 日—23 日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由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论坛开幕式由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万俊毅教授主持，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咸春龙教授、《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郭沛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教授分别致辞; 4 月 22 日上午和 23 日上午的大会报告环节分别由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教授和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罗明忠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教授在题为“缩短改革阵痛期，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报告中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到农业经济理论观点的探讨争鸣、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政策措施的调整完善。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突破制度瓶颈，破除既得利益的藩篱。这包括改革现有的粮食收储制度，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创新农业保险制度，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在题为“新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的报告中重点阐述了当前现实经济发展对经济理论提出的五大挑战，包括信息化生产力、经济人行为假定、参与价值论、产权和合约问题、利率理论和增值理论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如何认识大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土地问题”，他认为，要结合历史来分析并把握当前中国土地问题的实质。国务院参事、中国农业大学何秀荣教授在其报告“书斋与社会”中结合其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经验和感悟，向与会者讲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要素、学术论文与决策咨询政策建议的区别等，他鼓励学生要在书斋中牢牢打好基础，但是书斋需要联系现实社会，与社会互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信凯教授在题为“对法国重农主义的几点新认识”的报告中指出，农业是一个集技术、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于一体，与整个人类的进化史相并存，并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越来越表现出多功能性的、永恒的魅力产业。要理解魁奈重农学派的主要思想必须把握四点: 一是农业和农民的基础性地位，二是农产品流通和价格对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三是经济表，四是重视农业资本投入和规模经营。

论坛共收到应征论文 180 多篇，经论坛组委会严格评审，最终确定 61 篇论文入选参加论坛交流。4 月 22日下午，与会者围绕不同主题进行了五个分会场的报告，各位专家逐一对分会场报告论文进行了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农业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各大农业院校等全国30 余所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4 月22 日晚上，罗必良教授主持了主题为“研究方法论———如何将理论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沙龙，受到与会者的欢迎。论坛闭幕式由罗明忠教授主持，罗必良教授做论坛总结，何秀荣教授代表第二届论坛承办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向各位参会代表发出了邀请。

一、农地流转: 市场逻辑、影响因素及其效应

尽管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制度效果，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与农村劳动力的快速流动，以土地均分为特征的承包制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由此，通过鼓励农地经营权的流转与集中，改善农地规模经济性，推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就成为必然选择之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基于全国9 个省 2704 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农地确权加剧了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不仅未能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反而加剧了农地流转的抑制程度。农地流转市场不是单纯的要素流动市场，农地的人格化财产交易不同于一般产权交易。因此，农地流转有着特殊的市场逻辑。他提出应该拓展科斯定理( 即“科斯第四定理”) ，即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如果不能通过产权的重新调整来改善效率，那么选择恰当的产权交易装置进行匹配能够改善总的福利效果。此外，他还强调应该重视交易制度结构的研究。

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吴比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 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粮食生产为例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对普通小农户而言，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未促进其租入土地，但间接促进了其土地租出; 当农户经营规模达到一定规模时，农业机械化发展促进其土地租入; 这种土地向规模经营户集中的现象，是由于相对小农户而言，机械化发展显著提高了规模经营户的劳动生产率。西南财经大学范丹等通过构建村级层面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实证分析发现，村庄外出务工比例和规模经营大户对土地流转规模有正向显著影响，本地务工比例对土地流转规模有负向显著影响; 传统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高估了外出务工比例和种植大户对土地流转规模的正向影响，低估了本地务工比例和养殖大户对土地流转规模的负向影响。华南农业大学胡新艳和王梦婷将地权安全性表达为法定赋权、事实产权及产权认知，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法定赋权和产权认知维度显著促进农地流转，而事实产权维度的地权不安全负向影响农地流转。

那么，农地流转中的契约达成及其价格确定有何特点? 华南农业大学洪伟杰和胡新艳基于关联博弈视角的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中，关联博弈强度越高，契约越稳定，越可能选择非正式契约和短期化契约。加强交易双方的关联博弈强度，能够有效制约双方的违约行为，保证契约的稳定与执行。南京财经大学钱龙和贵州大学洪名勇的研究认为，农地流转中，转出户的控制权偏好较为强烈，随着控制权偏好的增强，双方达成口头契约、短期契约和无偿契约的概率会增高，契约形式与契约期限会反向互动，契约形式与契约租金会正向互动，但契约期限与契约租金选择没有相互作用。华南农业大学朱文珏和罗必良关注了农地流转中的规模经营主体签订合约的稳定性问题，规模经营主体希望签订长期稳定农地流转合约，但由于存在农户的“租金要挟行为”，普通小农之间签订的农地流转合约可能是稳定的，规模主体进行农地转入时却极易内生出合约不稳定问题，使其面临流转困境。安徽大学李静等指出，农地流转中存在价格歧视现象，在确权缺失或未完美执行的情况下，如果出租方是具有承诺能力的执行部门( 村两委) ，那么出租方可以( 在完美贝叶斯均衡中) 使用二级价格歧视，使得一些承租方支出高租金，而另一些将支出低租金，并且二级价格歧视依赖的信息甄别技术将造成一定时期内的流转比例较低; 然而，在确权情景下，有可能在土地出租过程中，可以完全流转土地，但出租方只能获得最低的租金。华中农业大学冯华超和钟涨宝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 年数据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内在价值，确权组农户的流转价格要比非确权组农户高出54. 6% ; 确权可以显著提升自评健康较差的女性老年人户主家庭的转出价格，同时对调整过土地以及丘陵地区的流转价格有明显提升作用。

农地流转的经济效应也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华南农业大学张沁岚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初始资源禀赋优势和信贷可得性对农户租入土地具有正向影响; 农户土地转入行为是理性且有效的，即使是小规模转入，也对土地流转表达的市场含义做出了积极响应，在利用农业外包服务和提高人均收入方面，实现显著性增长; 但对于破解土地细碎化问题，效果仍不明显。南京农业大学张兰等人的研究表明，与转入土地的传统小农户相比，仅有部分规模经营主体实现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安庆师范大学王全忠分析了耕地流转租期对种粮大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作用机制与影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金秋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转入还是转出农地，都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

二、制度与合约: 农户行为变化、权利保护与乡村治理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户的行为决策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华南农业大学罗明忠等认为，在新一轮农地确权实施过程中，面对农地产权不稳定等问题，农户可能提出各种诉求并采取相机抉择，必须完善相关农地制度，强化农地保护。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农户联合成立并加入合作社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浙江大学朋文欢和黄祖辉基于广西富川县的经验研究表明，农户能否成为合作社成员既取决于农户自身的入社需求，更有赖于合作社对其的吸纳意愿。然而，biprobit 模型的结果显示农户和合作社在决策中关注的焦点迥异，前者希望通过入社来改善自身的贫困弱势，节约交易费用并规避经营风险，有专用性投资的贫困建档立卡户入社更积极; 后者对贫困户则并未表现出青睐，经营规模大并有专用性投资的非粮户才是其重点吸纳对象。二者各自期许的“鸿沟”构成了当前农户入社意愿难以向实际入社行为转换的主因。南京农业大学蒋奇借助日本农协的案例，回答了小农之间“弱者联合”存在的问题和未来走向。西南财经大学谢璐基于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剖析发现，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是地方政府在解决了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问题基础上，构建的一个微观要素市场，其核心是工资合约，是由固定收入、分成收入和政府补贴组成的半市场化合约。南京农业大学周力和刘馨月认为，专用性投资是农户“隐性违约”的抑制因素，专有性投资是农户通过“隐性违约”进行寻租的诱因，具有通用性质的经验变量是农户投资由专用性转变为专有性的重要条件。

在转型发展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及乡村治理问题也是与会代表关注的话题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郭君平利用我国 5 省 10 县 1000 户农户的微观数据，发现农民及其子群体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呈低度相关，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 35; 不同群体中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相背和混沌的人数占比在 11%—59% 之间，但多集中于 50% 左右。中山大学林建浩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宗族网络的规模和强度、基层民主的监督力度以及村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都有助于发挥耦合效应的治污作用，宗族与基层民主的耦合会推动乡村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跨越“倒 U 型”EKC 曲线的峰值拐点，更早进入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的良性循环阶段。中山大学梁平汉与肖书康从农村内部结构分化视角考察村民的选举行为，发现基于宗教的非正式组织是乡村分化的重要力量，在村级选举中起着重要作用，宗教群体内部的信息共享可能是其影响选举行为的一个可能渠道。上海交通大学刘彬彬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入对农村民事纠纷、违反治安条例及刑事案件有正向显著性影响; 相对于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贫困发生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力闲置及基层村干部数量对农村社会治安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金融与效率: 可获得性、效率评价及其改善

农村金融服务与信贷可获得性及其效率评价是事关要素流动与配置的核心问题。华南农业大学米运生等针对企业动态演化不同阶段的信任异质性、围绕借款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构建声誉效应的信贷博弈模型，从初级储蓄者选择不同融资模式的条件及边界转换的动态角度，探索民间金融的内生性功能和普适性价值，揭示了民间金融促进宏观经济长期增长的微观机理。在种子期和成长期，民间金融借助熟人社会的关联博弈控制道德风险，为新创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随着借款人固定资产的不断增加和市场声誉的不断累积，新创企业出现了蝶蛹效应，从而具备了依靠陌生人社会的制度信任而转向间接融资模式的资信条件。中山大学郭凯明认为，已有研究普遍忽略了投资通过结构转型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机制，而通过数值模拟发现，非农业和农业部门生产投资品的相对技术水平变化对投资品的产业结构影响显著，大于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南京大学肖斌卿等运用四元Probit 模型研究发现，农户信贷市场中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在需求和供给层面存在互补关系，但两者间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收入异质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常露露和吕德宏的研究表明，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考虑农户的异质性后，中高经济水平农户的信贷约束程度更强。农地经营权抵押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间接缓释效应，显著提高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通过抵押功能的实现，显著降低了农户道德风险。

农村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重要目标就是改善生产效率。西南大学温涛等基于我国九个连片特困地区的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连片特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无论是农村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不仅显著促进了贫困的发生，而且扩大了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一抑制作用在贫困农户中尤为明显。相反，连片特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都对其减贫增收具有积极的作用。华中农业大学周晓时等人的研究指出，人力资本要发挥出生产率促进作用，需要一定的经营规模进行匹配。在农户经营规模较小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效率有显著负向作用; 在中等经营规模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进入大规模经营后，人力资本显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狭小的农业经营规模限制了教育投资的合理回报率，导致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可以避免农村人力资本的浅化。四川农业大学邓鑫等考察了非农就业、生产环节外包决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外包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务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时，非农就业成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非农就业缓解了家庭资金约束，家庭倾向于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于从事农业生产具有较低机会成本的个人或组织。上海财经大学许庆等人的研究认为，健康人力资本与信贷资本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新农合有利于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与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并显著改善了农户的生产信贷获得情况，进而提高了其劳动生产率。上海财经大学马文杰和徐晓萍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金融抑制类型的识别会显著影响农村金融扶持的效果。要提高供给型金融抑制地区的金融扶持效果，应以提高金融可获得性为主，降低贷款成本并非最佳选择。降低贷款成本是提高需求型金融抑制地区金融扶持效果的首选，但增加金融机构网点并不会显著提高农户贷款额。西南财经大学的贾晋和李雪峰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在“行政 － 经济”压力体制下，其选择性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保证涉农贷款“不出事”，而不是激励农户“更赚钱”。现阶段政策驱动下农村金融机构的被动参与，无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限制了正规金融在农村信贷市场的创新行为。

四、农业与发展: 要素配置、收入分配与生产转型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配置及其农业生产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南农业大学张同龙与中国科学院张林秀基于1998—2015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演化情况发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趋势仍在持续，其中外出务工的扩张主导了这一趋势，没有证据显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且，年轻劳动力和男性劳动力主导非农就业，但组间差距在持续缩小; 非农就业结构的变化很好地回应了整体经济转型要求。而上海财经大学许庆和赵思诚则认为，随着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流出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无人种地”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和人口自然衰老效果叠加使得农村部门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以50 岁为拐点，劳动力的非农收入会随着年龄增长先增加后减少，而其农业劳动时间投入会随着年龄增长先减少后增加，非农收入变化是农业劳动投入变化的主要动因，并且方向大致相反。华中农业大学黄玛兰和李晓云的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看，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显著抑制了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尤其是对蔬菜的促进作用最大。在粮食作物内部，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劳动力价格上涨对三个区域的蔬菜和玉米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方向与全国相一致。但同时劳动力价格上涨对不同区域的作物种植比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并表现出与全国整体水平不一致的现象。

北京大学赵秋运认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对大多数农户来说，最有效的重新分配土地以达到最优配置的方式就是参加土地流转市场。事实上，尽管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在过去几年呈现上升趋势，但土地流转市场的出现有助于缓解农村贫富差距的恶化，改善了农村收入不平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彭继权研究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呈现倒“U”型的关系，即起步型家庭和衰退型家庭遭受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最小，成熟型和成长型家庭的可能性居中，扩张型家庭的可能性最大。南开大学姚万军的研究发现，农户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间呈现显著的N 型关系，两个拐点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分别是 3. 69 亩和37. 06 亩。当前我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处在两个拐点之间，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将会降低土地生产率。华南农业大学杨朝慧和文晓巍认为，我国农业产业的转型发展必须要顺应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浙江大学王文亭等人的实证分析发现，农业机械的跨区作业对粮食产量有空间溢出效应。

五、政策与评估: 不确定性、农业保险及其扶持

上海交通大学李承政等考察了天气与经济绩效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与平均气温为 10—15℃的适温天气相比，20—30℃的高温天气以及 30℃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会显著降低地区生产总值; 低强度降水天气的减少或干旱天气的增加会对地区生产总值产生不利影响。分生产部门看，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对天气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相比于非农部门，农业部门对极端天气的反应特别敏感，极端高温( ＞30℃) 和极端降水( ＞50 毫米) 天气会显著降低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产量以及农业部门总产值。华中农业大学张露等指出，在气候灾害的应对和救援中，政府提高生产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是减少受灾损失、防止农户“因灾致贫”的重要途径。

湖南科技大学向国成等在回顾我国经济现代化历程中的工农业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财税政策的两部门跨期模型，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工业补贴( 或农业补贴) 政策能够降低农业机器(或粮食) 的市场价格，扩大其市场需求和人均真实收入，对促进工农业分工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而实施农业税( 或工业税) 政策虽然也会降低农业机器( 或粮食) 的市场价格，但不能提高其市场需求与人均真实收入，对工农业分工的促进作用极其有限。华南农业大学胡新艳和陈小知分析了确权影响投资激励的机理及其效应，发现“确权—收益保障—投资激励”作用路径占总效应的 16. 7% ; 要素交易效应中“确权—贷款可得性—投资激励”的作用路径占总效应的 55. 8% ，而“确权—农地流转—投资激励”的作用路径不显著。南京审计学院万树依据社会福利理论，运用制造业和农业两部门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演财政支农的福利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福利绩效。结果显示，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价格机制使中国财政支农“逆向”调节了城乡居民福利，遏制了农民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扩大了城乡居民的福利差距，没有实现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潘经韬的研究表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存在着“促进效应”和“制约效应”，但“促进效应”强于“制约效应”，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西南财经大学马双等认为，宽带乡村建设可以通过宽带网络尤其是无线宽带网络的建设增加商品信息向农村家庭流动的速度，以及缩短农户与商品市场的距离，增加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实证结果显示，宽带乡村建设使农村家庭手机拥有率显著增加11. 4 个百分点，使农村家庭总消费在 2012—2014 年显著上升16% ，年均增加8% 。

重庆大学付小鹏和梁平运用双重差分( DID) 的因果识别方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对农业种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显著增强了农民的专业化种植倾向，弱化了多样化种植行为，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和异质性特征。中央财经大学周县华的研究结果显示，种植业风险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是当相邻县数目扩展到8 个以上时，相关性降低较快。吉林省玉米种植保险在全省范围内可以细分成 8 个风险区划，由于种植业保险系统性风险的存在，这种风险空间分布削弱了现行“一省一费”农业保险政策的效应。内蒙古农业大学赵元凤和张旭光基于内蒙古奶牛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应用倍差模型和匹配倍差模型，检验奶牛保险对参保者养殖损失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实施的奶牛保险政策尚不能显著降低参保者的奶牛死亡损失。浙江大学张跃华利用自然实验方法度量生猪保险道德风险以及养猪户生产行为变化，发现生猪保险会显著提高生猪死亡率，出现道德风险; 但并未发现生猪保险对生猪存栏量的显著影响，同时生猪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养猪户汇报重大疫情的意愿，有利于提高国家动物疾病防控。华中农业大学赵畅锦和熊涛运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技术对生猪价格进行多尺度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生猪价格主要由生猪市场短期供需不均衡导致的高频波动分量、由重大事件导致的低频波动分量、经济基本面决定的长期趋势分量等三个分量组成，其中长期趋势分量和低频波动分量为主要分量。生猪市场调控政策主要影响生猪价格的低频波动分量，而对长期趋势分量和高频波动分量影响不大。

与会专家指出，从入选论坛的论文看，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愈益规范，方法更加先进，尤其是计量方法的使用与国际前沿更加接轨，选题与中国实际密切契合，体现了中国特色，反映了中国的特殊性。当然，在思想性和创新性方面，尚需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建立在良好的理论构架基础之上，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学理性的实证研究，更是需要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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