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8月16日的《自然》评论版块上
原文作者：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彦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玉恒
刘彦随和李玉恒在本周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在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下，农村同时需要复兴。
城市化备受关注。为了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大部分国家都在进行城市扩张。世界各地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33％上升到2016年的54％，亚洲和非洲的增长尤其明显。但随之而来的乡村衰落鲜少被提及。在大多数地区，即使乡村的人口在缓慢增长，活力却越来越小。
以中国为例，这些趋势日益明显。仅在去年，就有将近1.7亿农村人口（其中大多数为青壮年）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寻找工作是主要原因：1990年至2014年间，中国农村的工作岗位减少了20％以上。城市工作薪酬更高：2015年，背井离乡的农村人口在城市的收入比留在农村的高21％左右。
陕西省蓝田县的农民正在收割小麦。
China Photos/Getty
农村人口进城带走了家乡的活力，留守家庭只能勉强维持小块田地的耕种。在中国，每年有200万公顷的农田被弃耕; 2015年，6000万儿童、4700万妇女和5000万老人留守农村。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小学已经关闭。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每十万人中47人死亡）是美国的三倍。
农村衰落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参见“世界农村人口”）。从美国、瑞典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城乡差距都在扩大。城市吸引了大部分的政府资金、私人投资甚至研究资源。例如，自1980年以来，中国城市收到的公共和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额70%以上。贫穷国家的情况尤其严重，驱动农民进城的是生存而不是机会。例如，尼日利亚的哈科特港、印度的孟买和墨西哥城等城市的贫民窟正在扩大，因为贫穷且未受过教育的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寻求财富。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通过治理土地问题来改善中国的农村生活和经济（参见“中国的挑战”）。例如，有一些项目旨在提高土壤肥力和控制洪涝，它们提高了西部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我们及其他研究团体的研究表明，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开发当地资源，扶植旅游业、特产和手工艺品，有望重建农村和乡镇。有一些国家的政策已经扭转了上述趋势，值得我们借鉴。
Sources: (A) Monitoring Reports of China's Migrant Workers 2008–16; (B)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2000–16
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必须转变自己的注意力和工作方向，改变原来偏向于城市的政策而实现新的政策平衡。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如大数据监控和分析，监测农村社区和环境，并找出解决当地问题的办法。
螺旋式衰落
由于流动性和技术、贫困、政策偏向和土地管理不足等原因，农村正在被遗弃。早在十八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就见证了村庄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不断萎缩。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后，农村人口减少的趋势蔓延到了北美。
Source: World Bank Open Data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小城镇一直在衰落。当机械化、公路和汽车到来时，农民会绕开附近的小镇，而开车到城市去购买种类更加多样的日常用品。农业技术和化肥解放了许多农村劳动力，因此他们来到城市从事赚钱的工业和服务业工作。1980年至2000年间，美国中部有700多个农村地区的县失去了10％或以上的人口。例如，爱荷华州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损失了30,000个制造业岗位，占该州总数的10％以上。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气候变化和大规模农业企业夺走了很多人的生计，每年数百万曾经以务农维生的农民来到印度德里和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城市寻找工作。当农村人口日渐凋零时，村庄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经济衰退和社会退化等问题。本地市场萎缩，车间和小企业关闭。
年轻且受过教育的人尤其可能离开。就2016年的中国农村而言，20和30岁左右的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来到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其中约30%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这样的教育隔离导致在当地医生、企业经营者和教师退休后，可能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衰落呈螺旋式加剧。
政府政策和私人投资长期以来一直偏向城市。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通过制造他们曾经需要进口的商品来增强经济发展，这一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地区受益最大。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抽取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粮食等原材料来推动工业化进程。
扭转形势
但是，另外一些政府推出了保农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起，韩国将国有土地和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并减少地租，促进农业发展。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大力扶持农村贫穷地区的公共卫生和教育事业，提高了预期寿命和婴儿存活率。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一些非洲国家，如莫桑比克和肯尼亚，对农民的政策从征税转为扶持，尝试以此纠正对城市的偏向。埃及将农业从中央计划经济改为公开的自由市场经济。作物价格、配额和市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私营部门活跃起来。农民变得更加独立，收入也增加了。
一些政府，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和西班牙的政府，都采用规划、投资和补贴策略来鼓励农村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瑞典农村已经通过放宽建设规划规章（如沿湖建设），吸引人们移居农村。其他地区则为建立或重新安置行业和工作场所提供补贴。
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往往会失败。一直以来人们都往郊区城镇迁移，而不是偏远的村庄，为的是将农村生活的优势与城市工作的保障结合起来。以美国为例，自1930年以来，郊区的人口增长已经超过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市区。
政府主导的举措没有充分考虑到每一个农村社区的特点。中央机关可以协调工作，调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但摇摇欲坠的社区往往缺乏强大的村委会或农业合作社，还可能没有足够多的受过教育和技术熟练的人来满足调配需求。如果民众的声音得到不倾听，也就谈不上合作。
薄弱的土地管理加剧了贫困、饥饿和粮食短缺问题。例如，津巴布韦的农业经济在2000年以前是稳定的，当时津巴布韦强行取得欧洲移民的农田，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农村家庭。由于农田的新主人对农业了解不多，不懂得如何耕作土地，农业产量大幅度下滑。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加之国际制裁，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在2008年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市场波动和农村劳动力的商业知识有限也增加了失败的机率：教育水平低、技能少的个体难以与城市企业竞争。即使搬迁到城市，许多农村劳动力从事的也只是非正式、低报酬的体力工作，如清洁、保安和建筑工。
吸引本地人参与是成功的关键。自下而上的举措如同“社会粘合剂”，鼓励人们共同努力。例如，2012年，河北省小关村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股份制养羊和蔬菜种植合作社。参与者共同出资金、土地、劳动力和机械。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两家企业使居民人均净收入增长了200％。
土地改造可以改善耕种条件和产量。例如，在陕西省干旱的黄土高原，我们帮助在延安市附近的山谷里改造出了农田。谷底冲沟是最肥沃的地区，但是因为易被淹没而未被利用。所以我们重新改造了集水区：工作人员填平沟渠，加固斜坡，并修建水坝、疏洪渠和灌溉设施。这有助于控制洪水和改善土壤，使之可以存储更多的水和营养。2013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政府扩大了这一土地规整项目。现在，延安冲沟的玉米产量比山顶高三倍，是斜坡的五倍。利用玉米秸秆和草制成的青贮饲料可以喂牛和羊。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德国巴伐利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改善农业和林业状况，并实施了发展和土地规划项目，以振兴农村发展。
然而，对农村问题的研究远远少于城市问题。城市吸引学者，因为城市经济更发达，被视为拥有比农村地区更核心的发展意义。以恢复力、土地规整、文化遗产保护和扶贫减灾为重点的农村问题，需要学术领域更多的研究和投入。
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来提出改善特定领域条件的最佳策略。例如，遥感可用于监测农村土地利用、基础设施条件和耕种模式。大数据分析可以调查哪些市场、行业或经济策略最有效益。
发展农村的四项重点
首先，政府需要同步倡导城市化和振兴乡村。乡村和城市居民在资源、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应享有平等的权利。
农村居民需要相关平台，使其既能工作或经营自己的企业，也能兼顾家庭和耕地。小城镇可以作为桥梁，为偏远村庄提供教育、卫生、信息和行政服务。
地方政府必须制定吸引企业的战略 - 税收减免、低地价，甚至是免费土地。例如，1979年开始于日本大分县的“一村一产品运动”，现在已延伸到包括中国、泰国、马拉维和南非在内的国家。该运动鉴定本地所拥有的资源，如沃土、清水、特种农产品和风景名胜，然后发展相应产业，帮助当地经济蓬勃发展。赋予行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以定价的权利可以鼓励村民发展技能，跟踪市场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
第二，必须鼓励自下而上的举措。农村发展需要一个具有远见卓识且全心全意的、由地方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团体，包括愿意无私地共同合作的企业家、车间所有者和农民。公平必须得到尊重。开发村庄必须是为了当地人着想而不是投资者。
第三，必须接受的一种情况是，一些位于不宜生活处的村庄必须重新安置，这也是中国扶贫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深谷或山区路况较差，供水不稳定，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如中国西北的秦巴山区和西南喀斯特地区），一般而言，这些地方的村庄总是经济疲弱。
这类村庄的人口可以迁入附近交通、土地和公共服务较为方便的农村社区。安置贫穷人口时应注意：必须尊重民众的意愿。民众应该在地方政府的建议和资金支持下，自主决定迁往何处。与此同时，应提供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就业和创业支持。
第四，需要有科学的计划来指导振兴进程。研究人员必须了解导致农村衰退的因素以及农村对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反应。需要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模拟来监测农村发展。需要了解不同形式的土地规整的有效性。
各部委、机构和企业应促进涉及规划、管理和工程的多学科研究。具体目标应包括检验政策和展示可以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计的技术。启动全球性农村发展计划，将全球的农村研究学者联合起来，促进跨国合作。联合国应考虑制订这一类计划，将农村发展提升到与扶贫、气候变化与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
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两者都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持。ⓝ
Nature|doi:10.1038/5482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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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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