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要素配置与制度安排——"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峰论坛综述【转】
郑瑞强, 翁贞林, 黄季焜.2018. 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要素配置与制度安排——"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峰论坛综述[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17(1):1-6.（全文约九千字）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约束。基于对我国新时期发展阶段转变与攻关期的时代特征的科学研判, 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形势和任务的基础上,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了七个方面的重大部署, 明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纲领和路线图, 为新时期“三农”工作尤其是“农业农村如何优先发展”提供了根本依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基于对当前社会发展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判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着力于提高农村农业发展新动能发掘和民生改善, 让广大农民获得感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侧重于通过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强化环境保障, 努力实现不均衡发展过程中的结果均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涉及城乡协调、区际交互、产业关联、文化冲突、秩序重构等多重内涵, 是涵盖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和乡村文明等多维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全面振兴, 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政策顶层设计、转变发展理念、高效配置生产要素、优化经济结构以及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开展符合乡村发展规律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藉此, 江西农业大学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 江西农业大学科技处、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编辑部、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携手承办了“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峰论坛, 并得到了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农业厅等部门的支持。论坛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等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依托城乡共融发展理论, 结合国内外乡村治理与城乡协调发展实践, 探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的农村农业发展新思路, 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 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
关键词：新时代; 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本次高峰论坛以“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 于2018年1月5日—7日在南昌举行。论坛开幕式由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黄英金教授主持,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教授、江西省教育厅叶仁荪厅长、江西省农业厅唐安来副厅长分别致辞;1月6日—7日的大会论坛主旨报告环节分别由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教授、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翁贞林教授和“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陈昭玖教授主持。
论坛共收到应征论文70余篇, 经论坛组委会筛查与严格评审, 最终确定16篇论文入选参加论坛交流。1月7日上午, 与会人员分别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关键内容探讨”两个主题进行了2个分会场交流, 分别由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郭如良副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王晓兵副教授主持。多位专家针对分会场交流报告进行了逐一精彩点评。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海洋大学、塔里木大学、湖州师范大学、重庆文理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以及省内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委党校、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农科院、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农业厅等全国近20多所高校、党校、科研机构及政府管理部门的21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交流。论坛闭幕式由黄季焜教授作主旨报告, 黄英金教授主持并作论坛总结。
一、厘清政策框架与战略安排,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内涵极其丰富, “四大提升”意蕴深刻, 明确其战略定位与政策逻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问题, 如何处理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研究政策中心主任黄季焜教授在其题为“乡村振兴战略: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的报告中指出, 乡村振兴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目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过去我们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对高值安全等食品市场失灵的问题解决力度不够;未来农业发展和增收潜力在于高值安全和多功能农业的发展, 但我们财政支农体系仍以粮棉油糖为主体。中外经验表明, 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城市拉动和各阶段的制度、政策和投资安排有其固有规律, 违背这规律要付出代价。虽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取得巨大成就, 但城乡差距大, 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等更让人担忧。为此, 解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需发挥市场与政府的相辅相成但又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振兴需遵循农村经济转型路径与规律, 分地区稳健推进, 并牢记40年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生产力投入四大驱动力;乡村振兴要特别关注农村教育与农民能力。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朱信凯教授在题为“‘十九大’优先序”的报告中指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 在于农民的素质以及未来农业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十九大上, ***提出了“三个优先”发展,一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二是教育优先发展, 三是就业优先战略, “三个优先”发展战略的叠加, 就是中国当前最紧迫的历史性任务, 即农民教育、农村教育与农业教育的发展问题, 也就是优先发展的优先序, 意即优先中的优先。认为农民教育、农村教育与农业教育是当前我国四个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最大障碍, 是我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乡村全面振兴的因素多维,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关注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认为:乡村振兴必须以新型城镇化作为引领,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为核心。乡村振兴发展要内外结合, 坚持“激活市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政策、激活组织”的“五个激活”驱动、“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科技支撑、企业助力、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协同、“乡村与城市、政府与市场、人口与流动、表象与实质、短期与长期”的“五大关系”协调的三大推进路径, 有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江西农业大学廖彩荣副教授基于“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内涵解读以及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比较,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分析探讨。研究认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战略”、关键是“振兴”、靶向是“乡村”。北京农学院邓蓉教授在谈及乡村振兴战略议题时指出,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实现我国乡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并且从目标手段统一论视角分析,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培育乡村文化自信、吸引外部消费力量和提升乡村与农业的价值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选途径。
国有农场作为在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农业现代化和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陈汉平副教授以广东省幸福农场为例, 认为股份合作制、公司化经营将在未来国有农场农业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 国有农场在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中应要稳步推进农垦土地资源资产化和资本化, 更好地带动周边农村新型城镇化和农民的就业创业, 为我国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发挥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保障中国粮食和食物安全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基础是产业兴旺, 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也是保障中国粮食和食物安全之基,更是实现农村农业“高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发展之本。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在其题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考:粮食安全、农民收入与农业支持政策”报告中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如何实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 基于国际贸易和生产能力因素约束, 有必要在作为政治远景的长远目标以外确定作为行动纲领的粮食安全阶段性目标, 同时清醒的识别农民增收的现实途径, 在此基础上制定农业支持政策以及与农民收入相关的其他公共政策:允许农民大幅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通过提高产品的价值、降低生产成本来增加农业经营性收入;创造条件扩大农户经营和就业范围, 增加家庭农业经营以外的劳动经营收入;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程度, 增加农民获得的转移收入。
江西农业大学翁贞林教授等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粮食生产, 关键举措是破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提出推进绿色生态导向下的江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即调好农产品区域布局, 调优农业产业结构, 调绿农业生产方式, 调顺农业绿色经营体系, 调强科技与人才支撑, 调响农产品品牌, 调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调实绿色农业发展的保障措施。江西农业大学朱述斌教授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现代农业新业态”报告中明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努力方向在于打造现代农业新业态, 即:构建以互联网、大数据为支撑, 以三产融合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多功能产业体系;建设以绿色生态技术为引领的高质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以及健全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为主体、多元化经营的中国特色现代农业体系。
新时期我国经济将以中高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将持续快速推进,粮食生产的刚性需求不断增加,保障国内粮食供给的任务不断加大。但随着粮食连年丰收, 各种资源要素紧绷、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增大。围绕粮食安全与农业结构调整, 以及农村三产融合实现模式, 与会专家学者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刘丽辉副教授研究认为农业结构调整水平对广东粮食总产量的作用程度有限, 开展农业结构调整首先应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口粮、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的需求数量及需求结构变化趋势, 同时考虑不同资源禀赋的经济区域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 调整农业区域结构, 优化粮食生产布局, 多途径破解“大众米袋子”与“农民钱袋子”两难困境。辛焕平副教授侧重评价了广东1978年以来的4次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协调性, 建议保证适度的农地规模和粮食种植面积、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科技等举措有助于多途径实现粮食供给安全、农业结构调整与增加农民收入三者发展共赢。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余艳峰副研究员和药林桃副研究员针对粮食全产业链中存在诸如种植模式传统和种植结构不合理、高效种植技术漏洞凸显、市场供需失衡、资源要素紧缺和科技创新不足、粮食品质缺乏竞争力和加工链条虚化、全程机械化水平较低等问题, 建议遵循“质量创新兴粮、品牌文化强粮”新发展理念, 注重产前优能、产中增效和产后提升的全产业链整合创新, 开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
作为农业产业化和农业转型实践的升级版,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上海海洋大学赵玲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视角, 提出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应因地制宜, 鼓励在东部和沿海地区积极发展合作社一体化模式, 在中西部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和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在农户牵涉面较小的产业中可以选择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 在投资需求较少的产业中可以选择合作社一体化模式, 最终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针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江西农业大学张晴晴提出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参与主体应有选择地增进农户生计资本、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农机社会化服务措施, 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
三、完善要素配置机制与支持政策供给, 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
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 完善土地产权安排, 将有助于提高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研究员在其题为“小农分化与政策调整”报告中历史分析了1984年以来的小农分化阶段性特征,指出农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在淡化、生产要素功能在彰显。为此, 在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办法上,要处理好农民集体和承包农户在承包土地上、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中的权利边界及相互权利关系;在选择经营模式上, 要考虑短边要素、规模报酬和地域差异;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上, 要处理好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关系;在培育职业农民上, 要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流动, 让返乡、回乡、下乡的新农人成为职业农民。通过政策引导, 让“地是用来种的不是用来囤的, 是用来生产农产品的不是用来提供财产性收入的”深入人心。江西农业大学陈美球教授以江西黄溪村土地制度创新实践为例, 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土地使用制度创新应坚持系统思维, 既要在各项具体土地制度的改革中, 联动推进, 形成合力, 更要有利于促进各社会生产要素的系统协调, 实现“地-人-钱”的同步聚集。
全面激活市场、要素和主体, 推进和强化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交互与平等交流,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农业保护支持制度, 有助于不断拓展农业农村发展新空间, 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 重要目标就是改善生产效率。华南农业大学罗明忠教授在其题为“总部经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报告中针对经营分散化、成本上升快、资源环境压力大、结构性矛盾突出和产业融合程度较低等农业发展面临的五大难题, 以及农产品“由大众化向小众化转变, 由产品化向创意化转变”、农业生产“由粗放化向精细化转变, 由数量化向质量化转变”的四大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提出农业总部经济作为一种高端服务经济, 有助于为区域农业合作开拓新思路、为改善生产效率提供新路径、为城乡融合发展建设新载体和为农业转型升级开辟新渠道, 将有助于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鉴于“互联网+”行动对于传统产业的碎片化重整, 浙江大学郭红东教授在其题为基于沭阳花木产业集群个案, 系统分析了“电子商务促进农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机理”, 研究指出良好的产业基础能够为农户的电商创业提供有力的支持, 溢出效应则促进了电子商务的连片发展;同时, 电子商务的引进为农业产业集群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江西农业大学郭锦墉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下农产品电子商务为“小农业”对接“大市场”提供解决之道, 让农产品销售突破地域限制, 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激活购买者, 解决销售不畅, 降低“流通梗阻”。
实现发展要素价值保值和增值,根本在于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构建新型经营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有强大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张林秀研究员研究认为近年来农村非农就业呈现劳动力比例整体稳步提升, 且专职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不断提高, 且外出务工增长最快, 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选择在县外的地方就业, 小于30岁的农村劳动力基本转移到非农生产部门, 这些现象引发一些思考, 哪些人从事农业工作?年长的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是否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基础教育(未来人力资源储备) 和职业教育(培养现代职业农民) 如何并重?1985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 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更加困难。教育、特别是高水平教育对非农就业和获得高工资的作用非常明显, 乡村振兴, 全方位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至关重要。重庆文理学院的王东强教授通过梳理******关于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重要论述, 从主体论、本质论、属性论和治理论方面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思维逻辑:新型职业农民是破解“三农”难题的中流砥柱, 新型职业农民是体面的职业而非狭隘的身份, 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内涵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则需要构建现代治理体系, 为培养造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农”工作队伍提供了思想保障。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推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意味着对于传统城乡发展系统重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行政机制相结合的发展秩序重构, “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结合”是加强乡村治理的思路创新, 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中国农业大学何秀荣教授在其题为“人气、产业与乡村振兴”报告中指出乡村振兴的提法是对当前农村实况的客观认识, “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要求与“新农村建设”的20字要求相比, 把握更准、要求更高, 与新时代总体战略相匹配。乡村振兴需要人气, “人气兴、乡村兴;人气旺、乡村旺。”“乡村如何聚集人气”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值得探索的内容。“产业兴旺”是通过经济途径聚集人气的根本途径, 但是否还可以从超经济方面来聚焦人气呢?应当去思考挖潜, 以找到更多途径。“生态宜居”就是经济的人气聚集途径, 也有助于产业兴旺。古时“告老还乡”也许是叶落归根和衣锦还乡观念的结果, 今天是否可以转借为乡村向城市居民开放居住的制度设计?从而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提高乡村消费力、缓解城市压力、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等。当然这会涉及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改革, 比如乡村宅基地和小镇制度、异地医疗报销制度, 以及相关法律和风险防范等。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后凯研究员在其题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与政策导向”的报告中认为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绝不能建立在乡村衰败的基础上。乡村振兴必须多措并举, 破解人才、资金难题和农民增收难三大难题:通过建立职业农民制度, 强化各类农业新型主体和农民企业家的培训以及支持“城归”群体和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等, 解决乡村人才短缺问题;建立多渠道、低成本、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 全面激活农村资源, 破解资金短缺问题;加快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通过农村产业振兴逐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农业农村导向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促进农民增收。籍此, 国家农业政策亟需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调整农业补贴方式, 增强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 同时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城乡公平。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刘承芳研究员关注了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服务领域发展, 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 但是要满足乡村振兴和新四化同步实现的需要, 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任重而道远。当前我国在生产、生活、社会发展和生态服务等方面的公共物品提供, 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存在很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山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等依然是短板中的短板。进入新时代, 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 以人为中心, 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补齐短板, 建立持续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制度保障。一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不断的创新, 农村公共物品的不断改善将为创新提供持续的硬件支持和人力资本保障。
人口的流动性是分析区域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时不可忽视特征, 矫正资源配置扭曲的关键则在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健全, 切实保障广大农民能够平等地享受财产权利和发展权利。华南农业大学张同龙教授在其“退出与转换:农村劳动力市场就业灵活性研究”报告中指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助于提高其就业灵活性。江西农业大学陈科宇提出农地流转需要因势利导, 引导农地集约化经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交通条件, 完善土地承包户与规模经营户的利益共享机制, 以规范粮农土地流转的市场化行为和提高粮农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水平。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升级, 乡村振兴战略继续统筹推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使得农村脱贫攻坚成为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江西农业大学杨晶副教授在回顾江西省产业扶贫所取得的成效的基础上, 基于农村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工程实践总结分析了龙头+产业脱贫、绿色+产业脱贫、旅游+产业脱贫、电商+产业脱贫以及金融+产业脱贫5个典型的产业扶贫模式及其作用机制, 提出防范产业风险、统筹扶贫产业发展规划、加强产业组织建设和关注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效率是促进产业扶贫工程体质增效的重心工作。基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求, 结合农村脱贫攻坚的深度贫困表现, 江西农业大学邱海兰从“健康水平何以影响贫困退出”的视角, 研究发现健康水平对农村贫困户退出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且通过增加家庭总收入促进农村贫困户退出贫困的作用仅占总效应的1/4左右, 健全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与合理引导贫困户增收将是健康扶贫的两大着力点,只有培养贫困户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才能真正实现贫困户的长久脱贫。
五、坚持绿色生态导向, 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新发展理念, 使得“绿色、生态和高效”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行为准则, 向绿色生态优势要竞争力成为发展共识。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应秉承源头治理理念, 疏堵兼顾, 切实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江西省社科院李志萌研究员认为在农业进入数量质量并重、由注重产品向更加注重品牌转型的新阶段, 江西绿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 主要表现为品牌主体较弱、运营质量不高、市场影响力不强、政策支持力度偏弱与品牌意识不足, 农产品品牌“散、小、弱”的局面亟待扭转, 借鉴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际及湖南、浙江、江苏等国内各省农产品品牌建设经验, 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强化绿色农产品品牌创新与治理, 扩大赣产绿色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 是江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刘子飞在乡村振兴战略逻辑框架下探讨了渔业在产业发展和渔村(乡、港) 自然、人文、政治环境, 以及渔民生活等五方面存在的发展空间, 提出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三渔”发展基础, 多元化、融合化和高值化的渔业产业兴旺途径,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渔村三维环境建设标准,以及增进共享、拓宽渠道以增加渔民收入的“三渔”发展策略。
污染防治与环境治理也是本次论坛与会人员关注的话题之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湖州师范大学的曹永峰教授以美丽乡村建设的发源地的湖州东部水乡平原地区开展乡村建设的探索为例, 明确了乡村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生态化转型不到位尤其是工业生态化转型滞后, 经济发展与乡村环境治理推进机制冲突、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发展短板, 提出了做好规划、打造建设平台、强化环境治理、完善乡村治理多元化及注重长效管理等策略, 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村环境破坏的关键诱因,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侯玲玲研究员认农业面源污染(化肥、农药) 严重破坏了乡村的生态环境, 有必要多方位探讨面源污染减排, 且提出景观多样性农业发展在减少农药使用和生态防治方面作用显著。江西财经大学郭巧苓认为要促进我国化肥科学合理施用, 一是需要明确当前各地区的化肥减量任务, 适当调整国家财政补贴政策, 促进环境友好型化肥的技术创新;二是加强对农户生产技术的指导和科学施肥方式的引导。塔里木大学的卢泉副教授分析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农村环境整治困境, 指出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外源性污染与农民传统生产生活习惯产生的内生性污染是导致农村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完善环境管理体制、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基本途径。凸显“善治”理念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通过资源整合和社会参与, 实现了农村环境从传统治理模式到善治模式的跨越, 可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一种新思路。
与会专家指出, 本届论坛主旨报告与入选论文的学术规范水平较高、方法科学, 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选择和策略提出, 能够将城乡共融理论与“三农”发展实际相结合, 体现了中国语境, 反映了乡村振兴议题的中国特色。鉴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尚处于开局谋划阶段, 有关乡村振兴战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进一步表征化、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城乡发展互促机制等设计的进一步合理化以及关联策略进一步协同化等领域研究亟待强化, 以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 增进民众福祉。
————
相关阅读：
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