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FPRI) 研究摘要精选：2018年第一期 【转】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FPRI) 研究摘要精选：2018年1月--3月
为方便和增进中国读者对IFPRI研究成果的了解，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有选择性地介绍一些您可能感兴趣的出版物，并将摘要翻译成中文。在本期刊物中，我们选择了十份IFPRI研究人员在近期的出版物供您参阅。
一切尽在星象中：中国生肖与亲代投资对后代认知性和非认知性技能发展的影响 [讨论文章]
Tan, Chih Ming;Wang, Xiao; and Zhang, Xiaobo
早期亲代投资对儿童认知性和非认知结果的重要性是一个具有深远政策意义的问题。然而，由于亲代投资很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对其进行经验估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本文利用一个丰富而新颖的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并提出一个基于中国生肖特定文化的工具变量，以解决这个经验研究方面的挑战。通过观察分别在吉祥或者不吉祥的生肖年出生儿童的结果，我们发现亲代投资对后代认知性和非认知性技能的发展都具有显著影响。
量化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足的成本和收益：检验各种替代方法之间的差异 [主题简报]
Fan, Shenggen;Headey, Derek D.; Laborde Debucquet, David; Mason-D’Croz, Daniel; Rue,Christopher; Sulser,Timothy B.; andWiebe, Keith D.
早期亲代投资对儿童认知性和非认知结果的重要性是一个具有深远政策意义的问题。然而，由于亲代投资很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对其进行经验估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本文利用一个丰富而新颖的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并提出一个基于中国生肖特定文化的工具变量，以解决这个经验研究方面的挑战。通过观察分别在吉祥或者不吉祥的生肖年出生儿童的结果，我们发现亲代投资对后代认知性和非认知性技能的发展都具有显著影响。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偏远性、城市化和儿童营养问题[讨论文章]
Headey, DerekD.; Stifel, David; You, Liangzhi; and Guo, Zhe
减少营养不良需要从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部门中改善对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包括农业、教育和健康。然而，虽然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营养不足是一个跨多部门的全球性负担，但是目前只有很少的研究分析了不同方面的因素（例如城市化和去市中心的行程次数）是如何影响儿童营养和膳食结果的。本文研究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个农村化程度很高的大陆——这些联系是如何被偏远性问题严重阻碍的。我们将去往两万人规模城市行程次数的空间数据与来自23个国家10900个社区的调查数据相关联，记录到了营养指数与农村生活之间存在很强的负联系，但是营养指数与城市偏远地区之间只有中等强度的联系。此外，当在模型中加入教育、财富和社会、基础设施服务指标，偏远性和农村生活的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会消失。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主要营养劣势来自于社会的和经济的贫困。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或者找到创新的成本-效益机制，将基础服务扩展到孤立的农村社区。
创新之路：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期刊文章]
China Economic Review. Article in press. First published online on December 21, 2017
Wang, Xu; Xie,Zhuan; Zhang, Xiaobo; and Huang, Yiping
虽然基础设施和创新在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讨论两者之间联系的文献却十分有限。本文探讨了中国公路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将公司层面的专利数据和城市层面的公路信息进行匹配和分析。建设公路难度的区域差异作为工具变量被用来解决公路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经验性结果显示，公路密度提高10%，会使每家公司核准专利的数量增加0.71%。公路的发展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促进知识溢出来刺激创新。
1981年到2010年中国收获面积的差异：气候和土地管理因素的作用 [期刊文章]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Article in press. First published online on February 16, 2018
Yu, Qiangyi; vanVliet, Jasper; Verburg, Peter H.; You, Liangzhi; Yang, Peng; and Wu, Wenbin
先前的分析表明，中国的耕地正日益集约化，这带来作物产量的增加。然而这些产出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评估进一步集约化的潜力。该研究使用了收获面积差异（HAG）数据，以显示根据全部现有耕地复种潜力的极限，可以获得的收获面积总数。具体而言，我们计算了中国1981年到2010年间HAG的差异，并进一步估计了气候和土地管理因素是如何影响这些这些变化的。研究发现，中国HAG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所下降，然后到21世纪前10年又有所增加，导致在整个研究的时间区间内HAG有少量的增加。最初HAG的减少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平均复种指数的增长多于气候变化因素导致的潜在复种指数的增。而此后HAG的增加是由于全国平均复种指数的减少及其潜力的增长趋于停滞。
理解农村非农业企业在非洲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以坦桑尼亚为例[期刊文章]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Article in press. First published online on February 22,2018
Diao, Xinshen;Magalhaes, Eduardo; and McMillan, Margaret S.
坦桑尼亚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比例增加了三倍。虽然拥有非农业企业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的可能性较小，但事实上这些家庭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处在贫困线以下。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在生产力方面的异质性要求农村转型要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相对而言生产力较低的企业可能是减贫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不能期望这些企业促进就业率和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忽略这些异质性则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结果。
中国农业农村政策[出版物章节]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eds. William H Meyers and ThomasJohnson. Volume I: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Rural EconomicActivity, Chapter 18, Pp. 393-413
Zhong, Funing;Chen, Kevin; and Zhu, Jing
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开启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程。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标志着农业政策从对农业征税转向了对农业支持，取消了农业税费，农产品直补，投入品补贴和最低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经历40年的农业快速发展，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再是简单的生产率提高，而是如何在环境不断恶化、并面临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竞争力下降的状况下保证生产出更高质量、更安全的农产品。面对挑战，中国需要采取一系列新措施来保证自给自足和提高农民收入。
2018全球粮食政策报告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2017年，全球在取得不同方面进展的同时，各种不确定因素亦日趋增加。尽管世界经济复苏强劲，持续的冲突、饥荒及难民危机却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增加。同时，在反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下，全球格局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人口与知识的流动均受到阻碍。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一体化加速推进了消除贫困和营养不良的进程，然而随着美国从多项重要国际协议中退出、英国退欧以及许多国家反移民言论的抬头，全球一体化进程开始出现倒退。《2018全球粮食政策报告》综述了2017年在政策方面取得的重大发展，着重强调了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同时深入探讨了反全球化引发的担忧以及如何利用全球一体化造福我们的全球食物系统。
国际农业贸易的研究议程 [期刊文章]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40(1): 155-173
Martin, Will
国际贸易很可能是未来十年农业和应用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且有趣的领域。虽然研究问题可能发生变化——重点将更少地放在大规模国际谈判方面，而更加侧重国家改革和地区协定——在理解世界农业市场、贸易政策和确保食物安全的驱动力方面，将会面临重大挑战。建立在重力模型和地理空间生产力数据基础上的新的分析技术为创新性应用创造了很多机会，并扩大了该领域研究人员可以有效回应的问题的范围。
通向繁荣的食物和农业创新路径 [期刊文章]
Agricultural Systems. Article in press. First published online on February 13, 2018
Tomich, ThomasP.; Lidder, Preetmoninder; Coley, Mariah; Gollin, Douglas; Meinzen-Dick, RuthSuseela; Webb, Patrick; and Carberry, Peter
以发展为目的的农业研究（AR4D）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要求考虑到背景的变化、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复杂的影响。在减贫的大背景下，一些基础的变化会影响到特定条件下成功的可能性。考虑到这些背景因素的特征，有必要将重点从田地和农场扩展到整个食物系统。食物系统的视角揭示了很多合理的路径，从传统的AR4D育种投入到食物政策研究。贫困的影响与AR4D干预出现在截然不同的范围内，这为监测、评价和影响评估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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