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教授(2017):向科斯学方法论【转】
向科斯学方法论
——华南农业大学 罗必良教授
尊敬的柯校长,各位领导,各位同行:
这是信凯给我布置的作业,我偷工减料的讲讲方法论,方法论不好讲,我要讲的是我所推崇的科斯方法论。中国的经济研究,特别是农经研究已经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分析工具的广泛使用。据说,我国的农经界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许多场合都注意到不少同行常常以此津津乐道,不少学者也甚至认为,没有数据模型,没有图象模型,没有计量分析这类的文章,简直不能被视为经济学论文。不过长期以来对经济学形式化思想还有争议的,我个人有一些体会,真正对经济类研究没有有意的引导或有意的成分。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在我熟悉的制度经济学领域,有两位大师值得一提,因为他们似乎不太喜欢复杂烦琐的数理与计量模型,一位已经去世的,一位还活着,一位是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但抱怨这个奖给的太晚,一位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但至今还依然耿耿于怀,前者是鼎鼎大名的科斯教授,后者是张五常教授。大家知道,经济学是研究成本、收益与效率的,在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都有一个“一般原则”,类似于经济学效率原则,“最小描述长度”,就是能够缩短就缩短,是刚才说的能够少一句就少一句。我认为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因此学术研究方面,我不反对使用计量工具,但是我主张最低使用原则,因为各位应该注意到今天顶级的经济学杂志,包括JDE、AER都在用最简单的工具讨论最深的最前沿的经济学问题。不管使用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比如数字模型、计量模型或者仿真模型,都必须是基于科学问题的凝练与思考,因此科学研究的核心依然是研究方式与思维方式的问题,这是我理解的方法论。在我看来,众多的农经研究所研究的所谓“科学问题”,都是自定义的、强加的或者是外生的。比如,国内的论文尽管有文献综述,但是却是罗列的,所以要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人家文件来的,是排列的,因为没有用,所以我就做,一开始提出假设也是强加的。
我本人比较偏好科斯的研究方法,我关注他的方法差不多20多年,大家知道,即使在科斯名扬四海之后,还是很少有人谈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我们看到,无论行家里手们同不同意,但事实是,科斯定理已经被广泛讨论过了,而且还在继续,交易费用概念有人阐述有人运用,有人批评但是被广泛运用,甚至过于广泛地运用了。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也是科斯提出了社会成本对产权、商业纠纷、对环保以及一切所有所谓的外部效果的合约问题的研究,这个影响也是深远的,尤其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第三个板块已经成为经济学非常前沿的领域,大家知道在农经领域开始关注,包括农民借钱合约,包括土地流转的合约,包括生的孩子以后对父母不孝顺的问题都在这个领域。
所以我的问题是,科斯为什么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甚至改变了当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他怎么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问题为什么少有人问过?我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科斯的论文大部分是直白散文式的论述,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的研究经济学的工具手段与计量式手段。时代的潮流好象就是宁肯崇拜,高深与复杂,最终误入歧途。科斯提出的企业的性质在40年以后才被学界重视。在我们制度领域也关注科斯的方法论,但今天关于科斯方法论的阐述一样没有看到,这是我提出向科斯学习方法论的原因。
科斯学方法论是什么?其实科斯1937年的论文恰恰是从研究经济学方法开始的。他在开卷就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他批评许多经济学家在建设一种经济理论。我们知道罗宾逊夫人曾说过,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两个问题:它们易于处理吗?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科斯引用了这段话,好像是表达对罗宾逊夫人论点的认同,但实际情形是,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见是与之相左的。因为罗宾逊夫人的论点是,经济学的前提假设首先必须是易于处理的,但是,科斯反对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其易于处理而牺牲前提的真实性。
如何获得一个既是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自己的工作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在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之前,经济学已经积累了关于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的大量知识和分析技巧。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们无从理解真实市场里一些复杂的组织和和约,甚至对此视而不见。科斯首先修正了“市场交易的零成本”假设,代之以一个“交易费用为正”的真实前提,然后将组织同交易成本分析连接起来。到了这一步,真实世界里的企业和其他复杂的合约形式,就变得在经济学上“易于处理”了,因为我们经济学有很好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编辑分析方法,能够研究经济学互联的问题,比如组织、合约,为什么是这个组织不是那个组织,为什么是这样的合约,是显性合约而不是一个隐性和约,所以今天不完全的和理论大部分是现实条件下进行的讨论。
同样的方法照样出现在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经济理论基本上是因袭庇古传统,即在处理外部性过程中,引入政府干预力量,对外部性生产者课税,惩罚或给予津贴(给予行贿),外部性受影响者则被补偿。但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有两个重要的前提:第一是农夫和养牛者在比邻土地上经营,第二在土地之间没有栅栏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外部性质。这样,走失的牛损坏邻居的谷物,养牛成本外部化,养牛者将多生产、农夫将少生产,市场均衡受到破坏。这类情况市场存在三类产品,第一类是牛,第二类产品是麦,第三类产品是外部的损害,这是重要的概念,对造成损害的养牛者征收庇古税,从而纠正市场失灵,这就是庇古传统。但这样会破坏了马歇尔均衡范式,为了避免这一点,产权应当界定给谁,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取决于谁能创造更多的净剩余。如果使社会总产出最大,那么哪个方法好就用哪个方法,所以科斯把法与经济学等结合起来,在真实中找到科学的问题。所以科斯方法论告诉我们4点:第一是在真实世界里找问题,找到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第二是重点研究调查现实的约束条件,为什么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问题的约束在哪里,边界在哪里;第三是找参照系,找理论基准点,找到有效的、规范的理论处理方式;第四是从特殊现象延伸到一般理论,再探讨理论和修正及其升华。这4点结合起来就是刚才说的三个概念:现实是什么、理论是什么还有一个是逻辑是什么,所以经常说很多没有逻辑,因为那不是逻辑而是罗列。
所以最后我还是要强调案例研究,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必须在方法和方法论上有所进步和突破,其中,重视和发展案例研究是一个重要途径。另外一方面,提升研究者方法论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案例研究在干中学。我认为,案例研究最能够考验写作者的真实水平,因为它能够让人人看懂和感受,所以案例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既能够让人反省,又能够催人奋进。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我希望年轻老师,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所以我们有了案例研究的基础再来做计量研究,我们可以为此一起努力,谢谢各位!
——END
编者注:
本推文是罗必良教授在2017年6月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
本推文转自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网站,格式有所调整:
http://ycaea.hzau.edu.cn/index.php?a=shows&catid=20&id=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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