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被夸大的学术概念及其局限

原载于《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作者 叶敬忠教授

“三农”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总称，而“三农问题”则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总称。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专有名词。“三农问题”作为政策话语、社会话语和学术话语主导和影响着中国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政策设计、大众讨论和社会研究长达20余年，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引起了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极大重视。然而，与作为大众化和通俗化的社会讨论话语或政策设计中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总称相比，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三农问题”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确，理论体系并不清晰，国际对话并不通畅。

追溯“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一话语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并非难事，仅“三农”和“三农问题”的起源回顾或研究综述的学术论文就已成百上千篇。如温铁军1996年发表于《战略与管理》的文章“第二步农村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矛盾”或《经济研究参考》的文章“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常常被看作是“三农”或“三农问题”概念得以使用的关键节点。此后，“三农”和“三农问题”概念便作为一种新的特定“流行语”在政府文件、社会讨论和学术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然而，根据中国知网的资料，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总称为“三农”这一概念并正式见诸报刊，至少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年的《新闻通讯》在一篇以“‘三农’报道的辩证思考”为题的短文中，将“农村、农业、农民”简称为“三农”。1993年，朱竞存和陈书生分别撰文论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农”和“三农一体”思想，这里的“三农”指的便是农民、农业和农村，而“三农一体”便是指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辩证统一。自1994年，创刊于1986年的《农村·农业·农民》也被称为“三农”杂志。

同样，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为“三农问题”这一概念并正式见诸报刊，至少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一年，时任广东省农业委员会主任的冯灼锋在《广东经济》上撰文，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称为“三农问题”，并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三农问题”。1995—1996年，很多政府官员使用了“三农问题”这一概念，如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张德江、山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张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陈锡根、中共宁明县委副书记田力营等，一些学者也在学术研究中使用了“三农问题”概念。

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为“三农问题”这一专有名词，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的发展背景下，对于引起政府和社会对大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视，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这是因为，“三农”和“三农问题”这种提法在大众传播意义上十分有利于官员和普通大众理解和记住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议题。然而，这一概念的不断传播和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媒体文章和政策文件，但却未必是学术研究的概念需求。

“三农问题”无非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合称，因此，在学术研究中要探究“三农问题”的内涵，就需弄清楚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到底指什么。然而，无论农业、农村抑或农民，均泛指一个部门、领域或群体，而它们的问题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的概念本身并不能呈现出任何具体而确定的实质内容。例如，“农业问题”仅仅表示农业作为一个部门或行业面临或存在的问题，但“农业问题”的内涵从其概念本身无从得知，它是指生产问题还是流通问题，产量问题还是质量问题，经营方式问题还是科学技术问题，土地制度问题还是社会服务问题，等等。同样，“农村问题”是指发展问题还是稳定问题，治理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基础设施问题还是村庄环境问题，基础教育问题还是建设人才问题，等等。对于“农民问题”，它是指收入问题还是组织问题，流动问题还是留守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还是社会排斥问题，物质财富问题还是精神幸福问题，等等。既然如此，对于泛泛的“三农问题”概念，不仅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其内涵可能迥然相异，而且即便在同一时空条件下，一千个人眼里也会有一千个各不相同的“三农问题”。因此，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三农问题”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虽然具有广泛的共识，但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内涵却不存在建立共识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三农问题”到底指什么，这在中国学术界显示了彻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温铁军等早期将“三农问题”界定为“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李昌平在2000年将“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进入21世纪后，则将其概括为粮食安全、城乡平等、农民赋权。根据陆学艺的分析，“三农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指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农民分化与市场意识等，90年代则主要指稳定粮食生产与调控粮食市场、农村现代化、减轻农民负担与减少农民等。柯炳生将“三农问题”归结为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质量、农村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政治权利三个方面的问题。陈锡文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分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粮），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人）”。“三农问题”的其他界定还包括：“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农业经济问题、农村政治与社会问题、农民权益问题，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农村社会发展的持续推进，“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农村社会进步的不可持续性与农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交织形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失衡问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民提高素质和减轻负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但又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这些内涵界定不同之外，学者还对“三农问题”的本质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如“三农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农民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占中国总人口比例过大的问题，因此也是“农转非”问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日益贫困和不断被边缘化问题，是如何有效保障农民权利的问题，是农民发展问题，即提升农民主体性和现代性的问题，等等。

继“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很多学者又提出了“新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早期倡导者温铁军指出，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三农问题”的内涵需要重新界定，并提出“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的“新三农问题”。李培林认为，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过程中，“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构成了“新三农问题”。应星认为传统的“三农问题”概念较为偏狭，并指出，“土地、治理、民情”构成了“新三农问题”的核心、实质和基础。此外，“新三农问题”还被界定为农民工、老人农业、空心村的问题，农业劣质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多元贫困化或丰裕型贫困化，最严重的是“谁去当农民，谁去种田，谁去建设新农村”的问题，等等。

可见，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新三农问题”，学术界从来没有关于其统一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因此，每位学者在研究中都会首先界定出自己认为的特定的“三农问题”。正因如此，不同学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成因分析与解决建议，因“三农问题”本身的指称对象不同而常常呈现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

在“三农问题”的成因方面，可谓众说纷纭，主要包括：（1）人地关系原因，即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人口对农业资源、环境的压力；（2）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原因，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以及中国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在20世纪的延续和扭曲运行，人为地将国家发展战略分为城、乡两个发展模块；（3）制度歧视与工业偏向原因，即国家制度对农业、农民、农村的制度歧视，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在被动的、次要的位置，并用剥夺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的方式来实现工业优先发展战略；（4）结构矛盾原因，即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以及市场制度的需求同计划制度的安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5）权利缺失原因，即社会公正失衡与社会排斥以及农民的权利问题，因为农民小而散，没有自己的产业组织和代表，无法为自己发声；（6）文化原因，即现代化和城市偏向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主导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因此不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等等。有学者将这些各执一词的“三农问题”成因总结为二元结构说、公共产品供给说、基本国情说、分工抑制说、政府管制说、认识偏差说、就业不足说、收入分配说、缺少利益代表说，或制度原因说（户籍、土地、农业税、社会保障等）、体制原因说（金融、粮食流通、农村管理等）、结构原因说（城乡二元、产业、国民收入分配等）、人口原因说（数量、质量等）、权利原因说（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参政权等）、矛盾原因说（人地矛盾、城乡失衡、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等），等等。

同样，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谓思路迥异，主要包括：（1）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途径，即以现代化为取向，在市场化、民主化和城市化的总体框架下，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加快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民市民化、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逐步提升乡村“现代性”；（2）减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权重或消灭小农经济路径，即大幅度减少农业人口总量，减少传统农村数量，降低农业的相对比重，消灭小农经济；（3）自由市场途径，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尤其要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城乡统一的大市场，使农民能够自由进城、自由进入企业，资本能够自由下乡，土地能够自由流动；（4）改革途径，即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改革户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乡镇政权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5）赋权途径，即保障农民权益，提升农民能力，使农民有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并在公共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等方面使农民享受平等权利；（6）拆解“三农”途径，即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把农业从农民经营中释放出来，把农村从承载农业和农民中释放出来；（7）小农途径，即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推动农民的合作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等等。有学者将“三农问题”的解决视角归结为自由市场派、主流政策派和小农经济派；城市派、农村派、文化派、非市场派；农民利益保护论、城乡统筹发展论、结构调整论、就业优先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市场化带动论、城市化推进论。此外，有些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国农业的绩效总体很好，其问题并不严重，或者说农业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剩下的主要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

恰当的概念是社会研究、理论形成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基础。很多研究都建立在学术概念的本质范式基础之上，即要求对概念的内在属性做出确切的定义。只有以学术概念内涵界定的共识（或言明分歧）为前提，不同的研究之间才能进行比较、交流和对话。根据中国知网的粗略统计，截至目前，以“三农”为篇名的文献已达44275篇，以“三农问题”为篇名的文献已达6390篇。但是，几乎每篇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献都要界定和分析“三农问题”的内涵和本质，即到底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的什么具体问题，而这些“三农问题”又各不相同。因此，虽然这些学术文献都以“三农问题”为篇名、主题或内容，但此文献中的“三农问题”往往非彼文献中的“三农问题”。虽然这些研究都可称为“三农问题”研究，所有参与者都称为“三农问题”研究者，但不同的“三农问题”研究之间以及不同的学术成果之间，因本质性的具体研究主题或研究问题并不相同，因此无法进行交流和对话。其实，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或每一项研究都必须对其所指的“三农问题”进行一番特殊界定这一现象本身，以及进入21世纪后不断提出的各种“新三农问题”，都恰恰表明了学术研究对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三农问题”的不满意或不满足。同样，冠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几乎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在界定出“三农问题”的特定涵义后，一般都会遵循“三农问题成因”和“三农问题解决方案”这样的八股式套路。这些归因可以看成是对所指“三农问题”的理论解释，而解决方案可以看成是关于未来发展和变迁的理论路径。正是因为几乎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中的“三农问题”具体所指各不相同，它们的成因分析、解决建议以及理论分析框架和未来变迁路径，不但相差甚远，而且难以真正建立起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基础。概而言之，中国的“三农问题”概念过于泛化，没有集中的确定性领域和主题，研究者一般各自界定其研究问题（即具体的“三农问题”所指），各自强调自己的学派，各自给出成因分析，各自提出解决建议，相互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交流和对话，无法形成真正的理论突破，这是研究者心照不宣的现实。

可以说，虽然“三农问题”这一话语在社会传播意义上已经建立起高度的话语共识，但是在学术研究意义上并没有取得作为学术概念的共识。作为一个学术话语，“三农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也不可能具有确定性的含义。若对目前称为“三农问题”研究的文献进行详尽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无所不包，几乎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任何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称为“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当“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可以泛指一切，或者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可以随意地做出任何定义时，虽然表面看似灵活，实则没有任何限度，此时它已不指代任何实质内容，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其实，作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的“三农问题”，就如当下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简称为“一懂两爱”一样，不过是中文大众传播中惯用的便于记忆和理解的一种话语方式，对于社会讨论和政策讨论非常实用，但若作为学术概念，则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也难以因为这样的话语形式而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与深化。

在“三农问题”概念被中国学术界广泛使用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强调了“三农”和“三农问题”作为新概念或新话语的重要学术意义。贾俊民、葛文光指出，“三农”和“三农问题”的概念和提法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术界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在此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他们指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但“三农”和“三农问题”的概念和提法是中国特有。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殇，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却是中国现代化之喜。

在一些学者看来，“三农问题”概念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将原本割裂、分离、孤立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发展成强调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有机融合的整体性概念。它是研究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和新框架，不同于以往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它把自古以来一直客观存在但分列的三个方面融会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是一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温铁军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有照搬西方的“农业问题”讨论的趋向，其实，不仅中国，包括日本、韩国等在内的整个东亚，甚至整个第三世界，并没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中国历来就没有类似于西方的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而面对的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三农问题”，单纯讨论农业经济问题必然只是片面之谈，应该将以往单向度的农业经济问题，转变成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陆学艺指出，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三农问题”联系起来，而是单纯地研究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最多就是把农村与农民或农村与农业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曾一度特别重视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问题，以保障有效供给。但是，后来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和挑战使得部分学者和政府人员意识到，农村工作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还要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尤其是要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是否是割裂的三个方面？不尽然。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农村是主要区域，农民是主体成员。这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正如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所指出的，在农业社会，无论是在欧洲腹地还是在殖民地区，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其主要生产活动是种地，我们现在所说的“农业”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集合，即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及其活动的总和。过往的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农民，通过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互助和互惠而呈现出各种共同体的特征，这样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它们若有问题，则必然相互交织，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今天“三农问题”意义上的问题。既然如此，割裂何以可能。并且，越是那样的社会，农民越需要关心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即与外在宏观环境紧密相联。

其实，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分离，也只有在资本主义进程或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后才有可能，也恰在此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地位日益降低和边缘化，从而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发展和稳定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三农问题”意义上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才开始出现。但是，它们从来都是相互影响且错综复杂的。有人将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想象成一条线性的阳光大道，即先从农业农村取得原始积累，然后发展工业，此时大批农民进厂进城并转变为市民，之后工业便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数量已经很少的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市民的水平，而后，国家也反哺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在此过程中，只有单个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而没有“三农问题”，因此，“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这的确是有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但其过程都充满各种曲折与矛盾，尤其是对此过程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从农业农村获取原始积累必然产生农民的生计和生活问题，农民进城进厂必然产生农业生产和农村虚空及治理等问题，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必然产生不同农业方式之间、事农者之间以及食物体系之间的矛盾和紧张等问题，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这一过程中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是相互缠绕和相互勾连的。社会研究非常重视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性考察，对这样相互缠绕和勾连的社会现实，不可能孤立看待或研究，否则，那也只能是个别研究本身的不足，而不是整体社会研究使然。例如，对农业的研究当然不可能脱离农业的主体——农民，同时，对农民的考察也不可能脱离农民与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虽然在每一项特定研究中，其焦点可能集中在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的某个具体方面——这也是单项学术研究的要求，但对于问题的分析以及整体的社会研究来说，研究者不可能在主观上割裂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整体性，因为社会研究永远脱离不了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的互锁与结合，也永远脱离不了宏观的结构和制度背景。因此，从社会研究本身的特点和要求来看，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不可能割裂研究，也不可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例如，很多发展研究学者都将农业转型、农民分化和农村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很多农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都将农业与社会、农民、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开展研究。即使是常常被批评犯教条主义错误的考茨基，也已在1899年出版的《农政问题》（国内通译为《土地问题》）中要求把农业、农村、农民和农地方面的各种问题作为局部现象来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研究。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且与宏观的结构和制度环境密切关联，这是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逻辑，不会因为“三农问题”概念的有无而发生改变。

有研究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开始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研究。早在20 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一些农学家、农村经济研究者就已经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并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强调只有当“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取代“农村凋敝、农业衰落、农民穷苦”时，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才有可能。

对于中国的国家政策设计和研究而言，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至少在1949年之后一直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讨论和设计。毛泽东特别强调整体观或整体性思维，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毛泽东认为，一切事物，无一不是普遍联系的客观存在，社会生活中到处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东西构成的矛盾统一整体，没有一个事物是离开这种关系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综合性联系和作用下的存在，是一个充满联系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事物的关系和联系，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联结、转化、渗透和贯通，同时也十分清楚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排斥，甚至否定。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位一体或三农一体，即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毛泽东总是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根据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它们融为一体，制定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强调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他们充分认识到，削弱农业必然损害农民利益，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必然影响农业的生产和农村的稳定，因此都把解决好这“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邓小平十分强调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内在同一性和整体性。他的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概言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国家政策文件一直都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并列起来综合考虑。若仔细研读1982—1986年的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和2004—2018年的连续15个中央一号文件便可发现，所有这些一号文件都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并强调三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地位，而且还都涉及农村土地问题。1993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列提出，同时还指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上述回顾说明，在中国历史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或者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设计，都将三者以关系的视角既区别又统一地进行分析。那种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提出“三农问题”话语之前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被割裂或孤立看待的判断显然缺乏根据，那种认为“三农问题”话语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以内在联系性和宏观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结论，显然有夸大一个传播话语的学术重要性之嫌疑。

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或存在过，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在进入近代以后，它们同样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三农问题”是普遍且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困局，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短期而激进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先例。同时，应用中国的理论和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进行研究也很有意义。

在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一致认为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其宏观背景，也是其深刻的根源，因此“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进程。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应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框架下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命运，应该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把中国放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实和变迁，应该在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讨论农民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贯穿在“三农问题”中的一条主线便是中国为了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而追赶工业化的进程，而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正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对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大多都经历了上述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在此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情况应该存在相互借鉴和参考的基础。

无论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世界普遍性，还是这些问题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都意味着中国学术意义上的“三农问题”概念或话语应该有充分的国际对话和国际交流的空间和需求。然而，“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重要理论创造的“三农问题”话语提出20余年后的今天，这似乎仍然是一个事实。究其原因，除了前述“三农问题”从学术概念的角度来看本身就缺乏实质意义，从而在国内学术界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对话之外，“三农”或“三农问题”的翻译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学术研究传统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是重要的因素。

一个学术概念，若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则需要经历本土化的过程，才能在中国学术研究中更多地应用和推广；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则需要经历国际化的过程，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内更好地交流和对话。“三农问题”概念的国际化过程一直遭遇翻译的困境，尤其是“三农”这一概念的翻译存在困难。目前，对“三农”的英文翻译千奇百怪，但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也是最多的一种）是意译，即直接将“三农”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英文，即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第二种是音译，即直接以“三农”的拼音“sannong”代替，然后再以脚注形式说明sannong的意思就是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的总称。显然，第一种翻译方式本身就没有“三农”概念的出现，第二种翻译方式虽然出现sannong，但主要靠脚注的解释才能令国外读者理解。除了在“三农”的两种翻译基础上再加上“问题”的各种翻译从而成为“三农问题”的英文外，“三农问题”还有另外一些意译方式，如three agriculturerelated issues，threedimensionalrural issues，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three agriculturalquestions，等等。显然，作为一个中文学术概念的“三农问题”在英文中只是一种含义的表达，而没有成为学术概念。可见，“三农”或“三农问题”本身在当前的英文文献中并没有成为学术概念，翻译后所传递的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或“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具体表述或意义。因此，在中国已经广泛使用的学术话语“三农问题”在国际上却面临“墙内开花墙外不香”的窘境。但是，造成这种窘境的真正原因其实并非英文语言本身的局限，而是“三农问题”话语本身缺乏实质意义所致。若过分强调“三农问题”因独具中国特色而无法恰当翻译甚或不屑于国际交流和对话，这只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学术任性。

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有着长期的传统，尤其是马列主义的很多经典作家有很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画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带有鲜明的联系性和整体性的视角，不仅研究每一个独立方面，还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还将农地问题纳入研究和分析的框架，构成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四维一体。这就是国际学术传统中颇具影响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概念所包含的内容。那种认为西方意识形态以及西方学术研究中只有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或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联系起来，只是单纯或单项地研究每一个方面的看法，显然是对国际“农政问题”研究传统的误读。

“农政问题”概念由考茨基1899年以书名的形式正式提出。但是，由于中国学术界缺乏对这一概念之内涵的深刻和准确地把握，使得这一有着确切定义和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固定学术概念，有时被说成是“土地问题”，有时被说成是“农业问题”或“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因而被误以为只是指单纯、孤立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土地问题或农民问题等。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中译版以及国内120年来对这些文献的讨论和研究中所使用的“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对应的是一个统一的固定概念——“农政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农政问题”是最接近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意涵的国际常用学术概念，“农政问题”的研究可以或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那种认为其他各国都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判断，虽然从字面上看也许是事实，但从实质内容来看，显然是缺乏对“农政问题”研究的国际文献的了解。相对于“农政问题”这一确定的学术概念，作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合称或简称的“三农问题”，其实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直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予以分析和解读，只是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会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如有时强调农业多一些，有时强调土地多一些，有时强调农民多一些，但都在整体论和关系论的框架之列。

对“农政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除了马克思主义视角之外，民粹主义是另一重要视角，此外还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正是由于未能充分了解和把握“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因而“三农问题”的概念未能在国际学术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应用；正是由于未能对接“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未能与国际学术界产生良好的互动和交流。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国学术界关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研究，加强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对话和国际交流，尤其是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故事和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成果推介给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亟需借鉴或采用国际学术传统中的“农政问题”概念，并从“三农问题”话语转向“农政问题”话语。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这一话语转向绝非否定中国对“三农问题”已经开展多年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相反，对“三农”和“三农问题”的社会关注仍然非常重要，而且中国“农政问题”的研究也必将立基于多年来关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略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样悲情色彩和乡愁情怀的“三农问题”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不利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且造成了与国际学术传统的割裂局面。其实，我本人多年来的研究常被批判为情怀主导和价值先行，我也尤其强调具有公共性的学术研究应该站在农民一边。但是，本文主要是以纯学术发展为出发点，认为虽然“三农问题”作为社会传播话语应该继续发挥其作用，但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应该充分认识到转向“农政问题”这一国际学术话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此外，关于这一话语转向的建议绝非否定社会科学本土概念的重要性，更不是为了一味将西方概念生搬硬套在中国的现实之上。其实，中国的国家发展本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农政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和核心概念，因此，从“三农问题”到“农政问题”的话语转向，既是为了挽回“农政问题”被忽视百余年的遗憾，也是为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发展的指导作用，同时还可以将中国国家发展过程中有关“农政问题”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分享到其他国家。

〔责任编辑: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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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