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振兴系列15篇：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转】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推出了一系列的乡村振兴方面的文章，作者多为社会学背景，其官方公众号等也刊出了，汇总如下（跳转至期刊官方公众号阅读）：
叶敬忠、张明皓、豆书龙，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和“施工队长”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吴理财：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摘要]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和“乡村发展”的认识紧密相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与“农业”、“乡村发展”与“农业发展”相提并论。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田毅鹏：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摘要] 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东亚各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先后推出了系统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是循着国别路径展开的，多注重研究中日韩等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出及实施，而没有从比较社会政策的视角展开总体性比较研究。故结合东亚主要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变迁进程中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实践，展开总体性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涵，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提炼，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赵旭东：乡村何以振兴？
[摘要] 乡村生活保障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与互惠，而工业化所造下的分离，则使得这种和解和互惠失灵，乡村振兴因此需要有一种循环社会体系的重建。乡村共同体保障了最为基本的生计供应以及正常生存所需的相互性依赖。文化和社会相互契合的发展模式在这中间出现了一种裂缝或分叉，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循环关系的路径被人为切断。文化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面对现代世界，乡村文化的转型将是一种必然。由此我们真正要注意到乡村自身存在的内敛与外显，它既是封闭的，同时也是开放的。乡村振兴最终要打造的乃是一个热爱家乡之人可以回得去的乡村。王春光、单丽卿：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
[摘要] 农村产业扶贫政策作为国家在贫困地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核心是在农业生产层面对小农逻辑进行全面改造，即从“为生存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生产”转型。但是，旨在“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的产业扶贫政策，并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乃至遭遇失败，产生了“小农境地”。本研究对一个贫困村的产业扶贫实践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揭示了为何政策实践会陷入“动员—失败—再动员”的困境，讨论了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围绕“国家、农民和市场”关系，通过对产业扶贫政策的反思，发现国家在“改造农民”和“驾驭市场”方面面临的双重困境，原因在于政策定位和聚焦不合理。由此本文提出了产业扶贫政策应该进行“服务转向”，即要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性服务提供、农民技术培训等方面为主，将政策焦点转向生产软硬环境的建构、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服务转向”也意味着将农民的需要和利益诉求放在核心位置，这包含着农民赋权的维度，因为只有构建了自下而上的政策参与渠道，才能够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使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决策和作出政策反馈，而不是只能以“弱武器”的形式进行抵抗。陆益龙：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摘要] 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和推进路径进行理论辨析，旨在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要通过农业变革，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则是乡村主体性的维续和乡村的新发展。在乡村振兴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即以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农户为主体、由农民因地制宜自主选择的多样性道路。熊万胜：郊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乡村振兴议题
[摘要] 郊区社会是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且规模广大，研究郊区社会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对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提出了“城乡关系—人口流向”的分析框架，借以提炼郊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并以上海郊区的乡村地区为例，说明典型郊区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同时对大城市郊区社会的乡村振兴议题展开初步的思考。本文认为，郊区社会是一个城乡关系紧密的人口流入型社会，它的发展路径和其他类型乡村社会有所不同，郊区乡村的乡村振兴更适合走一条配套式发展的道路。吴重庆、张慧鹏：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不是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从属和依附于城市，乡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的去主体性还表现在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社会丧失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城乡关系。王晓毅：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摘要]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朱启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
[摘要] 产业兴旺不是单一农业的发展，而是乡村的整体进步。本文从产业与农民关系、产业与乡村关系的视角审视产业兴旺的内在构成、内容和特点。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话语体系的产业特征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产业兴旺既要满足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更要满足农民自身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产业兴旺只有限定在乡村范围内且以农民为主体才具有实际意义，产业兴旺只有建立在乡村整体价值基础上并与乡村价值体系相结合才具有可能性。任何排斥农民的农业、排斥乡村的产业，都与产业兴旺相悖。宣朝庆、郝光耀：文明乡风如何形塑——以农村建房中邻里纠纷为中心的思考
[摘要] 邻里和睦，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本文对农村建房过程中的邻里纠纷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民俗信仰对乡村治理的挑战，发现“高人一头”民俗信仰所代表的符号象征和社会期望是造成建房中邻里纠纷的文化根源，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则为“高人一头”纠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要解决这一纠纷必须将民俗信仰、观念与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相协调，并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了“五位一体”建设的总要求，其中“乡风文明”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结合山东省最近实施的“乡村文明行动”，以“乡风文明”建设为重点，分析当前村庄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分析乡风文明与乡村道德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新型社区建设之间的关系，探讨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村庄建设和文明水平提升的路径选择，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贺雪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服务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农村基础。在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不同的，尤其是2035年之前和2035-2050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差异极大的。2035-2050年的目标是全面乡村振兴，2035年前则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打基础的阶段。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就没有全面振兴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分阶段实施。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地方实践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普遍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阶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倾向。樊平：以科学范式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在方向明确、层级目标策略确定、政策体系成型之后，迫切需要社会科学给以学理性解释和储备性策略研究。乡村社会学一个重点任务就是，以学科范式成体系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工具理性的构效关系范式与价值理性的宗旨-技术范式对于理解和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孙庆忠：田野工作与促进生命变革的乡村研究
[摘要] 田野工作是认识乡村和重新发现乡村的重要方法。回首23年的乡村问询之旅，特别是近五年的乡村实践让我领悟到，扎根田野的工作策略不仅可以阐释文化特质，揭示社会问题，其深层的意义在于促进生命变革。这种认识观念的转变和行动路径的选择，在拓展乡村研究深度的同时，也彰显了田野工作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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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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