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同意”:非洲如何接纳中国农村的发展经验?——某中坦援助项目的发展人类学观察【转】

摘    要：中国农村发展经验能否为非洲学习, 是学界关心的热点, 但对于“怎样学习”还缺乏微观的分析。因此本文以坦桑尼亚实施的某村级减贫项目为例, 围绕项目的本土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 以探究“非洲的村落是如何接纳中国农村发展经验”的问题。研究发现, 尽管在项目中推广的中国经验与非洲村落的农业技术及管理方法相异, 但这种异质性被非洲本土的管理团队通过身份策略、监督策略构建起来的同意机制所弥合, 并随同项目的增产成功, 同意进一步内化, 项目的实施从“村干部监督”进一步转变为村民之间的“相互提醒”。中非之间围绕以“精耕细作”及“村干部带头”为核心的中国发展经验的项目互动, 最终形成了一种中非“发展的共谋”。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 受到解构主义对现代化反思的思潮影响, 西方发展研究中兴起的后发展研究理论流派对这种知识体系进行了反思, 产生了以研究“发展如何失败的”后发展研究理论流派, 这类研究旨趣集中在对西方发展援助体系生产的知识的反思与批判上, 其主要研究进路是“通过考察发展话语来揭示第三世界中第一世界的知识的权力化”[1]75, 这一流派认为发展机器依靠发现与制造“异常”来提供发展干预的合法性, []通过发达、欠发展、发展的话语形成的“知识真理”来规训第三世界国家, 通过发展官僚体系的理性来抽取发展事实, 忽略了那些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 从而导致了发展项目的失败。[3]无疑, 后发展理论应用话语—权力分析视角, 对发展机器的解构与批判是深刻的。但是这样的分析也存在着对发展权力关系简单化处理的倾向, 即将发展干预的两方—援助者与受援者分置于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中。从而呈现出一种发展对象任由权力宰制, 无力反抗的发展虚无化叙事倾向。而在这种叙事中, 作为新兴援助国的任何援助主体, 只不过是另一个西方, 从而继续在“殖民与被殖民”的闭合权力环中行走, 可以说近期兴起的对于新兴援助国发展实践的批判与怀疑, [4,5,6,7]无疑不隐含了西方反思自身时刻所产生的对发展权力的担忧。

与此相对, 中国的发展援助有着一套完全不同西方援助实践理念。西方的援助核心是现代化理论的普世性“想象”, 以及基于想象所生产出的针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知识, 而很少讲他们正在实践的政策或做法直接介绍到第三世界国家。[8]而我国的发展援助实践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已有的“从贫到富”的真实发展经验, 将中国经验向广大的南方国家进行平行经验的转移, 因此我国许多学者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持乐观态度。[9,10,11,12]其中针对农村的发展经验, 李小云等指出, 中国在20世纪通过农业发展带动减贫的经验可以为现阶段的非洲所学习。[9]安春英认为中国通过发展农业促减贫, 改善经济结构低度化等发展经验, 对非洲国家具有或多或少的适应性。[10]但与这种乐观态度相对, 学界目前缺少对于微观层面经验如何转移, 非洲如何接纳的本土化过程的研究。因此, 本文以一个个案切入, 以“同意”概念为分析框架, 对非洲如何接纳中国的农村发展经验进行分析与呈现, 以厘清中国经验的平行转移是否真的在非洲落地生根的问题, 为未来的探讨提供经验的支持。

二、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作为马克思学派的研究者, 布洛维在吸收葛兰西关于国家权力的论述中提出的同意的概念, []将其应用分析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 形成生产过程中由“超额游戏”“内部国家”等形成的资本建立工人对剥削的“同意”机制的洞见。[14]193笔者认为同意 (consent) 这个概念实际上描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互动过程, 探讨的问题是底层对于上层意识形态是否经由互动, 经由哪种互动形成主动认同的过程。以这种视角来对援助项目过程中本土与外来的权力互动进行研究, 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后发展研究中对权力的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 同时也可避免强调个人主义的能动性 (A-gency) 的非结构主义的发展研究中的个人主义导致的发展叙事过度泛化复杂的问题。[]因此, 笔者以“同意”为本文的分析框架, 以项目中的日常管理互动为分析视角, 对以转移中国农村发展经验的坦桑某扶贫项目, 进行同意是否建立, 怎样建立的制造过程进行深描, 以期回答上文中提出的中国经验如何转移到非洲, 对非洲是否恰适的问题进行回答。

正如布洛维、斯科特等人在承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研究中所展示的, 一个细致的展示日常的微观观察, 对于展现复杂的同意制造过程是恰适的。同时使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援助项目进行研究, 对于弥补中文世界中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宏观叙事从而忽略地方微观层面的发展叙事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因此, 笔者针对坦桑尼亚某村级减贫项目的个案, 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 对坦桑尼亚的P村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田野调查, 调查中对于数据的收集具体采用参与式观察法与半结构访谈法。调查期间笔者挑选了未参与项目的村民Mu、项目村落管理人Ho、参与项目村民Sa等农户家中居住, 以对村民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参与式观察。访谈中主要针对参与项目的普通村民, 项目的村落管理人以及未参与项目村民围绕项目过程、项目感受、项目评价及村落本土农业知识等方面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中, 笔者使用语言为英语, 还雇用了当地村民Mk先生协助翻译为当地的斯瓦西里语从而开展具体的村民访谈工作, 田野作业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7-10月、2016年5-6月。

三、平行转移:中国经验在P村

P村位于坦桑尼亚M省K县R乡, 距离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约300公里, 距离省城120公里, 距K县城30公里。目前, P村作为行政村, 辖区内共有4个分村 (Sub-village) 。P村的内部设立有村民自治组织, 村民通过定期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以村主席、村委会、自然村村长为核心的“村干部”;同时, 地方政府还设立里村级行政长官、农业技术推广员以协助并管理相关的村务, 这些人员属于政府委派, 是独立于村自治组织的地方政府组织的一部分。

2011年至今, 在中国某扶贫机构的支持下, P村开展了农村扶贫综合发展项目, 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援建基础设施:减贫学习中心、公共饮水管道、村级道路的建设, 这些设施与2012年年中顺利完场。除此之外, 项目还围绕玉米的种植展开了中国技术示范与推广, 在完成了基本设施建设后, 玉米种植示范自2012年到2016年为止已经连续开展了4年, 并成为项目的主要内容。每年的玉米种植示范的开展方式为自村内每年选取一定量的村民作为示范户参与项目技术培训, 示范户自主选择自有的1英亩土地作为项目示范田来按照项目培训技术要求进行玉米种植。P村项目围绕玉米种植示范, 推广展开的技术以及管理具有明显的中国经验的特点而与P村已存的农业生产与管理方式存在着不同。

首先, 在技术上推广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密集生产技术与P村存在不同。项目使用了中国小农式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技术, 项目的官方话语中将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表述成为中国减贫成功经验, 如项目报告中提到:

“本项目的设计思路实际上是去探讨如何通过学习中国发展农业的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经验, 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生产率, 由此来改善营养和增加收入, 从而打破这种土地规模小、产量低、食物不足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2012年P村项目实施报告》, 中方专家Z提供)

项目所要推广的中国小农式“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 产生的背景同我国自身的农业耕地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密不可分。人地关系的紧张, 直接促成了在单位面积过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 小农所面临的生计压力, 直接导致了劳动力高度集约化的“内卷”。[17]304学者韩毓海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的基本现实乃是‘人多地少’, 这就迫使着小农们不得不在如此小块土地上, 费尽心力、殚精竭虑, 从而在漫长的历史中, 不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管理、经营经验。”[18]但对于P村而言, “无地可种”从来都不是问题。据世界银行统计, 2013年T国的人居可耕地面积为0.27公顷, 而同期中国的人均可耕面积仅为0.08公顷,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为中国的3.375倍。在项目开展地的P村, 截至2012年, 耕地面积达到了2351公顷, 家户数量仅为564户, 共2011人, 人均耕地面积达到1.17公顷, P村农户通常耕种着大面积的约2-4英亩的土地, 笔者访谈过程中也并没有村民提及自己面临着“无地可种”的局促。因此, P村同中国经验背后的人地关系的根本不同, 是项目所推行的“精耕细作”的中国经验同P村的生产状况的异质性的本因。

其次, 在管理上强调P村的村干部对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权与P村村落农业生产的管理方式不同。项目宣称在管理中引入了中国式的“干部带头”的管理方法, P村的村领导以及村级政府官员按项目要求自动成为示范户, 并且承担着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活动。对于村干部带头的管理方式的确立, 项目中方专家在实施报告中这样描述道:在这项经验的引入过程中, 项目的中方专家在项目实施进展报告中描述到:

“2013年的种植示范共有31人参加…参加项目的示范户是由该村的村管理委员会 (Village Committee) 内部研究决定的…开始并没有村民小组长, 后来项目与村秘书和村主席讨论, 双方同意把村民小组长加入进来, 这样小组长也有积极性来组织和协调参与农户来按项目要求进行示范活动。这是咱们项目学习中国的经验, 即干部带头参加项目…我补充到, 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何监督农民遵守项目的示范技术方案 (即品种、密度、施用化肥和加强除草) , U说“这是一个两国政府合作项目”, 可以由技术员培训村干部、村民小组组长, 然后由他们再去监督示范户的村民, 保证她们严格遵守项目示范方案。” (《P村2013年1-4月项目实施进展报告》, 项目中方专家Z提供)

而对于P村即使追溯到该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改造-乌贾马 (Ujamaa) 运动时期, 该村村级政权实际上对村民的农业生产也没有做出过多的干预。学者戈兰·海登 (G·ran Hydén) 指出乌贾马运动在实施过程中不但对农村的阶级改造是失败的, 而且在生产方式方面的改造也是失败的。[19]205在中国农村合作社时期发生的大规模集体劳作、村集体管理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在坦桑尼亚的P村出现。在项目展开之前的P村, 村民的农业生产原本是家庭“私事”, 访谈中的示范户这样表示:“在项目之前, 只有我和丈夫通过家庭的讨论来商定农事时间等细节, 并没有邻居或领导或者其他人来指导种田。”而项目开展前的P村, 也刚刚派驻了农业技术推广员,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没有建立完善, 访谈中P村的农户也反应“一年见不到几次农技推广员”。可以说, P村人对于有人指导管理他们种田的形式并不熟悉。

总之, 项目不但在种植技术上追求改变, 而且对种农业生产的管理方式上也存在着转变。P村现实与项目推行的中国农村发展经验———“精耕细作、村干部带头”———存在着强烈的差异性, 项目如何对差异性进行管理就成为决定项目成败与否的关键性问题, 因此下文中笔者主要围绕项目的本土管理过程, 对这一问题进行呈现分析。

四、“同意”的生产:村落精英的本土管理策略

如上节所示, 中国对坦桑尼亚某农业援助项目其目标在于转移中国农村的发展经验, 而这些经验实际上同P村的现实存在着巨大异质。但在实际的项目运行中, P村本地的村落精英通过一套本土管理策略成功地弥合了这种异质性, 成功地让示范户建立了对项目干预的同意。

1. 身份策略的建构

村落精英首先围绕项目的示范户身份建构形成了一套身份策略, 有效地降低了项目干预监督的阻力, 这套身份策略是通过项目示范户的选举标准以及过程的构建而确立的。在程序上, 示范户的产生是由分村开会以确定推选示范户, 并经汇总后报村委会批准同意, 由村民遵从民主选举的程序推选出来的, 资质上, 项目以管理小组讨论的形式确定了示范户的具体选取标准。对此, 项目示范的技术主管—当地农技推广员在访谈中提到:

“[示范户]首先必须有好地, 其次必须努力工作, 再次示范户必须参加会议, 比如我们的培训, 比如从中国来的领导要开会, 他们都要参加。最后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示范户必须能够偿还贷款。这是最最重要的一条, 因为不是每项事都是免费给的。会议结束后, 分村的小组领导, 会向村民传达会议内容。而后村小组就会开一个开放大会, 村里根据这些条件进行一些推选。” (B, P村农业技术推广员, 访谈笔记, 2014年9月26日)

访谈中, 村民对于怎样成示范户的描述中, 普遍谈到了示范户的公开选举过程以及选举条件。这其中“勤劳”“土地”“能参加培训”是广泛提到的三个条件。在不同的示范户的表述中, 村民还使用“有一块地, 无论是租的还是自己的”, “离村子不太远”等来具体解释这一标准的含义。“能参加培训”则丰富成为“能够参加会议, 并且遵从项目建议”、“能执行项目所推荐的培训技术”这样的表述。虽然每个人对标准的内容表述略有不同, 但是考察以上几项标准, 土地与能够参加培训与项目会议并不能构成示范户选取中差异化的选取条件。P村农户不面临着中国式的人多地少的局促, 大部分农户都有地可种, 访谈中并没有村民提及自己面临着没有地种的局促;同时, 所有具有参与项目意愿的村民都可以做出“能够参与项目培训以及会议”这样的承诺。因此“勤劳”就成为这三条标准中重要的能够构成差异化的标准, 并通过公开选举示范户的过程, 勤劳构建了一种项目的形象, 示范户的勤劳形象也得到了社区的形式化认可。

实质上, 勤劳的形象的内涵是一种示范户身份内涵的建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更为重要的是厘清被参与项目的村民普遍认可的“勤劳”的身份内涵。但访谈中, 对此重要的标准, 并没有示范户对此作出过多的解释。但访谈中项目的监督人—P村的村主席A女士—提起了什么是“懒”的含义。“懒”这个词首先出现在村主席A对项目活动奖品的更换的原因的解释当中。

P村项目在2013年取得了增产的成功, 并设计于2013年7月份举办名为“玉米增产竞赛”的活动, 给予产量最佳的示范户一辆摩托车的奖励, 但最终, 在仪式上摩托车的头奖奖励被更换成为了自行车。对此村主席A在访谈中解释道:“主要原因是产量比较接近, 无法定出谁是第一….其次并没有一个农户完全做到了项目推荐的每一个示范措施, 比如有的没有间苗, 有的没有除草3次, 有的不培土, 没有一个农户完全遵守了项目的新措施。”对于为什么不的原因, 村主席A进一步解释道:“因为他们太懒了, 忽略了这些事。” (A, P村村主席, 访谈笔记, 2014年8月8日)

同时, 一次访谈中P村的某分村村长在笔者问及是否有人反对他的项目监督时, 他这样说道:

“干农活的时候, 有些村民会有说法, 说这是我自己的田, 根据法律没有权利来管我, 而我会讲这是项目示范, 作为项目有必要遵从项目指导。如果不服可能会进一步将农户情况上报, 村里开听证会对村民进行些惩罚。但是目前没有这种情况, 因为在选择示范户的时候就会选择那些工作勤劳, 听话的农户。” (H, T分村村长, 访谈笔记, 2014年8月6日)

由此可见, 在村干部的具体话语策略中, P村村干部首先利用“勤劳”构建出了示范户的身份, 其次通过“懒”这一话语还建构出了身份边界, 不仅将示范户的身份内涵构建成为“勤劳”, 而且还赋予了勤劳以“严格遵守技术”“顺从监督”的含义。由此通过“勤劳”这一话语构建的示范户的身份, 其内涵嵌入了对于异质性干预可能产生的断裂—即技术的遵守与监督的服从的内在弥合。通过这样的身份策略, 村干部实质性减轻了监督的难度。但与此同时, 项目对于监督的服从, 实际上正是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可能产生的权力关系的紧张, 那么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消除紧张, 让村民真正地认可监督成为村干部面临的主要挑战。

2. 监督策略建构

通过“勤劳”的话语构建起的身份策略, 在减轻监督难度的同时, 也暗含了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 如何解决成为村干部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访谈中, 笔者发现, 村干部进而将“勤劳”扩展成为对自身的要求, 通过自我勤劳对监督进行阐释, 柔化了权力的紧张关系, 将监督转变为了一种互构“勤劳”身份的建立过程。

首先, 对项目监督过程的描述中, 村干部们通常使用“经常”“常常”“每天”这样的频率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勤劳”。比如村主席A针对项目管理这样说道:“2012年的时候我每天都会都示范田地进行检查。”C分村村长M对自己的监督工作做出如此描述:“经常去田里监督, 去看人们在田里所从事的工作是否符合项目的要求。是否减少了间距以减轻工作量, 是否除草, 是否施肥。我是主要的监督人, 当教授或者农技员在田里的时候, 我也是要在场的。”除此之外, T分村村长H还认为勤劳的工作使得自己能连续的获得示范户的资格:“在接到领导的指令后, 我会常常去地里检查工作, 检查田间的工作, 这是我连续三年都能留在项目内的一个原因。”在这样的监督过程的自我描述中, 村干部树立起了勤劳的, 甚至是“更加勤劳”的项目形象。

“更加勤劳”监督, 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权力压制的含义。在村干部的眼中, 自己的“勤劳”监督是构成了对示范户“勤劳”工作的认可的前提。一名村干部在回答笔者提出“农户对村干部去田里检查的监督方式的看法是什么?”的问题时说道:

“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不高兴。不高兴的人很少。在田里勤劳工作的人一般都很高兴, 因为他们的勤劳工作得到认可。” (M, C分村村长, 访谈笔记, 2014年10月8日)

在这名村干部的回答中, 村干部与示范户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力关系, 发生了一种温和的转变, 监督成为一种认可“勤劳”的方式。而这一过程中, 村民的勤劳工作也让村干部获得了一种尊重感, 或者说村民的“勤劳”也构成了对村干部干预监督的“勤劳”的认可。勤劳构建起了一种相互印证的体系, 从而柔化了所谓的干预权力的压制过程。另一位分村村长在访谈中对笔者说:“我常常去田里访问农户, 查看农户是否都顺从了示范步骤。我采用的是更加贴近农户的监督方式, 农户也很尊重我, 所以做的很好。”这种尊重感同样也反应在示范户对于村干部“勤劳”的尊重上。示范户T在访谈中提及“领导们常常来监督自己的农活的事情”时这样说:“我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这样使得自己和领导们走的更近了。”

3. 同意的内化:从“干部监督”到“自我监督”

主动认同监督并不是同意机制制造过程的全部, 布洛维在超额游戏的分析中已经呈现出多干活成为工人们的主动选择, 他们甚至不用监督, 而形成推动自己“努力工作”的工作精神。[13]这点也正是福柯在权力的真理政体与自我规训的探讨中呈现的精妙。[]同意的确立的本质, 在于同意的内化, 也就是从他者监督向自我监督的过程的转变。

2013年、2014年项目相继在玉米生产上取得了“增产”的成功, 其中2013年项目示范户的单英亩玉米产量达到了2012年当地农户产量的3倍。2014年的产量从普遍的每英亩14-15包的产量增长到20多包, 而一些示范农户还凭借增产的收入盖起了新房。同时增长的还有参与的示范户人数, 2013年示范户人数17名, 而2014年就增长了一倍达到了41名。同时, T分村村长H还提到, 在2014年通过分村大会初选想要参与示范的人数就是最终示范户人数的2倍。项目技术在取得增产成功的同时, 项目推行的技术在社区内部的互动推广开来。

项目的技术扩散, 首先是通过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探讨达成的。在访谈中, 一名2014年的示范户对于自己为什么参加项目的原因时提到自己的女儿曾经参加过示范, 且取得了很好的“产量翻倍”的情况, 所以才想要参加项目。另一示范户T则表示自己会在平时将新技术讲解给其他人:

“我会将技术在田里或者家里讲给结婚的儿女以及上学儿女。同时也会讲述给愿意了解的邻居。因为Z老师[中方专家]在培训的时候也说可以将技术尽量地传播给愿意学习的人。” (T, 示范户, 访谈笔记, 2014年8月11日)

除此之外, 项目的示范户在田间的生产中广泛使用了雇工的模式, 这样的用工模式也让被雇佣的工人直接获知了新技术的细节。一名村民在访谈中表示:

“在教堂, 牧师H曾告诉过我们关于新技术的事。H说示范项目的新技术可以让很小的土地收获很多…回家后我也同母亲一起讨论过这些事, 但这些新技术最早是帮示范户种田的时候, 示范户告诉我的…今年的收成还好, 所以我们打算明年使用一下新技术。” (E, P村村民, 非示范户, 访谈笔记, 2014年9月8日)

其次项目成为P村的公共探讨的话题, 项目不但在党会、宗教场合得到过探讨, 并且部分示范户还自己组织起来, 成立了旨在“提醒使用新技术”的自组织。

2013年示范户还自己组织起来, 成立了名为“玉米增产竞赛” (Ugali Champion) ①的村民自组织。作为该组织主席的示范户T是这样介绍该组织的:

“我是2013年成立的玉米增产竞赛小组的主席, 这个小组成立的原因是为了有一个注册的银行账号, 以便未来申请更多的政府或者其他援助的资助, 并且成员一起相互监督提高新的技术方法的适用。而且每个人都缴纳了一定的费用, 用以在银行开户用。这个社团目前还没有在政府注册, 这个点子最早是W提出的。小组的主要的活动是开会, 开会的内容一般是提醒大伙目前应该做些什么农活。” (T, 示范户, 访谈笔记, 2014年8月11日)

通过这些探讨, 新技术代表的示范项目成为一个“大伙都知道的”项目, 访谈中分村M的村长对比了本项目以及之前曾在P村同样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其他项目:

“同其他农业项目, 比如某农校的项目相比, 最大不同就是示范大伙都知道, 培训也是全村都知道的, 而农校的项目总是悄悄的来, 范围很小, 很多人都不知道。而且现在项目还有了推广员的帮助, 这些都是原来没有的。” (R, M分村村长, 访谈笔记, 2014年9月2日)

项目在党会、宗教礼拜、村民自组织的讨论过程中, 成为一种社区公共讨论话题。在这种讨论中, “提醒”“相互监督”成为讨论的主要目的。项目干预中建构起来的项目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已经深化成了一种村民的自我监督, 干预中的“监督”内涵成了一种常态, 甚至是部分村民的自我选择, 干预在这种公共话题的讨论中得到了深化与加强。

总之, 项目干预中发生的监督与被监督, 在新技术产生了效果的前提下, 技术干预的权力得到了认可, 并且干预权力在村民之间与村民自组织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 依靠身份策略与话语策略形成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对立权力关系, 实现了底层认同的同意干预转向自我监督的的权力认同。相互提醒使用新技术成了村民的一种自我选择, 项目的干预在进一步扩散与加强。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中国经验推动的P村援助项目, 在“人地关系”及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两个层面上同村庄状况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干预与被干预的权力紧张感因为这种差异而增强。但是,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P村的本土项目管理者围绕示范户身份以及监督者身份的建构, 成功柔化了干预与被干预的权力关系带来的紧张, 建立起了示范户对干预的同意。同时随着项目推行技术增产的成功, 干预的同意进一步加深并内化, 使用中国技术推动自身发展成了村民的自我选择。

后发展研究叙事中, 通常存在将干预权力关系简单化处理, 将外来者与内部人对立起来, 并在呈现中进一步加强外来者如何利用发展知识, 加强了发展知识中已有的“殖民与被殖民”“发展与被发展”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实际上, 笔者认为这种解构, 暗含着对权力的隐忧, 而这种隐忧实际上遮蔽了底层的建构改变能力, 天然地将发展项目中的接受方放置在了无权、无力的地位, 忽略了发展干预过程中复杂的互动协商过程。以本文个案为例, 同意的建立以及内化不仅是建立在村落精英对项目的管理策略中的, 而且还建立在村民对中国经验的主动认同中、中非遭遇的过程中, 通过项目实际上形成了一场“发展共谋”, 而共谋的建立是中国农村经验的平行转移。

“发展共谋”建立的本质有赖于平等主体之间互动的张力, 其基础是去真理化的“权力”。在中非发展共谋中, 去真理化的权力是以经验的面貌出现的, 而非“知识”的真理。经验意味着这种方式过去获得过成功, 而是否能够继续成功需要反复试验、实地的检验, 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而知识尤其是发展机器再生产的知识, 占据着真理的位置, 消弭掉的是互动过程中的共谋张力。进一步而言, 本文中中国经验的成功转移, 不仅仅与中国有关, 而且还与非洲本土化管理策略密切相关, 中国发展经验的平行转移, 并不是一方提出、另一方接受的过程, 而是双方在互动中相互学习的过程。这也提醒了我们在中国经验的平行转移的叙事中, 特别要注意不可以“经验”的“普世性”自恃, 一旦“经验”的转移抛弃了试验沟通的互动过程, 成了普世性的知识真理, 那么即使有“同意”, 这种“同意”也是斯科特分析呈现的虚假意识与实用性服从[], 从而遮蔽了非洲本土抓取项目、改造项目、管理项目的能动性, 陷入同西方一样的“生产真理”的窠臼中。

——END

编者后注：

• 本文转自：雷雯,王伊欢,李小云.制造“同意”:非洲如何接纳中国农村的发展经验?——某中坦援助项目的发展人类学观察[J].广西民族研究,2017(03):91-98.
  

• 注释、参考文献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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