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和技术的嵌入与遭遇:中国援助实践叙事【转】

摘    要：基于对中国在非洲援建的一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的微观层面的民族志田野调查, 本研究将中国援助实践视作中国农业知识和技术嵌入援助实践, 在异文化的地方进行再生产和地方化的过程。本文从对“发展”的技术性建构、对“技术”的认知性建构和对“高产”的权力性建构三个方面展开叙事, 进而指出中国援助与西方传统援助的差异主要源自发展知识建构路径的不同:西方是理论性建构, 中国是经验性建构。本文也表明中国国内发展经验是通过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建构路径嵌入到援助项目中的, 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受援国的能动主体也根据各自政治、经济等利益诉求在实践互动中共同形塑着中国发展经验的再生产和地方化过程。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已经处于世界性社会, 并且以异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实践, 为研究者提供着新鲜的素材。有中国学者呼吁中国社会科学从“到民间去”向“到海外去”转变, 主张“走进世界”之后“凝视世界”。 (1) 然而, 还有另外一条研究路径, 即将“海外”作为一面镜子, 通过研究自己“到海外去”的实践过程来“审视自己”, 从中国走出国门进入海外的实践过程中“反射式”地认识自身。这一路径强调, 只有在异文化、异结构的他者世界中对比性地重新审视中国, 才能得以更全面地、更客观地了解自身。中国与世界的联结有很多层面, 包括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交流、移民往来、技术转移、对外援助等。其中, 对外援助集聚了经济与政治、国家与个人、技术与文化多个层面, 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同样重要的是, 当前中国对外援助所处的国际援助大环境为中国对外援助研究提供了比照、反思、转型和创新的意义和空间。在由受援国转为援助提供者的新兴援助国家的兴起, 国际援助理念从“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转变, 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结束与2015后发展议程的制定这样的环境中, 中国对外援助以有别于西方传统援助的理念、模式和特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成为国际援助研究领域的焦点。

在中国对外援助中, 有两个热点持续受到媒体和学界的关注, 就是“非洲”和“农业”。中国农业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的显著成就, 吸引着非洲国家纷纷想要效仿。中国农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模式、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农业科技推广和技术扩散体系等方面, 确实也值得非洲国家借鉴。[1]因此,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虽然在援助金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但却是内容丰富的, 同时饱受关注和讨论。随着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发展实践者对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已有大量学者尝试通过学术研究揭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面纱, 以期探寻其本质。 (2) 既有文献关于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本质的讨论主要有三种面向:经验分享、商业行为和土地攫取。持“经验分享”观点的研究者尝试通过总结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来帮助非洲提高发展速度和减少贫困 (3) 。例如马丁·拉瓦雷 (Martin Ravallion) 便指出中国农业发展经验中对非洲有用的两点即对小农户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市场激励和公共支持, 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领导和有力公共管理。虽然“经验分享”的话语被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学者接受并支持, 但是有证据显示, 在实践中, 私有部门与农业援助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此引发了对援助的商业动机的疑问。[2]基于商业行为立场, 相关定量数据也显示, 商业活动、贸易、投资是中非经济关系的核心。[3]在农业领域, “友谊农场”既是外交活动, 也是对外投资的一部分。[4]安娜·索菲亚·甘后 (Ana Sofia Ganho) 基于实证研究发现, 基于“友谊农场”的中国企业即将在几年内进入南非当地市场。[5]但是, 援助项目中这种由企业管理的特殊公私合营模式, 被视作一种在非洲复制中国农业推广模式并实现“生存”的方式, 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6]一些媒体近年来刊出许多关于土地攫取的报道, 使得这一论题的讨论愈发激烈。土地攫取被曲解为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 这是西方围绕中国对非农业合作最主要的批评。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土地交易是中国解决由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生产需求的一种办法[7], 但是也有学者点明中国并不是将非洲作为中国主粮的海外种植基地。[8]

众多研究虽然持有不同的观点, 但总体上呈现了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复杂性图景, 而这一图景需要在中国历史文化和国内发展经验的背景下来理解, 并在将中国对非农业援助视为多元主体间动态互动的过程中去探讨。与此同时, 全球化赋予了文化研究新的方向与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多元文化构成了一个相互冲撞、交流和互动的全球多维网络图景。在文化的遭遇中, 并非有哪一种文化是完全被动的, 相反, 各文化在空间上是流动的, 在时间上既是被继承的, 更是被创造的。[9]对外援助活动从文化意义来看, 是援助国文化通过项目形式的载体进入异文化社会, 从而与地方社会文化遭遇、互动的过程。借鉴实践理论 (practice theory) , 超越结构和能动性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 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对外援助项目, 既关注社会文化结构对实践行为的影响, 也关注不同文化互动中个体实践行为对社会文化的再造过程。基于一个中国在非援建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的微观层面的民族志田野调查, 本研究将中国援助实践视作中国农业知识和技术嵌入式援助实践, 以期探讨其在异文化的地方进行再生产和地方化的过程。

一、对“发展”的技术性建构

该示范中心项目的核心内容是“农业技术”。长久以来, 对于非洲长期面临的农业发展缓慢和农产品产量低下等问题, 传统援助国十分关注, 并多尝试从资金、技术、市场、贸易、政策、公共投入、投资等多方面给出解决方案 (4) , 而中国的援助项目所提倡的更侧重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解决方案。“技术”贯穿项目始终, 从设计文本直至实践行动。项目技术合作运营方案中对于预期目标有这样的表述:“技术合作期间, 引入高产优质的品种、先进实用型农业生产技术, 通过试验研究和展示, 提升受援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更加直接的是, 不同于西方援助项目中专家的多样性, 该中国援助项目派遣的专家全都是农业技术专家。项目的试验、示范和培训基本围绕着农业技术展开, 集中在水稻、玉米和蔬菜的新品种以及配套高产栽培技术。项目对“发展”进行了双重维度的技术性建构, 即对受援国地方农业发展问题的技术性建构, 以及对中国国内农业发展经验的技术性建构。

以技术为核心的农业发展模式的源头之一是中国国内发展经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国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5年, 邓小平就以马克思“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 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并在1988年正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论断。此后, 在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逐步发展和完善科技政策, 科学技术领域经历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发展作为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部分, 其发展着重体现在农业技术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单产的增加, 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邓小平指出中国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 二靠科技”。中国政府在战略层面持续强调科技对农业的重要性, 制定“科教兴农”战略、《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等。根据农业部2009年的相关数据, 从实际成果来看, 1949年以来 (特别是1978年以来) , 中国农业的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到2008年, 中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已达5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中, 国家实际上是将发展视为一种非政治性、技术性的发展, 这种发展的基本表征是技术-现代化。[10]中国农业发展同样是一个技术-现代化的过程。同时, 不仅仅是农业发展的技术性路线, 援助项目中采用的技术类型也同样可以追根溯源到中国国内的发展经验。我国农业生产“地少人多”, 过去30多年的发展以生物型农业技术进步为主。中国的对非农业技术援助项目, 将中国以生物型技术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引入非洲, 主要体现在利用生物性改良种子, 配合土地节约型田间管理, 来实现高单产的目标。

沿袭着中国农业发展模式, 中国农业专家在对非农业援助实践中, 对非洲农业问题进行了中国式的技术性诠释:“技术落后———单产低下———产量低下———农业发展落后。”于是“农业发展靠技术”, 成为中国农业专家认识非洲农业以及援助工作实践中的基本思路。项目的中国水稻专家在调查了周边农户水稻种植情况后, 认为单产低下是受援国水稻产量低下的症结, 技术落后是单产低下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水稻L专家给出了他对当地水稻种植技术的看法:“当地人的种植技术确实也是比较落后的, 我也调查过。……他施肥方法这些很不对, 他施肥的时间段啊都不好。他们就是不用底肥。所以办培训班啊, 就比较注重技术方面的。”

被技术化了的中国国内农业发展经验通过符号化机制和中国农业技术专家载体进行着跨国性的中国农业技术的再生产。在进入不同于中国国内环境的受援国地方后, 这些机制也出现不适, 最典型的是中国在人多地少背景下形成的精耕细作农业的技术模式直接遇到受援国土地资源丰富的现实情况, 其技术向当地农户的扩散受到阻碍。于是, 中国政府主导的农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遇到受援国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劣势, 技术优势难以发挥。在地方环境和制度的选择下, 这些模式只能以妥协和调整后的形式继续在受援国地方发挥作用。对“发展”的技术性建构导致农业发展经验中制度化要素的缺失, 使得项目实践和项目有效性的实现面临巨大挑战。制度经验分享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解决差异性问题带来的困难的难度。

二、对“技术”的认知性建构

作为项目三大主要功能性活动之一, 技术培训在实践中已不再是字面意义上的单纯的技术转移活动, 而成为了在政治动机和文化背景之下的一场由中国农业技术专家策划并演出的针对受援国当地农户的认知建构行动。在政治和文化场景中, 技术转移目标被迫退居次位, 技术培训细节处处呈现出明显的政治用意与文化意涵。

中国专家组组长深谙农业援助项目的政治外交考量。在他看来, 援助项目的技术培训是一个让受援国民众“认同”中国的过程, 因而培训有三个目标:“觉得中国人是真心实意地在帮他们”、“让他们觉得中国确实很先进”、“中国以后在受援国和非洲的话语权就要大一些”。这三个目标对应的政治外交考量即是:两国的友好外交关系、中国的先进性, 以及中国在受援地区的国际话语权。他还道出了达成以上三个目标的实施途径:“我们做出来给他们看”和“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技术要通过‘语言和文字’传输给他们”。这两个途径在培训实践中的实现形式分别是:试验田展示参观和课堂培训, 这也正是培训实践中最主要的内容。作为政治目标的具体行为实践, 其必然受到实践主体文化和知识的影响。中国专家的文化和知识来源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深植了中国的农业文化与对外关系文化。于是, 技术培训俨然已成为了一个充满政治与文化的呈现过程, 其实质是中国专家作为实践主体, 从政治考量出发, 依据自身的农业文化与对外关系文化, 主动对受援国当地农民进行认知建构的过程。

(一) 空间叙事中的认知建构

在对受援国当地农民进行中国援助和中国农业技术的认知建构中, 项目园区的空间叙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特殊的空间, 在受援国乡村中建起的中国式的农业园区, 援助与文化被刻意强化和凸显, 这样一个实在的实体为中国援助和中国农业文化的认知建构提供了空间的载体。

1. 精心设计的“园区”

园区从整体上看很是显眼, 尤其是和一墙之隔的受援国本国农业研究所对比之下, 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园区看上去既亮丽又现代。园区整体建筑是靓丽的黄色, 高高的门楼、宽敞的院子、精致的花园、崭新的建筑和设施, 给人非常现代的感觉。隔壁千里马研究所所长曾表示:“你们中国的项目园区很漂亮、很现代”。

对于周边的村民, 虽然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进入过项目园区, 但对他们而言中国农业援助项目是先进和现代的象征。这种感受来源于这片区域在时间上的前后对比。在建设中国农业援助项目之前, 这片区域归隔壁千里马研究所使用, 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和引水, 该区域一直荒废着, 和村庄中其他荒废的土地一样没有生机。而中国援助项目彻底改变了这里, 中国人来了以后, 这里建起了漂亮的建筑, 开垦了农田, 种上了农作物, 从中国运来了各种物资, 通了电, 打了地下水。旁边的小学停水时都会到项目园区来借水。仅仅是从围墙外看到项目园区的外观, 从在项目工作的村民那里听到对项目园区里面的描绘, 当地村民都对这个项目表示赞叹, 都想能够进去参观学习。通过与隔壁研究所比照, 以及与这片土地在建园区前后的对比, 当地村民对中国项目产生了先进与现代的认知。

随着项目工作的逐步开展, 周边村民逐渐有机会进入到项目园区参加培训和参观。项目园区内部景观与陈设进一步加强了当地村民对这个中国农业技术援助项目的认知, 成为对村民认知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园区的生活区和办公区有着精致的花园, 进门处整齐排列着来自中国的农业机械, 大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等一应俱全, 办公楼一层的实验室内陈设着先进的组培试验仪器, 会议室内大气的桌椅和先进的多媒体设备, 这一切对于当地村民来说都是先进与现代的象征。办公区和生活区的建筑呈对称分布, 一侧是中国专家的宿舍, 一侧是培训学员的宿舍, 这种设计从空间上凸显了对培训学员的重视与平等关系。办公区内能看到印有胡......名字的锦旗、受援国总统来访时的照片、培训班的照片、中国水稻专家带着当地人站在丰收的水稻田前的照片、当地人在菜园手拿硕大的蔬菜的照片, 还有一幅受援国总统送给项目的一幅由当地著名画家所作画作, 这些被着重凸显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来到项目园区的当地官员、当地农民以及其他来访者:项目是受两国领导人高度关注的、平等友好的、旨在用中国先进农业技术帮助当地农民提高农业水平的中国农业援助项目。试验展示区每年各个时节都种有水稻和玉米试验田, 要么是绿油油的秧苗, 要么是金黄色的丰收田, 还有全年忙碌的蔬菜园, 这些试验田直观地建构起来访者对中国农业技术的先进、高产的认知。

2. 仪式性活动

有国家领导人参与的仪式性活动赋予了这个空间深刻的象征寓意与权威性。在2011年4月2日的项目移交仪式上, 受援国总统亲自出席, 且当天参加仪式的中方嘉宾、受援国嘉宾、当地农户代表和周边村民近千人。据中国专家组组长的描述, “现场彩旗飘扬、帐篷林立、贺幅遍布, 一派节日气氛”。这种热闹、愉快的气氛奠定了中国援助项目的友好基础。仪式开始时乐队演奏两国国歌, 象征着项目的国家性。在最重要的仪式环节, 受援国总统在千人的注目下解开金色牌匾, 牌匾上写有“某年某月某日总统为该项目揭幕”的字样, 之后在办公楼前举行了剪彩仪式。受援国国家领导人的出席, 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次援助项目的移交仪式, 而其中实际蕴涵了深刻的象征性和政治性意义。总统的出席与肯定不仅象征着两国友谊, 更赋予了中国援助项目的先进性与合法性。作为举办仪式场所的项目园区, 也成为唤起当地人对这段仪式的回忆的最佳场所, 作为空间的项目园区因此成为了永恒承载援助项目合法性和重要性的载体。

(二) 技术培训中的认知建构

技术培训从字面意思来看是以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向培训对象教授技术的培训过程, 然而, 当仔细观察和分析项目技术培训活动的整个过程、培训形式、培训内容、环节设置、时间分配、培训话语等细节时, 呈现在眼前的已不是一场单纯的技术性培训活动, 而是以技术培训为内核而扩展成一次认知建构的过程, 是中国农业专家帮助培训对象建构起对中国援助和中国农业技术认知的过程。

1.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中, 中方代表, 不论是中国大使, 还是中国农业专家, 都对中国的援助有所阐述, 向听众传达中国援助的政治内涵。发言中通常带有明显符号象征意义的名词和有类似象征意义的动词。大使的发言中用到了“传统友谊”、“老朋友”, 这些词在语义上的本意是来描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是中非关系形象化的象征性符号。大使使用这些词汇用来描述两国关系时则是以情感化的效果表达两国的友好外交关系, 从而获得当地村民的认同。中国技术专家的讲话中则反复提到“交流”、“交换”、“相互学习”、“互相借鉴”词语, 这些用于人与人之间最通俗的动词被作为中国对外援助基本原则的言语呈现, 其象征的政治寓意是中国对外援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至此, 技术培训中的发言, 以符号化、象征化言语的形式对培训对象进行了中国援助政治意涵的认知建构。

培训中, 围绕技术的讲述也是通过一系列的言语、数字、图像而完成对中国农业技术高产的认知建构。首先, 中国专家非常直接地表达对于“高产”的追求。水稻L专家在培训课堂上讲:“我们办这次培训班, 主要介绍的是中国的种子技术, 希望通过这次学习, 农民朋友们能够学到实用的技术, 达到高产高收的目的———这是第一个目标。”中国专家组组长则介绍了项目水稻试验所获得的中国水稻品种产量与当地水稻品种产量的差距, 他的幻灯片上显示的是一系列悬殊的产量数字以及高低明显不同的产量柱形图, 同时还配有丰收时稻穗形态差异的图片。数字、图形加上图片, 利用抽象、形象和图像三种呈现手法, 中国专家组组长将中国水稻技术更高产的印象灌输给当地农户, 引起他们对中国农业技术的兴趣和信赖, 建构起他们对中国农业技术的高产认知。

2. 试验田参观

相较于课堂讲授, 试验田参观是更加直观的、具体物化的培训方式。对于如何安排试验田展示, 中国专家组组长的想法是:“让他们去地里去看, 对比试验把先进的技术和一般的技术进行对比, 通过对比让农民发现先进的技术比传统的技术能够提高产量, 作物的田间表现很好。就是要让他亲自感受到, 就是种田啊也要讲科学, 也要有好的技术, 好的方法。”因此, 试验田的位置设置在最初就已经有了服务于对比展示功能的考量。试验田主要展示的是中国农业技术的高产优质特性, 这种先进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良种和高产栽培技术。因此在试验田设置上就会突出两种对比:一是中国品种与当地品种的对比, 二是中国高产栽培技术与当地常规栽培技术的对比。以2012年水稻试验田为例, 安排了品比试验和高产栽培试验。来访农户自身也是水稻种植者, 除了单产数字, 稻田实景和稻穗实物的对比差异都对他们有着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尤其以品种比较试验最为显著, “株高”更高、“有效穗”更多、“穗平着粒 (粒/穗) ”更多、“平均穗长”更长、“着粒密度”更大的中国水稻品种在稻穗外观上就能显现出高产的特性。作为高产数字化形态的补充, 中国专家对试验田进行中国品种与当地品种、中国高产栽培技术与当地常规直播技术的对比性位置安排, 意在创造一个视觉上的对比实景, 从直观感受上强化当地农户对于中国农业技术高产优质特性的认知, 将中国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化为视觉记忆印刻在参观者的脑海中。

三、对“高产”的权力性建构

(一) 作为权力来源的“高产”

在人均耕地面积低下和粮食需求巨大的经济社会条件下, 中国农业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一种高产文化, 即倾向于认为发展农业最主要的任务是增加产量, 因而将农业产量提高作为衡量农业发展的核心指标。而在土地面积有限的前提下, 追求单位土地面积内的高产则成为实现粮食增产的核心路径。这种高产文化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农业知识体系和农业实践中, 上到政府, 下到小农户, 还有农业科研系统, 高产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 通过提高单产来增加粮食产量, 是一直以来政府和农户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共识。

宏观政策层面, “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着力提高单产水平”等表述频繁出现在中国政府重要文件中。1993年首次发布的《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将高产作为农业推广的首要目标。2013年推出的《2013年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实施方案》目标要打造一批“吨粮乡”、“吨粮县”和“吨粮市”。科研领域, 1996年开始, 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持的超级杂交水稻培育计划对水稻单产的追求正是中国农业的高产文化的展现。杂交水稻培育第三期已在2011年完成, 亩产900公斤, 目前, 袁隆平正带领团队向着1000公斤的目标迈进。实际生产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 粮食生产确实取得了显著成就, 总产量从1949年的11, 318万吨增长到了2012年的58, 957万吨。在1949~1978年、1979~2012年两个时期, 我国粮食单产增长对总产贡献作用分别为86.0%和116.5%, 面积作用分别为14.0%和-16.5%, (5) 单产的增加是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动力。 (6) 生产实践中高单产对粮食总产量的巨大贡献, 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各个层次机构和个人对追求高产的认同, 高产文化被不断巩固。

与此同时, 非洲大陆农业生产却面临着低产的困境。20世纪70年代以来, 非洲农业发展缓慢。唐丽霞等人通过计算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数据, 发现在农业生产能力上中非差异十分显著, 中国的玉米、稻谷、高粱、大麦和小麦等单位面积产量分别是非洲大陆的3.02、2.73、5.19、3.94以及2.31倍。[11]非洲的农业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时期、结构调整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以后, 在21世纪进入了以粮食安全为核心的农业发展阶段。农业对非洲的粮食安全、就业、经济增长和减贫依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 众多非洲国家都将农业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非洲联盟各成员国于2003年签署的《关于非洲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马普托宣言》承诺在五年内, 各国对农业投入的比例要高于年财政预算的10%, 但五年后, 最终仅有六个国家兑现了承诺。非洲区域性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农业发展计划, 例如非盟的非洲综合农业发展计划 (CAADP) , 大部分非洲国家也出台了本国的规划与政策来支持农业的发展。

非洲大陆的农业单产水平确实存在低下的现实, 非洲国家有着提高单产发展农业的迫切需要, 中国大众和专家对于非洲农业的认识也聚焦于低产问题。加之前文提到的中国的高产文化, 当项目中的中国农业专家进入非洲农村, 中国农业相比于当地农业在单产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不仅成为了其资本和民族自信与自豪感的来源, 同时也成为其工作的核心任务和基本思路———在非洲的土地上创造“高产”。

(二) 创造高产, 收获声望

项目开始至今,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开展中国农作物品种和栽培技术的试验, 试验的目标就是高产。在我们第一次对中国专家组组长的访谈中, 他就明确提到“技术合作期的目标是:引入高产优质的品种、先进实用型农业生产技术, 通过试验研究和示范展示, 提升受援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并在确保品质的基础上大幅提高开展技术合作领域内的相关品种的产量”。而提高产量也确实是中国专家日常工作中最重要和花费时间最长的工作。

中国专家选取中国的优质农作物品种与当地常规品种进行品种田间比较试验。试验结果显示中国水稻品种单产最高达到705kg/667亩, 比当地单产 (486.3kg/667亩) 高出219kg。如此显著的高产优势让中国技术在受援国收获了威信。受援国官员对中国品种的高产赞不绝口。周边农户也受到鼓舞, 他们说“这太令人吃惊了。这里展示了希望, 如果你这么做, 就能减少贫困。如果你像中国人一样努力工作, 你就能变富有”。

在这一阶段, 中国农业技术的高产成果获得了当地农民和官员的称赞和期待。中国援助项目对于高产的追求, 与当前非洲大陆迫切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的需求和战略吻合, 中国技术专家最擅长高产的技术性工作, 受援国愿意看到高产的结果, 二者一拍即合。“高产”成为中国项目在受援国地方的权力的来源。

(三) 遭遇地方, 引发质疑

随着项目走过第二个年头, 试验工作获得了令人称赞的成果。回顾项目内容和目标, 除了试验中国农作物品种和栽培技术, 后续还有两项重要工作是示范和推广。但在项目进行到第三个年头, 示范和推广工作依旧没有大的进展。中国农业生产的灌溉需求遭遇当地灌溉设施缺乏的现实困境, 50公顷示范区域被撂荒;中国农业生产对田间管理、生产资料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严格和精准的要求遭遇当地农户粗放化种植习惯和现金投入缺乏的现实, 使得中国技术进入当地农户农田受阻。此时, 中国的农作物高产品种和配套的高产栽培技术对于当地村民和官员而言, 仅仅是中国专家在项目院墙里做的事情而已, 中国农业技术的高产景象依旧只能在项目院墙之内看到, 没能走进受援国农业科研机构或是当地农户的田地。中国高产技术走不出院墙, 成了“被困住的高产”, 使得当地村民和官员渐渐有了质疑。这种状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的农业援助项目中, 中国派遣到几内亚比绍的农业专家同样是在示范区内显著提高了水稻产量, 但却在推广步骤受到阻力。[12]中国援助项目在受援国地方的权力声望在这类质疑中被削弱。

这种情况显然也是不符合项目设计初衷和中国专家的预期的, 中国专家面对现实中的困难有着自己的顾虑。一方面,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 与项目合作的受援国农业部和隔壁研究所负责为项目选择推广与多点试验的农户田地, 但在项目运营的第二年后这一工作依旧没有任何进展。而若让中国专家靠自身力量去寻找合作农户的话, 则面临着无从下手的困境。另一方面, 中国专家们觉得当地的农民不可能完全投入和项目试验田一样的生产资料、劳力和技术。把技术转移到当地农民的田里, 显然不可能拥有跟项目种植试验一样的灌溉、化肥农药、操作水平等等能够保障高产的要素, 这也就意味着高产要打折扣。在项目园区开展试验对应着高产和低成本, 而到农民田里做试验则意味着非高产和高成本的风险。

(四) 适当调整, 重获声望

面对质疑, 中国技术专家开始尝试多种可能的形式让高产农业技术走出项目试验田进入农户田地。中国专家首先尝试在示范中心当地雇工家的农田里使用中国水稻品种和种植技术, 之后又在一个生产条件较为优良的农场中进行技术试点, 都收获了单产显著提高的效果。在此基础上, 为了适应地方农业生产条件, 中国专家从之前担心当地农户不能完全按照中国农业技术开展种植会使高产成果“打折扣”, 到后来选择根据当地情况对中国农业技术进行选择性调整后推广给农户。能够适应当地现有条件的, 就采用;不能适应当地条件的, 不强制要求。例如, 水稻种植技术的推广中, 主要保留了中国种植技术中的行株距和施肥。中国水稻生产技术中强调的种子、灌溉、田间管理等由于当地农户条件所限, 都不再强制要求, 当地农户仍旧使用当地的常规水稻品种, 灌溉情况根据地方灌溉条件操作, 除草等依靠劳动力投入的田间管理工作农户根据自家劳动力情况安排。

“高产”, 在技术层面是对农作物生产中的产量状况的一种描述, 而在示范中心项目里, “高产”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类词汇, 而是作为一个“连接点”在项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连接意义,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高产”是宏观层面上中国农业“高产”的历史和成绩与非洲农业的现实和目标的连接;第二, “高产”是微观层面上中国农业技术专家的知识技能与受援国当地农户技术需求的连接;第三, “高产”是中国农业技术与中国援助项目在受援国的权力的连接。作为政府官方援助项目, 政治意涵赋予了上述宏观和微观层面中非农业在“高产”上的连接以权力的意义, 技术上的“高产”带来政治上的“权力”。

四、结论与讨论

(一) 西方理论性建构与中国经验性建构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从理论到实践都呈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对外援助的模样。那么,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异的存在, 以及中西方援助差异的逻辑根源是什么?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农业对外援助项目的案例研究, 认为发展知识建构路径的差异是形成中国对外援助特殊性的逻辑根源。

西方传统援助国与广大受援国在漫长历史中始终处于不对等的结构关系之中, 并且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在同一轨道中。西方传统援助国社会经济发展一直遥遥领先受援国, 受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和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大都是西方传统援助国不曾经历过的。西方国家对受援国的改造在殖民化失败之后, “西方社会科学由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人类学和发展社会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在非西方社会进行系统研究, 由此得出一系列改造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方案, 这一技术方案在二战后主要以国际发展援助的形态呈现”。 (8) 西方学者通过对受援国经济发展、贫困等社会问题的研究, 提出自认为适合受援国、能够引领受援国摆脱落后状况的发展理论, 这些理论成为西方传统援助国设计对外援助项目和开展对外援助实践的合理性来源。例如, 西方学术界的新制度主义认为贫困和暴力是缺乏有效治理的结果, 因此主张对外援助中强调受援国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制度。这些理论在西方国家少有实践的验证, 却几乎是西方外对援助的唯一教条。从这个角度来看, 西方传统受援国援助知识的建构仅仅是一种理论层面上的建构。

不同的是, 20世纪50年代, 中国在建国初期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同样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在之后的60年多年里, 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并取得了震惊世界的发展成果。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农业发展、对抗贫困等受援国当前正在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受援国有着直接的、可借鉴的意义。与西方传统援助建立在理论建构之上不同, 中国的援助知识来自于经验建构。在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实践中, 中国国内发展经验从不同方面影响着、形塑着项目制度安排与中国专家的认知、决策和行为。

(二) 中国援助中的知识和技术的嵌入机制与遭遇

以往的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更多地关注发展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其原因在于西方长期对国际援助的掌控使得发展问题的研究者无从获得反思自身援助的文化根源的视角。而当有着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新兴援助国快速崛起, 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国际援助活动呈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援助的特点, 推动研究者开始思考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 这就必然要回溯到社会历史和文化中去探寻。因此, 新的国际援助格局促使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更要探寻援助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对其援助行动的影响,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国际援助变迁及其文化特质。

在中国的援助实践中, 文化的影响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经验嵌入的形态。中国援助知识的经验建构路径为文化对实践的影响提供了一条顺理成章的路径。中国国内发展经验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凝结和沉淀, 基于经验建构起来的发展援助知识必然有文化的嵌入。源自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中国农业知识和技术不但从根源上形塑了中国对外农业援助实践活动, 同时以援助项目中的知识和专家个体为载体扩展到异文化的社会中。中国援助中的经验和文化嵌入根植于本国的知识之上, 对受援国一方并没有强制要求。但在实践中, 中国专家与受援国人员在项目互动中, 源自不同文化和客观环境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和交融。

中国在非洲等地区的援助实践是中国发展知识跨国再生产和地方化的过程, 中国与受援国的能动主体, 根据各自政治、经济等利益诉求, 而在实践互动中共同形塑着中国发展知识的再生产和地方化过程。中国发展知识在进入受援国地方的过程中, 也不可能保持原有的完整文化形态, 而是在不断接受地方文化和知识的修改, 最终以改造后的变体形态存在于受援国地方。若将中国援建的农业技术项目看作一个援助场域, 它必然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文化的载体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援助场域中历史条件、文化和实践得以聚合。众多来自中国及受援国的行动者 (机构) 在这个援助场域内使用各种策略来运作各种经济、文化、社会、象征的资本, 实现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 展开相互间的文化价值认知互动, 从而使得援助项目表现为一种不同行动者的相互遭遇与互动嵌入的动态过程。

——END

编者后注：

• 本文转自：李小云,张悦,刘文勇.知识和技术的嵌入与遭遇:中国援助实践叙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8(11):1-8.
  

• 注释、参考文献略，格式稍有调整。
  

• 如有不妥，请公众号或 [e-mail] 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