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Scott Rozelle 12月3日北大讲座：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转】

*本文转自公众号“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

编者按：2018年12月3日晚朗润园，张晓波教授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Scott Rozelle教授来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简称“南南学院”）做题为“中国的隐形危机：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主题讲座，来自25个发展中国家的2018南南学员及北大国发院、燕京学堂的学生共同参加了讲座。

南南学院成立于2016年，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发展研究机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国家发展的知识和理念，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公平、包容、可持续发展。目前南南学院下设四大研究领域：Agricultural Reform & Economic Growth；Population &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 Poverty Alleviation；Climate Change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此次邀Rozelle教授，为学员带来了Education & Poverty Alleviation领域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度研究。

主讲人简介：Scott Rozelle（罗斯高）是美国斯坦福大学Helen Farnsworth荣誉教授，并且是Freeman SpogliInstitute（FSI）国际研究的高级研究员、教授。他长期致力于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研究，曾获得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终身成就奖。他的研究关注于贫困经济学，并着重强调教育和健康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他还担任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的联合主任以及8所中国大学的兼职教授。2008年，Rozelle博士获得温家宝总理亲授的“中国政府友谊奖”。

Rozelle教授以1960年代初版的《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为背景，揭开了彼时“丰裕”大国——美国背后的贫困问题。在美国，中小学校的资金一般来自社区所在地的房屋产权税收收入，由于穷人社区产税较低且缺乏教育观念，导致穷人陷入了“贫困-教育缺失-贫困”的恶性循环。时至今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快速经济增长的背后，在贫困的农村和山区，也存在着一个同繁华都市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中国”：教育缺失与贫困陷阱。Rozelle教授认为，中国农村的这一现状，即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重大挑战，这也是他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国的隐形危机（China’s Invisible Crisis）》一书所要传达的观点。

一、人力资本不平等及中等收入陷阱

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背后都隐含着教育水平的差距。而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则进一步放大了教育差距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

高技能行业与低技能行业的不平等：Rozelle教授用图1展示了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高技能（High-skill）行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结构的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技能高工资行业和低技能低工资行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占比持续分化，前者占比从70年代左右的27%逐步攀升至2014年58%；低技能行业中则由于劳动力从制造业、建筑业向服务业的转移，给本就低廉的工资带来了更多的下行压力。最为关键的是，只有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的教育，才有可能进入高技能行业工作。这种劳动力结构的变迁及对劳动力高技能的要求，共同加剧了人力资本不平等的状况。

Figure 1 美国劳动力结构变迁

中等收入陷阱：Rozelle教授用图2（世界各国1960年代与2008年相对人均收入的变化）展示了人力资本的不平等会带来的问题。其中部分国家和地区经历几十年的发展进入了高收入国家，Rozelle教授称之为“毕业生（The Graduates）”，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而还有一部分国家虽然也曾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却陷入“增长-崩溃”的怪圈，包括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等国家，这也是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Figure 2 世界各国相对人均收入的变化

Rozelle教授指出，决定这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在于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其整个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对比来看，OECD国家平均高中教育覆盖率达到74%，而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2010年此比例仅为36%，反观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在他们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时，其平均高中教育普及率就已达到72%，已经逼近OECD国家的平均值。

教育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转向高等收入时，伴随着工资的增长，工作性质逐渐从“低技能、低工资”转变为“高技能、高工资”，如果此时大部分劳动力囿于教育水平过低而不能参与这种转型而被遗漏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之外，两极分化的劳动力一方面造成了投资环境恶劣、合格工人缺失等经济问题，另一反面也会带来高失业率、高犯罪率乃至社会动荡的问题，

二、“另一个中国”的人力资本现状

让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似乎面临着同其他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一样的困境。Rozelle教授基于2010年普查数据发现，中国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占比只有30%，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最末。这意味着中国现有劳动力中70%的人高中就已经辍学。

这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秘密，且中国政府已经十分关注并着手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这些措施目前已颇有成效：中国15-17岁年龄段的青少年的入学率已经从2005年的50%上升为2014年超过80%，新增高中学位超过千万，并计划于2020年全面普及高中教育。

真正的问题在“另一个中国”。图3依据教育部统计年鉴及CFPS调查数据绘制，限制截至2014年，中国城镇15-17岁青少年高中入学率高达93%，甚至超过美国（92%），但反观农村同年龄段的高中入学率[1]只有大约70%。

Figure 3 中国15-17岁青少年高中入学比例：城乡对比

如此大的城乡差距，使得中国目前劳动力结构更近似于陷入中等陷阱的墨西哥，而不是成功突围进入发达国家的南韩。

但问题却远非普及高中教育那么简单。Rozelle教授指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挑战有二：一是让贫困农村地区的适龄青少年能够进入高中读书；二是确保入学后的学生能够适应高中的学习。

问题二的提出，是因为Rozelle教授的研究显示，早在高中教育开始之前，问题就已经显现。基于对初一入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有接近50%的学生初中毕业后计划进入高中继续学业，另外50%则没有这个打算。一年后的追踪测试发现，那些不打算继续上高中的初中生，经过了一年的学校学习，数学能力反而不如一年前刚刚入学的时候，他们的初中生活是“负向学习”。

那么，即便将所有的学生都送入高中，这些在初中就已经“负向学习”的学生，该如何面对高中的学习生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好好读初中呢？Rozelle教授前后在山西和甘肃的农村地区，对100所初中的2500名学生进行了认知和数学测验，测验结果显示上述两省分别有46%和66%的学生智商测验得分低于90（WISC IQ Score）。这就意味较高强度和高竞争性的初高中课程已经超出了很大一部分学生的认知能力，这也是他们的数学能力在经历了一年的初中教育后不进反退的原因。

三、人力资本低下的源头及他国经验

Rozelle教授认为，导致农村学生认知能力偏低的原因有二。其一：小学教育的缺失。教育的不平等在初中教育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经过多年的投资与大力发展教育设施，学校硬件、师资配置都已经得到了显著改善。反而是学生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出了问题。全中国东西部共计10个省份的数据显示，大约60-65%的农村儿童患有贫血、近视和寄生虫中的一种或多种。难怪他们不能好好学习！所幸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每天几毛钱的维生素、一副几百块的眼镜、一年四次每次几块钱的杀虫药，就可以有效的提升农村儿童的认知能力，IQ分数也随之提高。

其二：从婴幼儿时期便决定了的认知能力低下。更重要的问题集中于农村儿童的婴幼儿时期。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生命最开始的1000天中是否有充足的营养和贴心的养育，对人后期的成长和发育至关重要。这也符合中国的一句俗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类3岁时的认知水平往往终其一生都很难再有改善。与之对应的，经济学家发现对0-3岁幼儿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最高高达800%，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则急剧下降，直至成人教育的入不敷出。但遗憾的是，中国一条高铁线路高达300%的回报率吸引了巨额政府投资，0-3岁的人力资本投资却鲜有问津。

为了掌握中国婴幼儿的发展现状，Rozelle教授对中国城乡众多婴幼儿实施了BSID (Bayley Scales of Infants Development)，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城镇有大约14%的婴儿BSID得分小于一个标准差（类似于IQ<90），这符合国际通行的智力分数概率分布。但农村地区的统计结果则令人十分忧虑：农村地区24-30个月大的婴儿中超过50%存在认知能力低下的问题。这一低分占比不论是在山区还是平原还是城郊的搬迁村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中国农村有50%左右的婴幼儿存在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社会感情和运动能力的滞后。

中国农村儿童占全部儿童比例为75%。即便中国城镇的儿童各项能力表现正常，加总之后，中国仍有大于50%的儿童存在能力滞后的问题。而墨西哥、南非等国家，这一比例也未超过40%。

Rozelle教授进而对母亲做了类似的认知能力测试，发现尽管农村地区母亲认知能力偏低的占比较高，但母亲和婴幼儿认知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农村婴幼儿认知能力底下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后天形成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有解决的办法。

Rozelle教授介绍了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基因、营养及父母陪伴是决定儿童成长过程中学习能力、健康状况和行为方式的三大要素。基因无可更改，但一份小小的营养包就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营养缺失问题。问题的重中之重，是父母的抚育。

Figure 4 补充营养包

那么中国的父母是如何抚育自己的孩子呢？

Rozelle教授介绍了他的调查：100%的父母愿意为了自己的孩子花费金钱；95%的父母希望孩子将来可以上大学；甚至有17%的父母希望孩子将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中国的父母是如此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他们的作为却又似乎偏离了他们的愿景：只有不到20%的父母调查时前一天给孩子讲过故事；不到40%的父母前一天给孩子唱过歌；而被问及前一天是否给孩子读过书时，绝大多数农村家长对此报以一笑。近乎70%的农村家庭家里的书本书目低于二。

针对这一情况，Rozelle教授四处开展了婴幼儿抚育培训，为家长们发放书籍和玩具，并独具匠心的想到了广布中国城乡的中国计生委单位，计划生育政策放松之后，Rozelle教授又重新为这一体系中的人员找到了工作。这些曾经进入乡村强制流产、收缴罚金的工作人员再次进入到各个家庭，不过这一次是为了发放书籍和玩具，传授父母养育子女的方法。

婴幼儿培养培训的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父母们开始给自己的孩子唱歌、读书、讲故事。尤其是当婴儿的主要看护人是母亲时，婴儿的测验分数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与之相对，当母亲外出打工，婴儿的看护人变成祖母，认识能力的提升便不再显著。由于老一辈看护观点的根深蒂固，加之由于历史原因对计生委工作人员的不信任，“祖母看护人”成为影响婴幼儿认知水平发育的重要因素。

四、中国将何去何从？

未来几十年，中国将继续保持增长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还是步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后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Rozelle教授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0-3岁婴幼儿的抚育过程。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尤其是0-3岁婴幼儿营养及教育的投资回报可谓一本万利，只是还有太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和紧迫。Rozelle教授最后总结，0-3岁婴幼儿抚育的提升，并不需要多少资本的投入，但却需要更多的人尤其是中国政府对其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作为此次讲座主持人，张晓波教授于讲座伊始向大家介绍，Rozelle教授作为资深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学习了52年的中文并有长达40年的中国研究经验。Rozelle教授整场讲座中汉语的金句频出，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中国的熟悉与了解。最后，张晓波教授代表南南师生对Rozelle教授表示了感谢。

——END

本文转自公众号“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标题有改动，原标题为“南南讲座 | Scott Rozelle：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https://mp.weixin.qq.com/s/a_DEZ2risExiJQrY6uus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