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研究中的虚假意识(提纲)【转】

*此文写于13年前，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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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耐心、 有兴趣统计一下近 5 年来发表的三农研究方面的文章， 在此方面花费掉的财力、 物力和智力资源， 我想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三农研究已成为当下中国研究中的显学， 并且是显学中最显赫的研究领域之一。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也有必要追问另外一个“事实”：巨大投入与取得的累积性成果是否相称？ 扪心自问，这是一个让我们绝大多数三农研究者感到汗颜的问题，借用乔治·里茨尔（G. Ritzer）的一句话来说，我们的三农研究已经“麦当劳化” 了。 问题出在哪里， 除了我们“计件工资” 制的学术评价导向、 除了某些研究机构的“人海战术” 和“以数量抢占制高点” 的思路偏颇以外，“问题意识”恐怕才是更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问题意识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问题意识的缺失； 二是问题意识的虚假。

随手翻开任何一本登载三农研究的学术刊物， 不管是国家级的权威刊物， 还是省级刊物， 都不难发现大量缺少问题意识的研究成果。 对此， 本文无意赘述，不是在于问题已经解决而是因为对于认真负责的研究者而言， 问题意识的缺失是能够一眼看透的。 而虚假的问题意识与没有问题的研究又不同， 他们自以为找对了方向（可能是故意的， 但更多时候则是无意的）， 其实是“南辕北辙”。故，其对研究的误导要更强些。 本文的重点就是探讨“虚假问题意识” 产生的根源及其不良影响。

一、三农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的约束和限制条件）

虚假问题意识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无视或错置三农研究的出发点，其表现有三： 

• 一是夸大（故意或无意） 某一些要素条件；

• 二是忽略（故意或无意） 某一些要素条件；

• 三是误解某一些要素条件。

本文以为， 以下几点是三农研究的一些基本约束和限制条件， 如果我们的研究成果无法关照它们，那么就不可能取得累积性成果。

（一） 基本国情：人多地少背景下的小农经济

这个问题是有广泛共识的，温铁军谓之地大物不博。

因为人多地少，所以我们就业压力大，由此导致问题有两个分岔：

1、经典现代化道路： 瓦解小农经济（林毅夫、 胡鞍刚、 何清涟、 程晓农等等），即靠工业化、城市化

2、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建设（温铁军）

小农经济——合作社问题（规模及效益的边界）

（二）我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内向型的积累与掠夺

这一点也是有共识的。 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城乡二元经济模式， 城乡二元经济模式实质就是半管制与半市场（周其仁）， 这个现象在三农领域依旧明显，比如国家对农资生产供应以及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垄断等。（实际上农民的市场自由只是且只能是小额的集市贸易）

故，解决方案就是完全市场化、产权化。张五常等等。

这个方案实际上完全否定了中国半管制与半市场的状况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三）政府对三农的策略：主动退出低效益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对三农的策略实际上是主动退出，但从未丧失主动权。表现有二：

1、大包干——政府从不经济的农业退出（温铁军）
2、村民自治——政府从高成本低效率的农村管理退出（毛丹）

许多学者把政府的主动退出一厢情愿的视为社会的壮大， 由此导致种种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热炒， 包括对商会、 非政府组织等法团主义思潮的热衷等等。 其错误的根源除了没看到上述现象以外， 还在于没有认识到当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是： 社会已离不开国家了。 也就是说， 随着哈贝马斯所言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生活世界殖民化”（胡塞尔语）的到来，社会已无法离开国家，更谈不上从根本上对抗国家， 原因在于“社会的商业化” 后果必须通过“社会的国家
化”手段来平衡。

（四）中国三农问题的新变化：分化

村民自治的初衷并未实现， 中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自从集体化之后就日益衰退， 国家退出的空间一直没有系统填补（个别集体经济发达的地方由集体承担、也有个别先富阶层的捐助解决，但都没有持续性）。

表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应缺失、公共服务系统瘫痪。

（一）分化表现：

1、地区分化
2、村庄经济类型分化与内部阶层分化
3、村庄管理者的官僚化与半官僚化倾向（免税与免三提五统使大部分村庄无法自我支付管理者的报酬，再加上并村等所造成的工作日常化、 办公固定化现象等。

共性：都急需解决解决公共资源管理与公共服务问题

解决方式：
1、国家供应（财力问题，再加上因免税而逃脱义务）
2、集体供应（资产差异过大，而无共同性）
3、慈善机构，包括个人供应（无持续性，覆盖面及其有限）
4、小农自我合作（供应程度有限，无法解决大的）
5、混合模式（国家、集体、个人）

公共物品的供应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

小农合作的空间与限度（规模上、产权上）

（五）三农问题解决的衡量标准：最大多数人有能力过有尊严的生活

之所以要提到衡量标准， 是由于以下一个简单的事实： 当前中国的三农研究既泛滥又缺失。

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应是简单的从职业上、 身份上、 名称上消除“农民” 这个词。

其涵义有二： 一是经济增长是效率问题， 而三农问题的解决则是涉及大多数人的效益问题， 效率与效益不同， 故， 简单的强调靠经济增长来解决三农有偏颇之处；

二是，三农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剥夺或降低城市普通群体的现有利益来解决，孟德斯鸠所揶揄的“娘娘腔式的竞争”有害无益。

由以上两点我们不难发现当下大量的伪公共政策的目标取向， 比如土地私有化、组织农民、城市化等等。

二、 虚假问题意识表现之一：政治决定论与伪民粹主义

动听的故事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反而会误导许多人错置责任的对象。 典型表现有三：

（一）从三农研究 —到“一农研究”— 国民待遇问题
（二）组织农民问题（于建嵘、曹锦清农民协会）
（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县乡两级）

典型表现：从三农研究到“一农”研究

一农研究的逻辑： “三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是“给农民国民（或公民）待遇”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存在， 其“根子”在于对农民的制度歧视； 所以， 这个“一农”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要解决政治问题当然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把八亿农民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来”， 要“民主”， 要“自由”，实行“民主”了，“一农”问题——也就是“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

后果： 把“三农”问题简化为“一农”问题， 很容易把“三农”问题意识形
态化， 把“人”的因素、 政治制度因素“突显”出来， 把人们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引到“制度批判”这个“独木桥”上来， 使所谓的“三农研究”演变政治正确性和道德正确性的问题。

（二）组织农民问题：只能维护不受不公平待遇，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利益集团——生产性组织

少数剥夺多数与多数剥夺少数

价值暗示来源：
1、中央说重要
2、大多数人认为重要

逻辑来源： 由价值暗示——只要说“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就是为农民说话，就是为农民好——由此获得政治正确性——学术正确性

三、虚假问题意识表现之二：伪公共政策研究

两个标准：
1、公共政策是为了谁，
2、三农问题解决的衡量标准问题。

逻辑： 伪科学主义的方法——合程序性与合科学性（方法上： 比如统计、 数据分析等）——完全消解了政治正确性和价值问题。

伪公共政策研究的三个层面：

（1） 单项制度优化设计，拆东墙补西墙
（2） 着眼少数人利益的伪公共政策；
（3） 抽象的政策设计，没有可持续性。

城市化与取消户籍限制问题

管制、市场与官僚集团获利问题。

城市化问题：“取消户籍限制”等

土地问题：私有化主张： 张五常、杨小恺

温铁军：社会保障功能，忽视生产力

土地政策问题（根源是半管制、 半市场化， 产权并不是唯一问题， 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土地私有——土地集中——现代化农业（风险农业） ——农村解体和小农破产

后果：风险的转移承担者：国家与农民

切断农民的退路——社会动荡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准确——粮食安全问题

农业效率与土地所有权关系不大。

农民工问题， 尤其是劳动工资水平， 社会责任标准认证问题等， 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应有之义。延长退休年龄（弥补社保收入缺口）与增加就业岗位，

四、 虚假问题意识表现之三：一村一论的假面狂欢（伪学术）

知识的三种分类：归纳性知识、演绎性知识、解释性知识

每种知识都有其适用范围，一旦越过范围就可能成为伪知识。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吉登斯的“社会行动者”） 解释性知识
        解释性较强，但有从解释到解构的倾向。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社会已离不开国家） 演绎性知识
        分析性框架与实体性建构的区别；
        不面对具体经验，也处理不了具体经验。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

黄宗智：（归纳性知识）

        内卷化； 当时内卷化是合理的， 使农民收入与外出大致相当， 现在非内卷化也是合理的，土地边际效益下降的同时是劳动力边际效益上升。（讨论土地规模效益问题）

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匹配问题。

个案研究中的一村一论现象。（个案研究泛滥与缺失并存， 真正好的并不多）

即使是严肃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考察，我们仍然要追问， “理论上固然
很好，但实际中见过几次这样的情形呢？”这是我们应严肃对待的问题。

农会与法团（或利益集团）

没看到两个背景：

1、市场与民主的矛盾，
2、 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变化， 相互离不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是社会已离不开国家的事实。

五、小结

学问当向简中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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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 本文转自：
  http://www.srcs.nctu.edu.tw/speech_pages/CSA2005/papers/0109_A7_3_maod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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