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晓琼 | 应用经济学研究综述：2014～2018年【转】

*一家之言：主编眼中的应用经济学学术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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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 应用经济学伴随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化, 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实践,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充实,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总结了2014年以来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六大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学术研究概况, 并针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呈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下一步需要或可能进行的研究领域及课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体系中, 作为经济学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应用经济学, 包括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十个二级学科。这里对2014年以来其中六个二级学科的研究状况作一梳理, 以反映近年来应用经济学科的总体研究概况。

一、国民经济学领域研究概况

2014年, 虽然世界经济走出了经济危机, 但增长乏力, 不平衡并没有消除, 产业创新仍待探索。从中国自身发展进程而言, 自201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 由大求强的战略目标便提上了议程,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成为核心主题。近年来, 国民经济学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 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学者们对中国是否已经告别高增长时代, 中高速是否将成为常态, 进而如何实现有质量与效益的增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针对粗放型、高消耗、低效益的高增长, 实现多重意义上的结构优化, 从靠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型被认为是中高速增长下新的经济特征, 这些新特征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将是中国经济的正常状态。具体来说, 学者们对新常态的研究涵盖了如下主题:如何看待增长率的下降, 化解因增长率下降而显现的各种潜在风险;如何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增长模式, 使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成本优势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与技术进步, 推动低碳型发展;如何实现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结构升级, 形成产业组织新特征;如何形成统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从刺激性政策调控转变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科学的宏观调控;如何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 同时继续发挥投资在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如何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继续发挥出口对增长的支撑作用等。这些主题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的丰富内涵。

(二)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学术界主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宗旨及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学者们普遍认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寻求经济增长动力的新思路, 改革的宗旨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要素的最优配置, 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的提升。需求侧要素主要包括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供给侧则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各种要素[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促进结构的转换, 健全要素市场, 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市场, 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体制机制, 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 建立与供需结构动态变化相适应的长效机制。通过解放生产力, 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及其竞争力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换, 进而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

(三) 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

2014年以来, 我国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的总体政策基调, 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复苏形势和国内经济下行持续增强的压力, 基本维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协调发展。学者们认为, 要依据政府与市场关系, 分析和设计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和手段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建设内容, 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 完善和创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高效健全体系。2017年, 我国宏观调控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方针,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适度扩大有效需求,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

(四) 关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学术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充分研究错综复杂国际环境下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和深层次问题, 深刻揭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风险约束条件和动能转换机制, 密切开展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以及宏观经济政策评估, 进一步探讨全面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实现途径和政策措施, 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学者们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特征及其目标任务进行探讨, 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经济标志, 其内涵和指标需要在高质量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认识和总结, 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以现代创新、现代法治、社会信用、现代分配、现代保障、现代治理为支撑,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学术界解读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个体制” (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六个体系 (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的目标任务。学者们认为,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包括更高效益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速、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格局、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全面的对外开放以及更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等。

二、区域经济学领域研究概况

2014年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政策, 积极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转变区域增长格局, 我国区域经济跨入了重要发展“转折期”。在此背景下, 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3]。

(一) 关于区域发展新空间的研究

学者们探讨了区域发展新空间的特征并提出拓展新空间的构想。他们认为, 区域发展新空间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具有战略性、带动性、梯次性、层次性和多维性五个特征。保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客观上要求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区域经济空间接力规律的客观存在与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 为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基本构想是:轴带引领, 构建“三纵—四横—一沿边”的空间格局;城市群支撑, 形成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主体形态;陆海统筹, 全方位拓展潜在发展新空间;形成分层次、有梯度推进的接续发展机制。

(二) 关于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

实现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相适应,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 推进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逐渐形成。学者们认为, “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支撑带”;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是奠定区域协调发展的“四大板块”基础;而九大城市群、十二个自贸试验区及十九个国家级新区则构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点。各区域要理性看待和控制区域分化, 摒弃“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不同区域优势互补, 逐步缩小区域差距。统筹实施“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 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 将原有的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有效连接起来, 拓展城市群、自贸试验区等区域发展新空间, 提升中心城市核心功能, 促进城市分工合理和空间结构的优化, 构建合作共赢的政府协调治理机制, 通过国家级新区建设形成有效发展增长极, 从点到线到面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主体功能约束有效、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创新高效的区域发展新机制, 对不同区域加强分类指导, 重点突破。充分发挥先进地区先行先试的积极性和创新引领潜能, 促进转型升级, 以先进带动后进地区, 帮助后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生态保障支持能力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激活潜在人才、科技、资源等要素的活力, 重塑或提升区位优势, 形成内外开放的良性互动, 统筹对接, 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难题, 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4], 真正实现区域发展质量的提升。

(三) 关于区域经济转型的研究

学者们围绕典型区域的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3]。一是以产业转型为重点内容的区域经济转型研究。主要包括产业空间布局、产业转移与升级改造、支柱产业与产业集群及产业体系重构、产业低碳化转型等方面。通过建立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 建立产业合作联盟, 通过产业链条延伸和产业有序转移, 引导产业和劳动力有序流动, 形成产业协作体系, 由各自为政的行政区经济向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区域互动、行业有序的区域经济以及以主体、平台、环境创新为重要驱动力的区域经济转型。通过推进区域市场体系建设, 降低要素流动与进入成本, 改善区域合作软环境, 摒弃地区封锁、地方保护行为, 加快区域间科技、教育的交流、合作与创新, 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的合作平台。

(四) 关于重点区域的研究

1. 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

2014~2015年初,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和原则, “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战略框架和思路,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重点及合作机制, 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机遇、风险与挑战, 等等。学者们着重讨论“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和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战略意义, 即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的优势, 其建设的核心目标是物畅其流、政通人和、互利互惠, 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共同发展、区域稳定和繁荣。2015~2016年则集中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创新, 对沿线国家科学分类、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做细做实政府间合作, 制定研究双边或多边可接纳、互动互补、操作性强的“一带一路”建设方案[3], 国内省份的定位与对接等方面。2017~2018年着重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中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和风险等问题。

2. 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

学者们分析了京津冀内部发展格局存在的问题, 如区域差距过大, 多种区域病并存, 区域内部不同行政区域间利益矛盾与冲突不断, 要素流动不合理, 京津冀内部合力不足等。探讨加强京津冀经济合作的基本思路、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的基本设想、京津冀城市群的合作、发展轴带内重点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产业合作机制, 提高京津冀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竞争力。重点构建三地协调机制, 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周边城市体制改革和城市功能建设、统筹治理大气污染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为重点, 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 以雄安新区建设为契机, 优化配置要素资源、保持合理的经济结构, 推进京津冀形成交通互联、生态共治、产业关联的分工协作格局,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3. 关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

一是关于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机制。学者们认为, 区域合作机制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关键, 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失灵的逻辑障碍在于地方政府作为重要的区域主体, 在区域合作中存在“越位”和“缺位”, 竞争过度而合作不足。可以从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四个方面, 完善长江经济带经济合作机制。关于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移问题, 学者们认为, 高梯度地区可通过渐次扩大区域经济联系的方式, 拓展域内产业空间转移范围;低梯度地区可通过有所侧重地构建地区产业高地的方式, 为向域内更低梯度地区转移产业积蓄产业势能。此外, 长三角扩容对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扩容促进增长的产业分工机制、市场统一机制对原位城市与新进城市均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 但是经济联系机制的作用则是两极分化, 一方面能够正向促使原位城市的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会反向延缓新进城市的经济增长。

4. 关于东北振兴的研究。

2013年以来,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 发展中遇到了若干矛盾和困难。从宏观经济发展来看, 国际经济低迷,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 都是重要原因。从东北地区本身来看, 产业结构老化, 发展观念固化, 调控方式硬化等, 造成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 思想观念保守僵化、人才外流严重。东北地区发展的深层问题需要尽快破解。学者们从东北地区发展的历史和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的发展情况切入, 分析了东北地区发展面临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问题。学者们指出, 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依靠外在推动力外, 还应形成内生经济增长机制。要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领域投入,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技术进步,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 由重有形资本投入向重视无形资本投入转变。东北地区应构建常态化合作机制, 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高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打造产业合作园区, 创新对外开放模式, 强化互通互联, 打造对外开放大通道, 积极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5.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

《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指出, “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有利于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 对港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 提升竞争力,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围绕粤港澳创新完善协调机制、健全实施机制, 促进三地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市场主导, 政府推动、先行先试, 重点突破、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等方面, 针对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重点聚焦如下合作领域: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建设重大合作平台等。

三、财政学领域研究概况

近年来, 学者们主要围绕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与此相关, 还对财税政策、“营改增”及越来越受关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一) 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财税体制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能界定、政府间职责划分不够清晰: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职责划分不细, 地方各级政府间职责划分不够合理。政府收入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表现在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缺乏稳定性、规范性, 公共财政收入可支配比重偏低、不合理的税制结构、严重滞后的地方税体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表现为转移支付量大且支付结构不合理。预算体系制衡机制较弱, 财政支出管理亟待加强。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欠缺, 政府债务风险增大。二是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 理顺央地及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以保障和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的顺畅运行, 从而筑牢财政这一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一要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和职责范围, 将政府职能定位在“国家安全、民生保障、公共服务、运行有序”上, 除此之外的都应该尊重市场规律, 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划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二要理顺政府间职责和财政关系。建立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间职责与财权“扁平化”框架体系, 遵循中央政府抓大放小、减少共享税、避免职责共担的划分原则, 赋予各级政府履行职责的相应财权[7]。三要稳定宏观税负, 优化税制结构, 健全完善政府预算制度、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和政府财务管理制度。四要重构地方税体系。从我国税制结构看, 应借鉴国际经验, 先行选择大共享税的分税制模式, 构建以一般消费税为主、其他税为补充的地方税体系, 确立共享税分成收入与地方税并重、少量非税收入为辅、转移支付配合的多元化地方财力格局。

(二) 关于财税政策的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探讨如何运用财税政策推动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目标;区域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如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财税政策, 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推动自贸区发展的财税政策等;社会保障制度及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双创”的财税政策等。

(三) 关于“营改增”的研究

“营改增”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推动经济结构改善、助力第三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营改增”影响重大, 牵一发而动全身。2014~2015年有关“营改增”的研究非常热烈, 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实施“营改增”的目的。不同的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归为两类:一类认为实施“营改增”旨在克服营业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另一类则认为实施“营改增”旨在降低营业税税负过重的现象。二是实施“营改增”的效应。一般认为, 实施“营改增”能够促进企业降低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增加利润、促进企业改善财务绩效、促进构建地方税制体系、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等。

(四)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

从理论上讲, 政府债务是财政体制变迁和预算制度创新的动力源, 是“密切联系财政收入、支出及管理的常用工具, 可以发挥增加收入来源、形成即期支出和弥补管理不足等功效”[8]。要有效防控财政金融风险, 把握财政赤字的“度”, 以缓解财政低收高支的新困局。在中央政府层面, 要对可能的财政金融风险做到防范于未然,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规范国家财政和债务管理;在地方政府层面, 要避免单一考核机制助长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目前债务融资规模和风险均在膨胀, 要规范债务管理, 对债务规模甄别摸底, 可采取置换债券方式降低融资成本。一要推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促进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平衡;二要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 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约束机制;三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有效应对债务风险;四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评估机制。总的来说, 学术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地方政府债务的合理规模与结构;在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的基础上, 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以及PPP模式等新的政府投资运作模式可能存在的债务问题;如何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预警机制;等等。

四、金融学领域研究概况

2014年, 持续了数年的金融危机后遗症开始步入缓慢康复阶段。2008年以来, 经济危机从美国到欧洲, 又蔓延到亚洲,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两极分化日显。在此大环境下, 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对金融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包括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都在加快。同时, 互联网金融的勃发, 要求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 关于利率市场化的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 利率市场化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将利率市场化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冲击”, 如金融危机等;二是结构类因素, 如政治、经济结构等;三是制度类因素, 如产权制度等。第二,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模式分为市场驱动型、政府激进型和政府渐进型三种, 而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模式属于政府渐进型。中国要结合本国实际并借鉴国际经验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可从以下方面开展:一是采取渐进的方式, 逐步放开利率管制;二是扩大中央银行的自主决策权;三是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遵循市场规律运作;四是加强金融监管, 构建法制化、切实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五是改善经济环境, 同步进行相关配套改革[9]。第三,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济效应。从微观层面看, 利率市场化对于企业的影响体现在融资和转型升级等方面;从国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对于商业银行, 一方面, 利率完全放开之后存款利率会上升, 存贷差缩小, 银行吸储压力增大, 而存贷差是我国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 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挑战;另一方面, 利率市场化改革迫使商业银行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不断进行金融创新等, 这又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新的机遇。就贷款企业而言, 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企业创新, 促进服务精细化等。从宏观层面看,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债券市场、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影响较为广泛。

(二)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以下方面:第一, 人民币国际化的利与弊。多数人认为, 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利大于弊。一是可以获得巨大的铸币税收益, 二是可以提高进出口贸易, 三是可以促进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 四是有益于维护国内经济稳定, 五是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弱化央行对人民币的控制能力及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导致资本异常流动会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进而引致国内货币供需和汇率的波动风险。第二,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条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 我国政治格局稳定并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经济总量规模、对外贸易额不断增长, 外汇储备巨大, 国际清偿能力充足, 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较为完善、包容的金融市场, 具有良好信誉和稳定币值的本币。第三, 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包括国内和国外两方面:从国内来看, 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发达, 金融机构监管水平较低, 金融管制过严, 汇率制度不太合理, 这些缺陷阻碍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外部因素来看, 松散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和美国等国家的阻挠也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第四,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 (SDR) 的影响。主要包括对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影响, 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影响, 对特别提款权定值稳定性的影响, 对国际货币稳定体系的影响。第五,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一些学者分析认为, 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完全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全面推进, 应秉持层次递进的谨慎推进战略, 立足亚洲, 由区域性货币入手逐渐成为国际货币[10]。

(三) 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

互联网技术革命对传统金融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 经过一年迅猛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已经初具规模,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金融产业的革新, 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互联网金融的内涵与本质。一种观点认为, 互联网金融只是传统金融对互联网的应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互联网金融是融入了互联网思想的全新的第三种金融模式。二是互联网金融的模式研究。一般认为, 互联网金融包含P2P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众筹和大数据的应用等模式。三是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其一,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研究。学者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银行提出了挑战, 既给银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又给银行业改革提供了机遇。其二, 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市场化的影响研究。有学者认为,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存款利率管制导致的利率扭曲,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活期存款利率的市场化, 因而互联网金融能够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四是互联网金融风险与防范研究。有关研究主要是从互联网金融整体角度和互联网金融具体业态角度进行的, 认为互联网金融有不同形态, 风险各异, 要根据风险外溢性的差异采取不同监管方式, 积极探索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路径与模式, 严格监管制度, 加强互联网金融征信。

(四) 关于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防范的研究

2017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学术界有关金融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探讨金融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二是金融开放进程下跨境资本流动研究。重点关注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对金融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三是金融对外开放的路径研究。探讨如何渐进式地推行金融开放, 使我国在获取开放收益的同时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四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我国金融业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 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日益紧迫, 金融监管部门主动作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显得尤为重要。2018年互联网金融P2P平台的集中爆雷, 平台跑路、借债人故意逃废债导致众多出借人的资产被侵占, 可算是金融风险的初现, 如若不能妥善解决, 将大大缩减成百上千万人的既有资产, 导致消费能力的大幅下降, 这必然会反映到扩大内需的实现, 甚至可能引起一定范围的社会动荡。目前国家已经出台相关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措施, 努力稳定互联网金融行业, 今后还需金融监管部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学习和引进国际监管经验和标准, 提高监管能力以适应不断提高的对外开放进程的更高要求, 做到未雨绸缪、有效监管。

五、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概况

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 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凸显, 产能升级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转向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竞争性产业政策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 其相关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 有关产业政策的选择也越来越为学者们所关注。

(一) 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

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方认为, “有为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则认为政府应“无为而治”, 不给任何行业与企业制定特殊政策, 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11]。这场论辩引起学术界对有关产业政策问题展开了更广泛的讨论, 主要焦点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产业政策与新结构经济学。有的学者认为,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五类产业”与“比较优势原则”是相互矛盾的, 而张维迎的论据则不能支持其结论。产业政策之争, 重要的是采用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因此提出实行竞争型产业政策, 重要的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而不是保护垄断。有的学者认为, 在政策制定上, 新结构经济学首先是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然后再考虑在现有资源制度条件下, 怎么样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能够使得潜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理想概念, 不能说现实市场就一定是有效的, 现实中的政府就一定是有为的。不能拿政府乱为的例子, 说成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有为政府”。二是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有的学者认为,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都是政府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既有一致性, 又存在着冲突。现实中, 有悖于公平竞争的行业性和地方性产业政策比比皆是, 不仅酿成了产能全面过剩局面,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进民退”的“挤出”效应。产业政策应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 限制在最严格且有必要的场合, 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只作为市场失灵的替代和补充而出现。有的学者认为, 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 要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角度来探讨。任何国家都在寻求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平衡点, 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 这个平衡点是不断变化的。有两个方面决定了这个平衡点的位置:一是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能力;二是市场化的程度, 市场化的程度是决定平衡点移动的关键因素。

(二) 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学者们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一是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由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两方面组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是从产业内部出发的推动因素;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等是从产业外部出发的拉动因素。推动因素是产业升级的内因, 拉动因素是产业升级的外因。两者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产业升级。对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而言, 其产业升级更有赖于需求层次空间和政府的政策因素的作用。二是产业升级的动力与路径。产业升级的动力有市场推动和政府推动。前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 依靠市场动力机制推动产业梯度升级;后者基于保护幼稚产业理论, 依靠政府扶持主导产业推动产业替代升级。三是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产业升级研究。主要有“促进”论和“被俘获”论两种思路:前者认为后进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 可以获得全球要素分工的好处, 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后者则认为后进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后, 将被俘获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无法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12]。

(三) 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研究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结合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变革趋势, 国务院2015年5月印发了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制造2025》, 也因此将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评析《中国制造2025》战略, 尤其与德国工业4.0计划进行比较研究, 研究肯定了《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满足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国际竞争性要求的工业强国规划, 也指出了与德国工业4.0计划相比, 接下来应该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制造业“往何处去”和“如何去”的问题。二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为主线, 引入“互联网+”这一新的产业形态, 推进互联网+制造业的发展。三是从工业与信息业的互动融合角度对如何提升制造业效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但也应当积极吸取经验教训。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各地往往为了追求政绩, 没有考虑好自身的发展状况, 存在“一窝蜂”盲目建设和重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象, 给国家整体经济建设带来危害。应规范政府与市场各自职能, 建立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 合理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避免重复建设。同时要加快金融市场建设, 健全资本市场, 打破商业银行对新兴产业贷款的壁垒, 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难的窘境,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13]。

六、国际贸易学领域研究概况

2014年, 发达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加剧, 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放缓, 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与之不同的是,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的规模越来越大, 与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稳步扩大出口, 维持经济总量的持续稳定增长, 把握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 努力融入全球价值链, 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近年来, 国际贸易学领域主要对五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 关于企业异质性与贸易的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 中国学者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践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模型刻画和描述了外资企业的进入对本土和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有的学者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出发, 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效应之间的内在机制, 具体考察了地方保护、产权法律保护和腐败程度对于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13]。有的学者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加以关注, 从微观层面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和出口产品质量进行考察。学者们尝试在多个维度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行拓展。

(二) 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

尽管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选择不同的测评指标对贸易便利化进行研究, 但他们得出了一致结论, 即一致认为贸易便利化能给各国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主要体现在货币收入的提高和社会效益的扩大上。精简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 是贸易便利化的最直接措施, 这些措施减少了货物在海关的滞留时长, 对降低企业各方面的商务成本、增加企业综合竞争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 对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行了间接调节, 使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减少, 提高了总体社会福利。贸易便利化能促进贸易活动的便捷程度, 这种对便捷的要求进一步促使各国提高对进出口政策的透明度, 进而提高管理控制效率, 有利于营造宽松的贸易环境, 可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 拉动国外直接投资, 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为加快推动贸易便利化, 学者们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强化政府管理职能, 建立健全协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 同建公路、铁路、港口、通信网络等公共服务设施;深化海关口岸管理, 大力发展电子政务, 促进与伙伴国的数据共享和电子清关的合作, 提高通关效率;加强与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促进生产要素、货物、服务的流通畅通无阻, 使资源得到高效配置, 市场能够进行深度融合[14]。

(三) 关于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 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价值链时代。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目前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增加值核算,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制、类型和路径, 各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所占份额和就业分布以及政策选择等。学者们对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对外贸易有如下思考:第一, 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各国在生产领域的分工合作成为必然, 很多产品都不是由某国独立生产的, 大都变成了“世界制造”。在这种趋势下, 一国要想不被世界生产体系边缘化, 只有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体系, 才能获取经济全球化的收益。第二, 一国在国际分工上的竞争力决定了该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新兴经济体由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打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原有国际格局, 促进建立新的全球竞争格局。第三, 在价值链分工情况下, 一国资源禀赋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及该企业利用他国优势要素及其他企业特殊条件的能力, 决定了该国企业竞争力。因此, 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决定了对外贸易仍然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将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支柱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条件的必然选择, 而融入世界生产体系也成为中国制造业顺应“世界制造”时代的优选[15]。我国应该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 通过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体系, 促进价值链升级, 推进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融合, 积极开展对外投资, 促进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 努力实现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四) 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研究

自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 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迅速。2014年国务院决定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 设立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 同年又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涵盖范围由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四片区域扩展到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七片区域。2016年,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 (辽宁)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湖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陕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8年, 中共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中国 (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了试点探索的新阶段。学术界对此从以下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 认为我国加快自贸区战略实施是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战略构想, 加快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的自贸试验区网络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自贸试验区建设将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同时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学者们认为, 从共性上来说, 自贸试验区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 应充分发挥试验区和桥头堡的作用, 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开放投资领域、创新金融领域、完善法制保障、转变贸易发展方式, 在体制、机制和法治上大胆创新、先行先试、面向世界, 把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 把大胆试验与谨慎求证相结合, 构建国际合作发展的新平台, 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16]。从各贸易区特性方面考虑, 应根据自贸试验区的不同性质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类型, 如转口集散型、贸工结合型、以贸为主型、出口加工型、保税仓储型和服务保障型, 对不同功能类型的自贸试验区要根据其类型, 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

(五) 关于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

中美贸易关系是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的。1949~1971年, 美国对华采取的是全面封锁的政策, 基本断绝了中美经贸往来。其后虽然经历了中美建交的关系缓和期, 但美国一直在武器和高科技产品上保持实行对华出口的禁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美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较大, 美国一直以贸易自由为名拒绝承认中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直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美贸易关系才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当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庞大的美国市场和迅速崛起的中国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美两国互利互补, 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两国经贸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但长期存在于两国贸易关系中的一些问题, 如汇率问题、贸易不平等问题, 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一直是美国贸易战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贸易不平衡、纺织品“特保”和对华反倾销等方面。自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获胜以来, 在利用本国贸易法对华发起非常规性贸易救济调查的同时, 频繁祭出反倾销、反补贴等常规性贸易救济大棒。尤其是2018年, 美国不顾中方劝阻, 执意发动贸易战, 掀起了中美贸易争端。学者们认为, 中美贸易摩擦增多归因于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逆流、两国经济利益的争夺和美对华战略遏制等。贸易摩擦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经济贸易战不会出现双赢、只会双输的观点。一方面, 作为顺差国的中方将承担较大的直接损失, 但增长潜力及巨大的国内市场加持了中国的承受力;另一方面, 美方普通民众生活成本和通胀压力因其长期增长动力的缺乏而雪上加霜, 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得人心亦将引致国际社会的反感和抵制。中美经贸摩擦是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谋求国家长远利益的持久战略博弈, 中方在应对策略上, 既要争锋相对, 又要有礼有节, 避免走向全面对抗, 努力寻求中美关系的战略平衡点, 将改革开放作为管控中美贸易摩擦的定盘星, 继续推进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经济合作, 继续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通过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广泛合作制衡美国单边主义[17]。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完善国内创新环境, 苦练内功,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努力争取在对话和协商中探索建立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

七、未来研究展望

近年来, 应用经济学伴随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化, 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实践,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充实,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未来学术界不仅要延续对未尽的研究课题的关注, 持续深化探讨, 还要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经济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展开新的探索, 可以预见将会涉及的研究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 因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形势, 研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从高速到中速的“转型再平衡”阶段, 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经济发展面临国内诸多矛盾相互交织和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干扰国内经济的双重不利影响, 容易形成共振效应, 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一些挑战和压力。面对这种新的形势, 需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任务和实施方案, 研究如何克服去产能与适度扩大投资需求、去杠杆与防止债务及通货紧缩周期间的矛盾冲突, 发挥长期增长与短期稳定的正面效应, 保持经济稳定平衡。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推进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 构建适应中国全面均衡发展迫切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对学术界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二, 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 对“十三五”规划执行情况开展阶段性评估。学者们已经从多个领域对改革开放历程进行了系统回溯, 接下来还需对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与教训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排除可能的障碍, 避免前进道路中的弯路和曲折。同时, 目前实施“十三五”规划的时间已过大半, 对“十三五”规划前半段的实现程度进行科学的测算评估、对后半段如何发力保证“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完成, 也应加强研究。

第三, 系统研究重大风险来源及防范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从现在到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学者们明确了风险防范的总体思路, 对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主要风险领域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范重点都作了大量研究, 接下来需要更加细致地分析探讨, 如何构建全方位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控政策体系的具体方案, 针对不同领域 (特别是金融部门尤其是互联网金融风险、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私营企业生存危机导致的内需减退进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 已堆积的风险如何采取措施消减其爆发的可能性及强度, 同时, 在风险未曾积累之前如何制定相应事前防范措施, 以达到“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目标, 这些都是学术界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第四, 探讨如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学术界一方面要研究应对新的不稳定因素下的国际贸易, 如何审时度势, 有礼有利有节地处理好当前日益严峻的中美经贸关系, 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另一方面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谋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广泛深入的合作可能, 争取改善自身所处的不利国际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基于特定地缘空间环境开展的功能性合作,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一些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区域互联互通倡议。对此, 需要及时跟踪研究这些倡议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 尽早研究制定有效措施防范各种风险, 应对这些倡议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竞争性影响, 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加强政策沟通, 探索对接可能, 探求多方面功能性合作, 如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的可行性。

第五, 持续跟踪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 非洲国家成为中国推进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伙伴, 学术界需要深入分析中国对非投资的发展历程、分布特征以及对东道国的影响, 借鉴美国等对非投资的经验教训, 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广泛参与国际竞争, 深入参与非洲生产网络, 提升东道国技术水平,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同时, 充分利用非洲广阔的土地资源、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 减少国内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涨给生产成本增加带来的压力, 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 充分利用非洲国家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 满足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能源、劳动力的需求, 提高企业竞争力, 使中非达到合作共赢。与此同时, 需要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 研究中欧之间在规范、标准、资金和规划对接等方面的合作空间, 以资金和技术投资协助交通运输和能源网络建设, 更快更好融入泛欧网络, 构建中欧互联互通平台, 跳出中欧零和博弈思维,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扩大战略的对接, 实现中欧关系的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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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万晓琼. 应用经济学研究综述:2014～2018年[J]. 改革, 2018(11):147-158

• 注释、参考文献、关键词、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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