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江讲座实录：在学术界谋生存（含问答环节）【转】

*本文转自CCPLS读书会：https://www.douban.com/note/498432610/；强烈推荐阅读后半部分的问答环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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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为2015年4月2日李连江教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纵横讲座系列第三讲的讲座实录。

李连江：在学术界谋生存

我不习惯长篇大论，所以我尽量30到40分钟之间结束。

我讲的标题是 “在学术界谋生存”，跟汪老师给我指定的题目有点不一样。更准确说法是在标题上加一个“我”字。但是如果海报上用了准确的标题，各位就不会来了。你在学术界谋生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与我何干呢？

我们先看看我今天要讲些什么。这是提纲：首先我会解释一下我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在学术界谋生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后面进入正题。生存，能不能活下来，关键是有没有生存意识。我先讲什么是生存意识。后面四项，选题、方法、写、讲，是生存基本功。第七项“名”，我想各位都有兴趣。想做学者，不去经商，那是因为你觉得“名”比“利”更重要。但是我们学者如何处理“名”的问题，“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几种“名”，到底要去怎么样获得比较好的名声，怎么样去维护这个名声，我们留在最后讨论。

好，我现在解释标题的意思。我今天讲的是我自己在学术界谋生存的一些经历，不是成功经验。跟各位有什么相关呢？只有一点相关，将来各位要成为学者，可能会觉得学术界是个原始森林，没进入之前觉得有点恐怖。学术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术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可以给各位做点介绍。我可以承诺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良心话，不会骗各位。前些年有本书很红，书名好像是《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如果真能复制的话，作者一定不敢告诉你。他成功可以，大家都成功就没有他了。所以讲“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定是假的，百分之百假。我今天讲的不是成功经验，也不可能复制，但是因为学者面临的问题有相似的地方，你看前边的人是怎么过来的，对你可能有点好处。

所谓良心话我说过一些，前些日子卫华和我们系毕业的田雷博士在微信上把我写的两篇东西发出来，那也是良心话。但那是公开文本。我们说话都讲究时间地点场合。公开文本说的与小范围讲的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小范围，有点像是在朋友的沙龙里边，说话可以随便一点。公开文本不方便讲的，今天会讲一点；公开文本不方便明讲的，今天可能讲的明确一点。

以上是对标题的解释。

1、生存意识

我对学术有我自己的理解，对在学术圈生存也有我自己的理解，跟各位的观点不一定一致。第一，什么是学术？学术，包括两个东西，一个是学，一个是术。学是科学性的一面，术是艺术的一面。我对于学术的理解是：学术是创造、承传真知的科学与艺术。

与此相应，学者有两项任务——承传与创新。承传就是继承与传递。在学术史上，每个学者都是一节链条。要尽到一个学者作为学术史链条的职责，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你必须达到前人的最高水平，不然就对不起前人；对不起前人也就对不起后人，就没有尽到承传的职责。学者还有一个责任是创新。这一辈子仅仅把前人的东西学会教给后人，只尽了学者一半责任。所以我说学者的工作就是创造和承传真知。

为什么学者要有生存意识？两个原因，第一，当学者很好。第二，当学者很难。

当学者很好，因为学者是精神贵族，很特殊的精神贵族。文化大革命时贵族被骂得很惨，其实在欧洲语言里，贵族是个带褒义的词，跟我们讲的精英差不多。学术生涯是特权，是衣食无忧地追求自我丰富与自我实现，是有责任、有使命的特权。在当代社会，只有学术生涯真正符合马克思的劳动理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共产主义社会，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灭，人们都得到全面发展，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天赋和爱好自由选择职业。劳动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本身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关键是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你去问问各行各业的人，如果他不做这份工作也能生活得很好，他会不会做。我想也许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会说能不做就不做。唯独在学者这个群体里，你会听到一个答案，即使做不做学问跟我的收入无关，我也要做学问。对这些学者来说，劳动就是他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是精神贵族。

因为当学者很好，所以当学者也很难。难就难在有个学术界。学术界是由学者组成的，但学术界很复杂。学者见面都很客气，现在不作揖了，但见面总会点点头握个手。但是跟你握手寒暄的学者不一定尊重你。如果一个学者在其他学者心目中没有地位，得不到承认与尊重，那他在学术圈里面就没有真正生存下来。学术界的生存有很多方面，表面的生存不等于真正的生存。比如，见到一个大学校长，大家会很恭敬他。但是如果这位校长在同行里面得不到尊重，那么他作为一个学者就已经死掉了。最近有个大学校长得了自然科学进步一等奖，成果是透明计算。我不懂什么透明计算，但从网上专业人士的讨论看，可以判断这位校长作为学者在同行心目中已经难以生存下去了。在学术界生存就这么困难。

这样看，学者的生存有很多含义，“死亡”也有不同的含义。不过，真正活着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尊重。至于并非真正活着，则有不同的状态。表面上还活着，实际上已经死了，这是一种状态。半死不活，又是一种状态。所以说学术界“活法单一，死法很多”。实际上很多学者是自己把自己干掉，在学术界属于自杀。学者自残的现象更多。所以学者还有一个特点是“伤法无数”。受伤实在太容易了。我是不是把学术界讲的太凶险了？不是。学术生涯有它可爱的地方，也有它凶险的地方，我们要把这两方面平衡起来。既然学术生涯是个特权，学术生涯一定很艰难，要不然怎么成为一个特权呢。成为贵族是很不容易的。下面我讲四个在学术界谋生存需要注意的事情，算是给各位的提醒和建议。

2、选题

第一是选题。我们选题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我们关怀的东西。我说的是关怀，不是兴趣。如果学者做的东西不是发自内心关怀，日子很难过。为什么？因为你一天到晚琢磨那些东西。你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关怀它，你的日子是很枯燥无味。如果你关怀它，兴趣是可以持久的，如果你不关怀它，兴趣是很短暂的。

对于读研究生的同学来说，尤其是读博士的同学，选题实际上是选自己的身份。学者在选课题的时候，选的是自己的身份。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消息，说有人在申请经费时，课题是周永康的法治思想。假如这是真事，拿到经费了，但是作为学者的身份没有了。选题就是这么重要。

选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不要凑热闹。一个学术问题成为显学了，成了很热闹的东西了，我们离它远一点。我认为选题时最好比别人早半步。早太多不行，早太多谁也不理你。但是要早半步。等你的东西做完了，其他学者跟进的时候你已经可以转移阵地。早半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少做很多人觉得最困难也最不喜欢的事，就是去读其他学者的东西。读研究生的同学一定有体会，做文献综述，老师总说不全，你又不愿意去弄全，觉得很多所谓文献是垃圾。如果你选的题别人还没写出东西，就少了这个麻烦。

选题还有一个考虑是可持续性，这对我们读博士的同学尤其重要。你读完博士学位进入学术界了，博士论文是你进入学术界的敲门砖，但是你还得有第二次进攻的能力，所以你的题目得有可持续性。衡量一个年轻学者跟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学者，最容易观察的指标就是看年轻学者写文章时是跟谁对话，资深学者写文章时是跟谁对话。学术进步的标志是从与他人对话到与自己对话。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有持续性的课题，在这个课题上进入了最前沿，保持了最前沿的水平，写文章的时候就是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对话也很难，超越自我非常难，但比跟他人对话、超越他人多一点乐趣。

3、方法

治学方法有广义，有狭义。广义的方法其实就是怎样去经营管理自己的时间和才能。为什么用经营管理这个词？我们作为学者，资产是什么？资产有两个，一是父母给你的才能，二是你的时间。治学方法就是妥善管理你的时间和才能，以最佳方式使用它们。在座的都是年轻人，对于时间不一定有特别强烈的意识。我们很难判断自己的才能，但我们对自己的时间应该有很敏锐的感觉。我问一下各位：你每天除了睡眠吃饭，假定有10小时，这10个小时的质量相同吗？各位年轻，可能你觉得每天时间的质量是一样的。但是你只要认真观察一下自己，一定会注意到你在一天里面有那么一段时间，想问题就好像快刀斩乱麻一样，思维非常犀利；但是在另外一些时间，你要再想困难的问题，根本想不动，像钝刀割肉。你知道从几点到几点是你最好的时间吗？如果不知道，那就是对自己的时间还没有进行有效管理。你很可能会浪费掉你最佳的时间，比如用最佳时间做次等重要的事。如果你知道哪两个小时是你一天最有效的时间，那么这两个小时就千金不换，任凭谁找你去开会你都不去的。这就是时间观念。我们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少。有效经营管理我们的时间和才能，是我们在学术界生存最重要的功夫。有的年轻学者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强。我大概两年前到上海的另外一个学校去跟年轻老师座谈，说你们要保护自己的时间。有个年轻老师后来跟我说，听了就好像被雷轰了一下。因为他没有这个观念，他不知道自己一天哪一段时间是绝对不能被别人占用。这就是我们讲的广义的治学方法，就是妥善管理经营你自己的时间和才能。

狭义的治学方法就是我们学的方法论之类的东西。这里，我给各位讲三个有点颠覆性的想法。第一，研究方法不是进攻的武器，方法论主要是做防御用的。你做了一个研究，去开会报告你的研究发现，听众永远都会挑战你。最方便、最容易的挑战的就是说你方法有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方法论训练，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防御了。能不能把方法论当成进攻武器呢？当然可以，不过我不喜欢那样做。学术界抖机灵的人多，踏实的人少，刻薄的人多，厚道的人少。我倾向于趋向少的那边，而不是趋向多的那边。

第二个有点颠覆性的想法是，学方法论的目的是敢于违背方法论的禁忌，学会了方法论以后你就敢拿“不是”当理说。方法论专家认为必须避免某个作法，你学通了方法敢说我有理由偏偏这样做。当然，你一定要讲出你的道理。比如说，计量方法专家告诉我们不能依据因变量选择案例。可是，如果我是做类型分析，那么我就有理由依据因变量选择案例，因为我并不关心我鉴别的类型有没有普遍性。你们心里可能想，李老师是不是专门走偏锋？我做的是比较主流的研究，但是我有点走偏锋的倾向。我原来不是学政治学的，而且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看政治学的时候有个倾向，就是认为那些理论没什么了不起，包括方法论。我认为方法论的书，成千上百的，大部分是垃圾。谁写的方法论书值得看呢？你要先看作者自己做不做学问，越是不会做学问的人写的方法论书越艰深。那么是不是学问好的人写的方法论书就值得看呢？也不一定。我给各位讲一个自己的例子。我上高中的时候，老师说，你成绩不错，给同学写一个学习经验好不好？我就写了个学习经验，现在还记得内容。上高一嘛，虚荣心很强的。写的学习经验包括什么课前预习啊，课后复习啊，上课认真听讲啊什么的。写了一大通以后，我自己看了看，忽然意识到一点，我写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做不到的。会做学问的人写的方法论书很多是这个情况。在座都是优秀学生，你们肯定有这个体会，你们总结的学习经验大多数是自己做不到的。

第三个想法是疑人不如疑己。开会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方法问题。实际上那些提问的人提的那些要求他们自己也做不到。这是用怀疑别人的方式来表现自己。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要“自私自利”一点，怀疑别人不如怀疑自己。怀疑别人、批评别人可能会增加你自己一点点虚荣，但是只有怀疑自己，才对自己有帮助。什么叫怀疑自己？就是对自己可能犯错有高度的警觉。我在这里拿翻译做例子，因为我们是外语学院。我前段时间写了个像漫谈一样的东西，专门讲翻译的。我有资格讲翻译，因为我翻译过很多东西——虽然发表的不多。做翻译的时候最重要的本事，也是优秀翻译家和普通翻译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优秀翻译家一旦有一点点可能不对的地方，他立刻就会意识到，就会怀疑，然后立刻就会去查字典。恰好是那些“半瓶醋”的翻译，信心满满，结果就会闹出很多笑话。所以说，我们在方法上、在治学上怀疑别人、挑战别人、批评别人，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在自己身上。这叫做疑人不如疑己。

4、写作

学者一定要写东西。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我的老师欧博文教授经常说的一个道理。一篇文章有十成内容，要下十成功夫，前百分之八十五的内容可能用百分之十五的功夫，最后的百分之十五要投入百分之八十五的功夫。后面的这百分之十五的内容才是非学者跟学者之间的差距，也是平庸学者和优秀学者之间的差异。前百分之八十五，有些部分还能打个腹稿。后百分之十五基本上打不了腹稿，是写作过程中碰撞出来的火花。所以，大家写文章的时候千万不要等想好了之后再写，等想好了再去写的话，你永远也写不出来，永远也写不好。我自己觉得，学者的创新工作就是写。

5、讲

在学术界生存，任何一个学者都要有三“讲”：第一“讲”是求职，找工作的讲；第二“讲”是给学生讲；第三“讲”是给同行学者讲。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即将毕业的博士到用人单位做求职演讲时，往往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求职相当于卖期货，所以不要只想办法出卖你的实际价值。即便你刚毕业学问就很优秀，人家也不放在眼里，真正被放在眼里的是你的聪明。一个重要细节就是求职演讲时千万不要拿着稿子“念”，一定要去“讲”。你一开始念，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这个人不够聪明。给学生讲，关键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帮他们学会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千万不要在学生面前炫耀学问。至于给同行讲，那是汇报工作，请求指正。这三讲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掌握分寸。有的学者开学术会议总超时，就是忘了自己的身份，把听众当成了学生。

6、名

没有一个学者是不求名的。

如果一个学者说“我根本就不在乎名声”，那么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这个学者是真正谦卑，另外一个是这个学者傲慢得无以复加。后一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什么叫“名”？为什么求名是正常的，正当的？

学术界的“名”是指学术界同仁对你的承认和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求名就是求真正的生存。不在乎同行对你的承认和尊重意味着你看不起同行。所以说，不求名的学者是不正常的。但是，求虚名的学者也不正常。

什么叫虚名？你并不在乎的人对你表现的哪种轻飘飘的尊重，那就是虚名。还有一个名叫恶名，即坏的名声，大家都讨厌和厌恶的人对你表现的哪种虚头八脑的尊重，那样的名叫恶名。复旦的唐世平老师说，有些文章不能写，因为会留下骂名，我很赞成他这个说法。

我们在学术界对于名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名，一定是你尊重和承认的人对你的尊重和承认。将来如果各位要进入学术界或要成为学者的话，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意见。

韩愈老先生说：“内不足者，急于人知”。

这句话颠倒顺序更有意思，“急于人知，内不足者”。一个人生怕别人不知道，找所有的机会抛头露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肚子里没有东西。这样的人最容易炒作。对年轻学者伤害最大的就是“炒”。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实力——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学者——炒是没关系的，因为他就像一大块肥肉，怎么炒也炒不糊，越炒，出的油越多。但是很多年轻学者是禁不起“炒”的。我在这里引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里的一段话：“黄油失踪以后，取代它的是人造油。这玩意儿放在汤里面，还能呈现出几个油珠儿。但一用来煎东西，则在锅里呲呲几声，一缕轻烟，油就烟消云散了。”季先生留德时刚好赶上二战，战争后期他在哥廷根挨了几年饿，因为德国人把资源都用在了战争上。我们一些年轻学者可能是一小块“人造油” ，不炒作，“还能看出几个油珠来”，一炒就烟消云散了。我在这里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前几年有个造成点小轰动的事，出版界著名的“奸商”要推出一位年轻的翻译，十几位著名作家的名著要一个人一条龙包下来。那个译者应该是有点才能的，但是他就像一小块“人造油”一样，放在锅里一炒，就烟消云散了。我说的烟消云散是这个人在学者心目中一辈子翻不了身了，学术界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在学术界，一个人的名声一旦倒掉，就永远翻不了身。所以我们各位年轻人一定要小心，面对利益的诱惑时要把握住自己。把握不住自己，要么是“自残”，要么就是“自杀”。“名”很脆弱。

这个问题可能过于严肃，那么在这个过分严肃的话题之后我们可以启动下一个环节——提问。大家随便提问，问什么都可以。我就讲到这里。

问答环节

问：李老师您好，我有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我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您刚才说做学问比别人要领先半步，下面一条说要有比较优势，那么我想问一下中间的尺度应该如何把控？这种能力可不可以训练出来？谢谢。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选题的时候要比别人早，还要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做到这一点确实很困难。我认为在这问题上刚好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唐世平老师，他是做国关的。你如果看一下唐老师做学问的路子，会得到很多启示。他不走主流，利用的优势恰好是他的多学科背景，而他想问题确实比别人要早半步。我相信如果他去做主流研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理想主义，唐老师永远出不了头。西方学者从本科就读那些经典著作，唐老师什么时候才开始读国关的东西？所以，如果做国关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中国学者做国关理论最大的比较优势。中国崛起，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国际关系理论会产生什么影响？你敢不敢想这个问题，敢不敢从跟别人不一样的角度想，可能就决定了你作为国际关系学者能不能得到其他人尊重。我不懂国关，只能这样含糊地讲。
 
问：李老师好，我是外校来蹭讲座的，我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法专业，对您讲的方法特别感兴趣。我现在面临一个困惑：有的问题用法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同时要用历史或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这时，一个历史“门外汉”或国际关系初学者就会面临其他人在方法方面对我们的挑战。对于我这样一个在此之前纯粹学习国际法，现在面临着要学习多学科知识的人，您能否给一些建议？
 
答：做学问最重要的不是方法，是我们想问题的角度。如果我们对自己想问题的角度有信心，那么在方法上应该勇敢一些。如果你研究国际法问题要使用历史等其他学科的东西，你不要按照这些学科的行规做，要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打个比方说，大家现在既学习母语，又学外语，如果你用达到母语水平的要求学习外语，那是不现实的，但我们都可以用外语。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学习和使用一个学科的知识。比如说历史，历史要花一辈子功夫才能学通。我们这些不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不可能像正统的历史学家一样把历史搞清楚。但是，历史研究的有用性，或者说，怎样使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搞历史的人往往不清楚，清楚的反而是我们这些旁观的人。如果我们只是使用历史学研究，那么从我们的角度看到有用的东西，就把它不客气地拿过来。不过，要提醒你一句。用的时候要认牌子，学术界的品牌比商业界的品牌更重要。比如说，如果我们要用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就要看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和他门下弟子的东西，只认复旦这块牌子就可以。你只要掌握了某个领域里边公认的最响的那块牌子，你可以去用它，第一你用的很放心，第二很安全，谁也不敢轻易挑战你，
 
问：我是12届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关于选题，您刚提到开路不如架桥中的架桥是指什么？另外，您刚刚提到的中国崛起实际上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如何从这个热门话题中找到别人做不到的课题？还有就是学术界有许多一脉相承的观点，如果去挑战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应该怎样处理呢？
 
答：我们还用唐老师来做例子。唐老师并没有挑战任何人，他也没有去修正任何人，他就是讲出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你说中国崛起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个热门题目，它可能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未必是一个热门课题。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话题是大家都敢说的东西，我对国际关系没有任何研究，也敢议论这个问题，这叫话题。课题是只有专家才敢发言的东西。和平崛起这个词提出来的时候李光耀先生就认为不聪明。据说是中央党校的某位老师提出来的。这个老师只是用中文在想问题。在中文里，和平崛起似乎没有明显矛盾。但是，一旦把它变成西方文字，和平崛起就变成自相矛盾。如果我研究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我首先要看看中国过去这三四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讲影响，一定是讲某一个东西的影响，问题是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内的理论界也好，舆论界也好，学术界也好，是没有一致意见的。中国发展可能有自己的模式，但这模式只能根据事实总结出来，根据实证研究发现它，不能坐在书房想当然地编造出来。 
 
为什么护路不如铺路，铺路不如开路，开路不如架桥？我自己觉得，在学术界，尤其是年轻学者，尽量不要去写那种“与某某某商榷”的文章。你写这样的文章，就相当于是在护路，维修路。你与某某某商榷是先承认他做的东西很重要，你做得再好也还是先承认他做的研究很重要；你的目的可能是想驳倒他，但你的作法本身是维护了他。如果一个人做的东西是荒谬的，是毫无价值的，你认为是垃圾，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他。有些学者到中年以后会有危机感，往往是因为他们写的论文都是在还击别人。大家知道，在拳击比赛中，有主动出拳的一方，有反击的一方。在学术界，尽量不要做反击的一方，要做出拳的一方。另外，这里有个难度问题。护路，铺路，架桥之间有难度差别。架桥是最困难的，但是你一旦架了桥，在学术界就有个优势。你开出一条新路，人家到这里来不一定会走你的新路，可能另外开一条路。但如果你架起了桥，大部分学者会从这个桥上过去。在境外有些大学的学术考核中，会考虑到引用率。一篇文章怎么才会被别人引用呢？有两个条件。第一，文章里一定要有一句话，只需要一句，能把文章点透。这就相当于你要拎一个包，如果包没有提手，肯定很难拎，有提手，有那句话，就好拎了。第二，在某个问题上，你这篇文章是一座桥，大家必须走过去，绕不开。做学问不光要给自己界定一个身份，其实还要有点市场意识。我这里讲的护路，铺路，开路和架桥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诸位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我可以很不谦虚地告诉各位，在一个问题上，我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在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分类上。我有一篇与欧博文教授合写的文章是1996年发表的，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仍然有人引用。为什么? 因为只要研究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就绕不开它。这篇文章不是一条路，是一座桥，你一定从那座桥上过去才能进入这个领域。另外，我基本上不写跟别人商榷的文章。只有一个例外，是我2010年时写了篇文章跟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商讨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的区别。那篇文章我写得毕恭毕敬，但是如果认真看是能看到些锋芒的。写这样的文章完全不符合我的个性。我不跟别人辩论，别人批评我，我坦然接受，但是不回应。我不是不尊重批评的人。问题是，你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也知道重要；你认为我有缺点，我比你更清楚我的缺点；你认为我的文章有漏洞，我当然知道我的漏洞在哪里。所有自觉的学者写文章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漏洞。写文章时，一个很重要的功夫是掩盖自己的漏洞，让评审看不出来。在学术界，如果你总是跟别人商榷，总是去和别人辩论，那你永远都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这个作用是不是重要，我很难判断。但是我觉得从投入和收益的角度来看是不划算的。我们每个人研究一个问题，研究完了马上就知道现在这个研究是有漏洞的，你不需要等别人来批评你。这和我刚才讲的那点是一样的，我不去怀疑别人。怀疑别人是利他主义的作法，批评别人，指责别人，挑战别人，都是利他主义的作法。我是个很自私自利的人，宁可花时间和精力怀疑我自己，因为这样对我自己有帮助。
 
问：您刚才说选题早半步就不用读文献，但是对于一个初学的人来说，太新的题目没有文献综述，别人会认为不学术，该怎么把握这个度？
 
答：我在中大讲课的时候和在其他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反复强调一点，文献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看文献？我们为什么要掌握文献？文献是给我们搭台子的东西，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永远讲我的研究是新的，那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是新的呢？证明的方法就是综述文献。综述文献就是说明这么一个事实：现在的研究里，做得最好的做到了这一步，但他们做的比我还差一点。这就是文献综述唯一的功能。我们看文献，就是为了给推销自己的研究发现撘个台子，撘个很公平的台子。做文献综述时务必公平评价其他学者的成果，甚至不妨把别人的研究夸奖一番，千万不要贬低别人。别人做得好，你做得更好，才有意思；如果别人做得差，即使你做得比他们好一点，也不说明你做得好。年轻学者面对文献永远都觉得文献太多，希望把文献完全掌握。有没有可能？没有。你今天做完了前面的，今天又出了些新的。你如果跟着文献走的话，永远是跟着别人跑，而且还不是紧跟着别人跑，你比别人还晚两三年，因为有个出版周期。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要使用文献而不是要掌握文献。完全掌握文献第一不可能，第二没必要。我打个比方，看文献非常像我们买衣服。你如果不知道是给谁买衣服，或者你不知道自己的喜好、尺寸，去大街上看，到处是衣服。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想买什么样的衣服，比如夏天到了，你要给自己买夏天的衣服，买某种场合的衣服，你去商场里看，会发现合适衣服很少。如果你要给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买衣服，衣服就更少了，因为你知道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穿衣服的特殊喜好、品味。你如果有了这些具体的想法，你就会发现衣服特别少。对于研究来说，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东西，如果你自己有想法，有新的观察，新的解释，那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要推销自己的东西时候，就会发现相关文献很少。所以，我们对待文献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我们需要知道文献，用诸葛亮的读书方法，大家看《三国演义》肯定有印象，叫做“独观其大略”。一本书翻一翻，知道大概什么意思就够了。一本书，看看书评；一篇文章，看看摘要，知道他说什么就够了。第二步是要下工夫的。等你自己的研究做完以后，要用文献去铺垫自己的台子的时候，需要找这个领域里面做得最好的人的文章的漏洞。每篇文章都有漏洞，关键是这个漏洞在哪里。如果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漏洞一定是在事实部分；如果是研究理论问题的文章，漏洞一定在导言里面。如果你在导言里边没找到可攻击的地方，后面休想找到。一旦接受了导言的东西，后面就根本不会找到问题了，因为一篇文章能发表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作者要千锤百炼，还有一个评审的过程，评审最重要的功能是防范出明显的问题。所以，漏洞一定在导言里面，导言的漏洞很多时候是在他没有说出来的假定里面。这时，看文献就不光是看字面的意思，还要看字里行间的意思。他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背后有个假定，这个假定他没说出来，你给他找出来，然后你说这个假定可能不成立。头几天卫华老师在他的公众号里推出一个我写的一篇关于用英语写论文的感想，那里提到了这一点。用英文写政治学的文章，拿中国的事实到美国政治学杂志跟那个理论文献对话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新的事实构建成一个很细但是很坚硬的像铁棍一样的东西，我把这个铁棍比方成女士穿的高跟鞋的那个高跟，很短很小，但它可以把你立起来，很踏实地立起来。这样的文章的价值是把现有的西方文献里隐含的假定挖出来，然后说明这个假定不成立。
 
我顺便讲个故事，让大家轻松一点。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做一个梵语的博士论文。他的导师被征从军了。导师不在学校时，季先生花了两个月时间做了一个文献综述，花了很大功夫，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材料，写了一个很长的综述。他感到很得意，等老师回来度假时，他去交给老师，第二天再去见导师的时候，满心希望老师会夸奖他几句。但一进门就觉得不太对头，发现老师面带微笑，但是笑得有点诡异。然后，他看到老师在他的文献综述前面第一个字前画了一个括号，最后画了一个括号，再划上一个尾巴，就是删除的意思。季先生说，他辛辛苦苦写的文献综述，就这样被老师坚决干净彻底地消灭掉了。看他有点懵，老师才跟他说，你这个文献综述花了不少功夫，但是你的综述是不全的，你永远做不全也没有必要做全；你既然要做一个新东西，那你就去做，做出来再告诉人家你做的是新的，人家承认你是新的就够了。研究生做的题目，导师有时不懂相关文献，他觉得所有发表了的东西都是文献。遇到这样的老师，学生要主动告诉他，有些文献是假的。我们国内假文献很多。我头几年到我的母校南开大学去开会，遇到两个博士生。我问她们在做什么。她们说在做某一方面的课题。我说进行到什么阶段，她们说在综述文献。我说你们在综述什么文献。她们告诉我在看某某某、某某某的写的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些都是编的，都是假的，你综述那些干什么。关于文献我就说到这。我刚才特别强调一点，今天像在朋友的沙龙里，讲的东西会得罪人，我一般不在公开场合这么说。
 
问：有个观点我不是很赞同，您说做学术不能去怀疑别人，怀疑别人不如怀疑自己。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对别人的文献就要一味接受。但是，我觉得做学术首先是要善于去怀疑别人，然后才是怀疑自己。因为我们都知道，文献有好的也有坏的，如果是好的当然可以接受，但如果这篇文献不好，那我不怀疑他而去接受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第二点，我认为人对自己的缺点看得并不清楚，但是对别人的缺点看的很清楚，所以一个不善于去怀疑别人的人怎么能怀疑自己？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怀疑别人，知道别人的缺点，知道以后才可以映射到自己，才能不断完善自己。
 
答：你这个观点我完全赞成，我们没有不同的地方。我强调的是怀疑别人不如怀疑自己，而不是说不要怀疑别人。我说的意思，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我们当然要怀疑别人，但是你怀疑别人对自己没太大用，真正有用的是怀疑自己。
 
问：我有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的写的那个部分。我读过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大学做老师的要既会教书，编书；还要会写书、译书。”他在这里说的编书可能不仅是编教材，可能还有工具书，那这个写也可能不仅是写学术专著，还有可能是写诗或者向报刊投稿这样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作为一个像您这样的老师，您认为在生活中除了写学术专著，有没有写其他的文章的，像随笔甚至散文有没有可能？
 
答：我刚才谈了这个问题。学术有两个部分，我强调的是我们创新的部分，还有承传的部分。我们每个学者创新的学术生命是很短的，而且很难维持。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各位，我跟五年前比，作为创新的学者的生命已经少了百分之五十了，但是我作为承传的学者仍然是百分之百。译书、写教材、编书、给报刊写文章，都属于承传，这也是学者必须做的，也是学者必须做好的。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同样是讲《论语》，北大的李零先生是大学者，在电视台讲《论语》的不是学者，就这么简单。在电视台讲论语的没完全看懂论语，歪曲孔夫子。你去看李零先生的书才懂得，原来《论语》是这么回事，原来孔夫子是这么有趣的人，原来孔夫子和他学生的对话都是有具体场景的，原来孔夫子成为圣人是他的学生抬出来的，学生自己要当圣人，所以要把老师捧成圣人。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学问。你提的问题很好。我认为我作为创新的学者那部分生命还会延续几年，但是很快就会过去。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要超越自己。很多学者一旦成了著名学者，他们作为创新的学者的生命就已经消失了。那是成名的代价，要把自己创新的生命耗尽，才能成名。有的学者不承认这一点，我承认这一点。我知道我创新的生命已经消失一大半了，而且正在快速消逝。标志是什么呢？是我现在再写新的文章，要想写得比以前的文章好，越来越困难。但是，要保持创新学者的身份，下一篇文章就必须比前一篇文章好，不然就不要去写。幸好学者有两条命，我作为承传的学者，不仅能保持以前的水平，还会去发展新的承传能力。
 
问：我们在写作时会碰到一个问题，引用一个案例的时候，那个案例可能是我们本人亲身经历过的，怎么才能把这个经历描述得既生动又有画面感？去年汪老师给我们设计了一个期末作业，因为来上学之前我在基层的政府部门工作了大概三年，我也参与了有关基层农村的项目。我文笔也还不错，但是我在引用这个案例的时候就觉得描述得不是特别好。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答：写学术论文，不需要你描述出来。写学术论文是讲一个道理，等你需要用一个具体情节的时候，那个情节一定是经过剪裁的，用来说明一个道理。如果你把一个事情讲成一个故事那就不是一篇学术论文了。学术论文，可以只读每一段话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不影响你对全文的理解。一个段落，第一句话是个转折，前半句总结上一段，后半句开启这一段，最后一句话总结这一段。下面一段话结构是同样的。一篇文章就是ABCD这样一个结构。案例一般用在最后一句话，前面讲个道理，后面讲事情的要点，比如引用一句话，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前面的观点。不需要讲完整的故事。讲完整的故事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讲得越多越细越讲不明白。我们做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人有时强调深描，当然有道理。但是，如果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说什么，深描很容易变成黑描，越描越黑。你越说别人越不明白。我举个例子。头些年湖北省京山县杨集镇做过一个乡镇党委书记选举的实验，有学者去调研以后写了篇报告。报告里一句话很怪，说杨集地理位置东经多少度多少分多少秒，北纬多少度多少分多少秒。我们想想看，东经北纬，地理位置，跟搞乡镇改革有什么关系？这就是黑描。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说什么，你觉得你掌握的故事非常非常详细，哪一个细节都不能少。如果你自己知道想说什么，你就知道这个故事里哪一个细节是相关的，这里说的相关就是英文说的relevant。如果你掌握很详细的案例，不妨先写一个案例的报告，给自己看，写论文的时候你可能只会用到这个报告里面的几段话，几句话甚至几个字。没有人有兴趣去看你那么详尽的东西，只要说明一个道理就可以了。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呢？我掌握了这么详细的东西结果只能说那么一点。没什么遗憾。年轻学者经常混淆研究过程与论文结构。研究过程从A开始到B到C到D，文章结构可能是颠倒的。写文章讲你发现了什么。你掌握那个案例，有实际工作经验，那是你的认识过程，这是基础。等到你知道别人不知道什么的时候，或者知道别人掌握不全或不准确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个故事还有另外的百分之五或者某个情况的真相是这样。这就是你的空间，文章就好写了。
 
问：你说定量是科学，定性是艺术，艺术高于科学。我看到这句话感到很庆幸。我导师要我用定量方法的时候就可以说李老师说定性要高于定量。我想问的是，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很多文章是用什么建模，用定量的方法。我想问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种倾向，你真的觉得定性要比定量重要吗？ 
 
答：定性可以做的很好也可以做的很糟，定量可以做的很好也可以做的很糟，这两个方法本身是没有什么优劣的。但是有一个特点我们要注意，所有的研究都是从定性开始的，如果定性研究还没有做好就开始做定量研究，那你收集的数据是不可靠的，你处理的方法不管怎么精确，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是垃圾进垃圾出。
 
我举个例子。政治学里有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叫政治信任。有些调查中国人的政治信任的问卷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问题，问两问。第一，对中央政府的信心，第二，对地方政府的信心。但是，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中国的地方政府到底是谁，中国的地方政府跟美国英国那样的地方政府，是一回儿事吗？如果说中央以下的政府都是地方政府，那不得了啊，我们一个河南省一亿多人口，比欧洲最大的国家德国人口还多。你说河南省是个地方政府，可能概念出问题了。如果用这样的数据，模型建得再漂亮，分析得再精致，结果也可疑。因为你不知道数据在说什么。
 
但是，定性研究做好了，下一步是需要定量研究的。我强调定性研究有艺术的成分，因为它创造性成分更多。我们做定性研究之前不知道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要知道它是什么，有时候是要拍脑袋想一想的。就像我们发现了新物种，要给它命名，命名不是件容易事。没有命名之前，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当然就谈不上测量。定量跟定性研究都可以做得很好，也都可以做得很差。我们刚才举国际关系作例子，如果要探讨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变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个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发展机会，首先要知道中国过去这三四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定性研究。定性定得不准或不客观，后边的研究再精确也没有用。
 
在方法论上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做定量的人敢说看不起做定性的人，做定性的人不敢说看不起做定量的人，这是由市场决定的。做定量研究的门槛稍微高一点。门槛高一点，入门的人就有一种优越感。实际上做定量研究出垃圾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有些做定量的人有方法论优越感，实际上是不自信，他们不知道定量研究的局限性，才去炫耀定量研究多么优越，真正懂计量方法的人是不会炫耀的，他不会炫耀说我做的定量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知道定量研究里的猫腻多得很。我自己是既讲定性研究，也讲定量分析，我当初花时间研究定量方法，最主要的动力不是要用它，而是觉得有些做定量研究的人在骗我，我得先学会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骗人的。这是一个很强的学习动力，也是个很健康的学习动力。如果哪位同学学外语动力不足，你可以看看你很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比如说你很喜欢英国的奥斯丁，然后看看中译本，你觉得译得很差，再去学英文，动力就强了。
 
问：您刚提到创新能力会下降，我们在挑导师的时候，尤其是要去美国的话，我们先看中哪个导师然后再去申请那个学校，那你觉得挑导师应该选那些已经出名了然后年级也比较大的老师，还是那些年级比较轻但是创新能力比较强的老师呢？
 
（李老师插话：看你读什么专业）
问：我是念语言学
 
答：去找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因为他可以帮你找工作，那些功成名就的人的学生在各个地方当院长当系主任，等你毕业了他可以帮你找工作。你要想长学问，靠自己。如果你想长学问，去找那些潜力股，就是中年人，他还在上进。但你自己也要有一定的东西，一定要有对导师有用的东西，然后你才可能与导师有比较实质性的合作，才能学到真功夫。我们很多留学生，这又是得罪人的话，在美国读了博士学位，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导师第一不懂，第二没兴趣，所以老师的本领他学不到多少。 
 
问：您知道一篇论文中最重要最难写的就是文献综述部分，然后您说有的文献是假的，不用去理它。我们现在这个水平不知道怎么去辨别什么样的文献是真的，什么样的文献是假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就是我上学期写文献综述的时候，导师的评价是，只是一些观点的堆砌，就是把前人研究过的问题拿过来再总结一遍。但我看其他人的文献综述也是这么写的，就是把别人写得拿过来总结一遍。我的导师说我做的不对，跟我解释了一遍，但我还是没有太懂，所以想趁这个机会请教一下老师。
 
答：我首先声明一点，我说的只供你参考，最后还要听老师的。你的老师对你的评价我可以理解，如果你只是把别人说过的观点概括一下总结出来，这确实不叫文献综述。刚才那位同学说我们一定要怀疑别人，你去做文献综述的目的是要发现文献的不足，发现别人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怎样去判断？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没有东西的时候是判断不出来真假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品牌。学术界是要注意品牌的，每一个领域里面做的好的就那么几个人。你的导师有义务告诉你这个领域里面谁做的东西值得看，谁做的东西不值得看。值得看的那几个人，你去看的时候要努力去找他不够好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天下没有完美的研究，你找到了他不够好的地方，做文献综述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别人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恰好就是需要你去做的地方。 
 
问：我对做研究还有个困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研究领域，但是这并不等于你有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可能需要一个好的理论，就是说当你发现你的理论不能解释你观察到的这些现象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但是有的时候我又有困惑，如果过分依赖这个理论，就会显得你的这个研究受到局限，你的视野窄，不会关注其他人的解释。我不知道您对于我这个困惑怎么看，首先这个困惑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意义，然后您有什么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
 
答：我讲的经验可能对于您不太适用。我的学术背景跟很多人不一样，我不是学政治学科班的。我90年到美国读政治学，去美国之前政治学的书我一本也没看过。但是，我对政治的研究有一个关怀，这个关怀是什么？1990年是个很特殊的一个年份，大家都知道这个背景。我当时的学术关怀就是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那个著名谈话：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中国的历史周期律，大家都知道它的内容，你看周期律的发生，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普通老百姓，就是农民，政治行为好像是走极端的。要么就不说话，要么就揭竿而起。那如果普通民众永远是这样一种行为模式的话，历史周期律是打不破的。只有等普通民众有不同的、替代的行为方式，在揭竿而起之前用有影响力的手法对政治形成压力，执政的人要回应这些压力，在这样一个慢慢互动过程中，才可能不再用战争的方式来玩政治，而是用磋商的方式来玩政治。这不是说我们有一个目的，一定要走到自由民主，不是那个意思。历史周期律为什么值得研究？再讲一个背景因素。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历史》，范先生讲了一个我们每个中国人看了以后都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就是每次大的朝代更迭以后，中国人口减少一半。所以，我们不要把历史看得那么轻松，像背唐宋元明清，这样学历史是把历史浪漫化了，没有感到历史的沉重。我们的国民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历史浪漫化、演义化。这几天我在上海，讲完课没别的事干，只能看看电视。看我们电视节目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讲历史题材时高度浪漫化、高度演义化、完全不严肃。你根本体会不到历史的沉重性。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建立沉重的历史意识，永远都是很轻浮的，会遇到巨大的问题。
 
您刚才提的问题我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关怀，你就会注意到一些别人还没有充分解释的事实，这可能是做学问更容易走的路子。如果你是靠读文献、读理论找新课题，可能很困难。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研究中国的问题，我们中国学者有个巨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这三四十年的变化，在很多方面相当于欧洲历史几百年的变化。那就相当于把人家几百年走的路程用三四十年走完了。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评断，但至少对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构成很大的优势，有很多新的东西，很多前人没有解释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新的事实做研究，看现有的理论能不能解释它，解释得是不是完满，如果不完满，就需要理论创新，这是很自然的过程。我不知道你具体研究什么，所以没办法讲得更具体。
 
问：我的问题其实是简单，但是可能对大家来说又是比较实在的。我想说的是创新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文章你认为它的创新程度是合适的，或者我们创新到哪一步我们可以拿出去投稿。我是学语言学的，我的老师也没有给我找工作，我在学语言学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的文章有这样的情况：第一是重新定义，第二是对以前的框架进行重新分类，第三就是一些投票性的文章，比如说你说是，他说不是，我说投你的还是投他的票。这样的文章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定量或者是定性有一些比较虚伪的。我以前可能有一点愤世嫉俗，跟我的导师说：“现在的文章除了文字游戏就是数字游戏。”我的老师告诉我，不管什么游戏，你先玩玩好，能够做的出来。你对现在的种种文章没有什么创新价值这一点是怎么认识的？你觉得好文章多吗？你觉得什么创新才真的是有创新的？
 
答：你讲的很对，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不管是中国的学术界还是美国的、西方的学术界，大多数人是在玩游戏。我们强调新，其实就是强调一点：我们写学术文章是写给同行看的，如果同行认可说这是新的，它就是新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知道的不全。语言学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科，我猜测可能有点像考据。想提出一个完全新的东西非常困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重新定义、重新界定、重新解释，让大家觉得新。您的老师给您的建议是对的。你要想说这个游戏没有价值，不值得去做，不值得去玩，有一个前提，你自己得会。我们自己会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毫无价值；我们自己不会，是不可以这样说的。所以您的老师提的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智慧的建议。你要说现在的学术研究是垃圾，你先去学会它。我自己写过两三篇所谓政治学刊物的文章，我认为是我写的文章里面价值最小的。我写这个文章有个目的，就是证明自己会玩那个游戏。我玩得不好，但是会玩。我会玩，你不能质疑我的资格，我才敢说你玩的那个游戏没有价值。如果我不会玩儿，我不能这样说。你的老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在后面，你一定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等你真会玩儿这个游戏了，你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李连江教授后记：卫华推出的我一个月前讲座的记录稿“真、大、空”。答问环节比较实在，但太长太散，本来不打算整理了。军强看到记录稿后来信敦促我多给年轻学者写点建议。重起炉灶总是更花时间，我就把答问部分整理出来，算给他个交待。治学是个好玩儿的话题，偶尔谈谈听听，有助于消除寂寞，克服孤独感。但是，参禅不能取代修炼，最重要的还是平心静气投入学问。再次感谢抽时间捧场的老师和同学，特别感谢整理录音的同学的耐心和细心。

（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同学的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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