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 等：中国大豆产业“走出去”现状及对策【转】

摘    要：中国大豆供需缺口较大, 若依靠国内生产, 则效益不高、资源不够, 若依靠国外进口, 则渠道集中、市场风险较大, 故迫切需要探索利用境外资源保障自身生产能力的路径。立足当前全球大豆产业发展格局及中国大豆产业发展困境, 探讨了中国大豆“走出去”的必要性, 提出了下一步大豆“走出去”的路径及区域布局。

关键词：大豆产业; 供需缺口; 进口集中度; “走出去”路径; 区域布局;

我国大豆产业发展乏力, 多数学者将其归因于开放条件下进口大豆的严重挤压和冲击[1]。也有观点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大豆与其他产业相比没有竞争优势, 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 大豆比不过水稻和玉米[2,3], 从生产效益的角度, “旧农业”的大豆比不过“新农业”的蔬菜水果[4]。关于未来大豆产业该如何发展, 以往研究主要提出了以下途径:一是继续坚持错位发展理念, 即国内生产食用大豆, 国外进口压榨大豆[5], 并且在国内通过推动规模化经营、增加科技研发等提高大豆单产水平;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在国内推广转基因大豆[6];三是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自己的粮食基地, 开展大豆“走出去”[7]。从当前形势来看, 大规模扩大国内大豆种植面积难度较大, 推动大豆生产技术变革速度较慢, 推广转基因技术容易造成基因污染、破坏我国天然大豆纯度, 大豆“走出去”显然成为扭转现状的相对便捷、可行的方式, 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 贸易渠道进一步集中, 提高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对于保障大豆稳定供给至关重要。

1 全球大豆生产、消费与贸易格局

1.1 生产、消费、贸易高度集中

1.1.1 区域国家高度集中

美洲和亚洲是全球大豆生产、消费和贸易集中区。从生产来看, 产区主要集中在美洲, 2016年美洲大豆约占全球生产的87%, 其次是亚洲, 占10%;从消费来看, 美洲占全球的53%, 亚洲占38%;从进出口贸易看, 美洲大豆出口占全球的97%, 亚洲进口占全球的76%。大豆生产、消费和贸易国家更为集中。2016年, 美国、巴西、阿根廷三国的大豆产量占全球的82%, 中国、美国、阿根廷、巴西四国的大豆消费量占全球的76%, 巴西、阿根廷、美国、加拿大、乌克兰五国的出口量占全球的93%, 中国、欧盟、墨西哥、日本、泰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伊朗等的进口量占全球的近90%。

1.1.2 贸易主体高度集中

更深层次的高度集中背后是跨国公司对世界大豆市场的绝对垄断。丸红、ADM、嘉吉、CHS、邦吉等大型跨国粮商垄断着我国80%以上的进口大豆货源, 其中多数企业在我国有下游压榨厂, 掌控着我国三成的压榨能力, 并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整合上下游设施来扩大竞争力, 如ADM就与我国中粮集团企业合资建设压榨厂。这些跨国企业拥有海量的市场供需趋势即时信息, 且资金实力雄厚、经营经验丰富, 近年来通过并购等方式扩大规模的趋势明显, 大豆贸易主体集中度很可能进一步提高。

1.2 高度集中原因分析

1.2.1 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巴西在生产大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20世纪80年代初, 巴西的大豆生产和贸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统计, 巴西至少还有2亿hm2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 其中60%左右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据巴西植物油协会预测, 2019年世界大豆生产能力将会提高到30 700万t, 届时巴西将是最大的生产国。阿根廷土地资源丰富, 且有大量黑土层在1 m左右的大平原, 降雨和温度都极利于大豆生产, 但大豆含油量要低于巴西和美国。从资源禀赋来看, 美国的优势不如巴西和阿根廷, 进一步扩大生产面积的空间不是很大。

1.2.2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

美国、阿根廷、巴西大豆产业发展的共性在于高度重视科研投入, 特别是良种的研发。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是三国先后成为大豆主产区的主要原因。美国和阿根廷是最早开始转基因大豆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国家, 目前全球已有11个国家 (美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乌拉圭、南非、墨西哥、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 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 种植面积超过9 000万hm2, 占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0%以上。转基因大豆种植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减少农资使用以及节约劳动成本来提高大豆种植效益。2016年, 巴西、美国、阿根廷三国的大豆单产分别约为我国的2倍、1.9倍、1.8倍。

1.2.3 有力的支持鼓励政策

大豆产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有力的支持政策。美国的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多元化的补贴机制, 包括营销补助贷款和贷款差价补贴、直接和反周期补贴等;二是贸易支持政策, 包括出口信用保证、市场准入、国外市场发展等项目, 对美国大豆产业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巴西的大豆支持政策也比较成熟, 包括优惠贷款、取消出口关税、产业信息化、农业保险以及最低收购价等, 有效支撑了其大豆产业的迅猛发展。阿根廷并没有针对大豆有特殊的优惠政策, 但却创造了减负以及改善外部环境的整体农业发展氛围[8], 为大豆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2.4 成熟的基础设施条件

巴西、美国、阿根廷都是老牌大豆生产国, 生产技术成熟, 仓储物流等配套设施完善。巴西政府曾把全国的豆农组成农场联合体, 整合资金修建仓储运输等配套设备, 对于完善巴西国内的大豆运输网络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是与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公司等大公司合作开展铁路、河流运输和港口建设, 目前巴西有大豆出口港口近20个。阿根廷通过改善现代化道路条件、铁路网络、水路和出口站等行动, 有效提高了大豆的运输效率[8], 且阿根廷的大豆产区距离港口较近, 较低的运输成本进一步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美国的跨国企业在全球部署了成熟的大豆生产、贸易、仓储物流、营销网络, 如ADM在美国就有六大出口基地, 嘉吉在全球有150家粮食仓储中心, 这些企业所掌控的资源已经打通了美国在全球的大豆布局。

2 中国大豆产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2016年, 我国进口大豆占大豆消费总量的88.3%。对外大豆依存度逐年提高, 在当前大豆全球化的生产、贸易格局下, 开辟新路径保障大豆供给势在必行。

2.1 国内大豆生产效益差, 耕地资源少, 潜在增产空间有限

1986—2016年, 我国大豆播种面积从826.67万hm2下降到653.33万hm2, 产量从1 200万t波动上升至2004年的最高点1 740万t后, 2016年又下降到1 200万t。我国油料产区一般也是粮食主产区, 在新粮食安全战略下, 粮油用地矛盾突出。即便按照《农业部关于促进大豆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 减玉米、增大豆, 实现2020年大豆播种面积933.33万hm2、平均单产2 025 kg/hm2的目标, 大豆的产量也只能增加690万t, 达到1 900万t, 对保障国内大豆供给仍是杯水车薪。从生产效益来看, 我国大豆生产效益劣势明显, 国内大豆生产土地成本是美国的1.5倍, 人工成本是美国的9倍, 可变成本远高于美国, 意味着增加播种面积后, 两国的生产成本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若大豆生产技术没有重大突破, 国内大豆增产不具有可持续性。

2.2 大豆自给率持续走低, 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拉大

在过去的30年中, 中国由大豆净出口国变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 直接原因是在产量增幅不大的情况下, 大豆消费量增长了9倍左右, 且主要是国内养殖业对豆粕需求的增长以及食用油需求的刚性增长。2016年, 我国国内大豆压榨类消费量比重持续上升, 压榨消费量占比达到83%, 而豆粕消费中90%以上是用于各类饲料。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 人口的增长以及对畜产品等高蛋白产品需求的增加将把大豆需求推上新高, 大豆的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拉大。

2.3 进口国家集中, 贸易风险较大

中国是全球大豆最主要的进口国, 且进口区域高度集中。美国农业部 (USDA) 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近90%的进口大豆来自巴西、美国、阿根廷三大大豆主产国, 进口量分别为3 803.64万t、3 365.70万t、801.39万t, 从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进口的大豆量合计为157.07万t, 从其他国家进口量几乎为零。我国大豆进口对三大主产国的高度依赖, 显著提高了贸易风险水平, 上述国家大规模减产或者我国与上述国家发生贸易摩擦都有可能导致我国大豆需求无法满足。当前,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 长期来看对于我国大豆产业发展可能有积极的影响, 但短期内我国市场上大豆价格将上涨, 部分中小压榨企业将面临资金压力及断豆风险[9,10,11,12,13]。

2.4 内外资压榨企业实力悬殊, 产业下游受威胁

2016年, 国内前十大大豆进口企业的合计市场份额较2012年提高了6.8%, 除了中粮集团、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汇福粮油集团的产能增长外, 达孚、嘉吉、邦吉等外资企业贡献了41.2%的增长率, 而中国中纺集团公司、山东渤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植之元油脂有限公司等中资企业的产能却下降了2.4%。除了十大大豆进口企业外, 国内大豆产能34%以上的份额是由中小型民营企业承担的, 这些企业生产规模小、竞争能力弱, 大豆贸易的高依存度导致其基本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3 大豆产业“走出去”现状及成效

大豆是土地密集型农作物, 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环境条件以及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考量下, 靠国内生产满足大豆需求不具备可能性。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 许多企业开始探索开展大豆“走出去”。

3.1 大豆“走出去”现状及成效

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根据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农业‘走出去’信息采集系统”统计, 目前, 中国在境外从事大豆相关产业的企业共30家, 除中粮集团、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和安徽省农垦集团3个国有企业之外, 其余25家均为民营企业, 其中以黑龙江企业为主, 有14家。虽然民营企业数量较多, 但投资规模较小, 平均投资约为5 400万元, 不足国有企业的1/10。因此, 从投资规模来看, 大豆投资主体仍以国有企业为主。

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及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我国大豆“走出去”企业共分布在9个国家。从投资规模看, 南美洲是最重要的投资区域, 主要分布在巴西 (3家) 、阿根廷 (1家) 和玻利维亚 (1家) , 共5家企业, 主要投资港口、物流环节。从投资企业数量来看, 在俄罗斯投资的大豆企业数量最多, 有20家。在其他区域投资的企业比较分散, 如乌克兰、安哥拉、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和蒙古国均仅有1家企业。

投资产业链集中在种植和流通环节。中小民营企业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种植、简易仓储加工和养殖环节, 以在俄罗斯大豆投资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及大型民营企业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仓储和物流环节, 以南美洲为主, 近年也逐步在俄罗斯、黑海港口开始投资码头和仓储。

国际粮源掌控能力逐步提升。国内三大主粮由于受配额以及“谷物基本自给”政策限制, 利用国内市场推动企业“走出去”空间较小, 大豆成为培育跨国大粮商的优选产业。中粮集团等企业以大豆为突破口, 在国外开展生产基地、仓储、物流环节投资。近几年, 中粮先后收购来宝、尼德拉, 在罗马尼亚、乌克兰投资建设码头,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推进仓储物流项目, 整体竞争能力以及粮源的掌控能力显著提升。

大豆产量和回运量不大, 对国内大豆的支撑作用还需提高。信息采集系统显示, 截至2015年底, 境外大豆种植产量约140万t。其中, 在俄大豆种植总产量约100万t, 在南美洲及其他地区种植大豆产量约40万t。从目前可统计的口径看, “走出去”企业仅在俄罗斯种植大豆回运到国内, 2016年回运量约30万t, 利用国外资源保障国内大豆供给的能力有待提高。

3.2 大豆“走出去”目标

通过利用境外资源, 培育跨国粮商, 可降低进口来源地集中度、进口商集中度以及港口集中度, 分散大豆供给渠道过度集中的风险。

增加进口国家来源, 降低进口来源地的集中度。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南美洲非传统大豆生产国、非洲等国家投资大豆生产, 提高非传统国家大豆产量, 拓展更多的大豆进口来源地, 优化大豆进口国结构, 降低进口国过度集中的风险。

培育国内大粮商, 降低进口商集中度。加大我国跨国粮商培育支持力度, 降低从国外大粮商进口的比重, 多方位寻找大豆贸易伙伴, 尤其提高我国国内大粮商在国际粮源的掌控力。

打通多种运输渠道, 降低进口港口集中度。通过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 提高陆路交通运输的便利化程度, 降低成本, 降低目前过度依赖海上运输、进口港口过度集中的现象。

3.3“走出去”布局

3.3.1 重点推进区

该区包括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选择土地资源丰富、政局稳定、大豆产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良好, 同时, 在种植、仓储物流等环节还有一定发展空间的南美洲国家作为重点, 通过租地或购地协议等方式建立生产基地, 同时建立仓储设施、投资码头建设、建立远洋运输船队。重点推进内陆收储项目、大豆综合加工及码头建设项目, 建设转基因大豆生产基地, 满足国内油用大豆需求。

3.3.2 稳步拓展区

该区包括俄罗斯、乌克兰。支持企业到俄罗斯、乌克兰投资建设非转基因大豆种植基地, 面向当地、国内和欧盟市场, 以绿地投资方式为主, 在种植、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开展投资。

3.3.3 潜力培育区

该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安哥拉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与中国都有较强的大豆合作意愿或技术合作基础。支持科研机构、企业在上述国家开展育种、试种和技术合作等, 探索种质资源的适应性, 了解大面积种植当地资源条件, 逐步熟悉当地政策、掌握流通路径, 探索合作模式, 待时机成熟予以开发利用。

4 中国大豆产业“走出去”策略

4.1 与重点国家建立多元合作机制, 减少贸易风险

加强中国与大豆重点生产国相关部门的对话与交流, 除农业部门之外, 加强海关、铁路、检疫部门的合作对话, 协调解决农产品进口运输体系中存在的壁垒与障碍, 降低成本, 巩固与传统大豆进口国的贸易稳定性, 进一步拓宽大豆进口来源渠道, 实施大豆进口来源多元化战略, 合理分散进口市场风险。

4.2 加大对流通环节并购的资金支持, 培育跨国大粮商

支持鼓励我国大豆企业赴境外开展大豆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的并购, 为有实力、有意愿的企业提供专项资金以及跨国经营风险基金支持, 提高企业的海外市场运营能力, 实现跨越式发展,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的国产大豆生产商、流通商和跨国农业企业集团。

4.3 加强政策支持, 完善国内期货市场

完善国内大豆期货政策。一是进一步发展黄大豆2号期货市场。建议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框架下, 推动进口大豆在有效监管下能够相对自由地流通。二是促进黄大豆2号合约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进程。增强国内期货市场在国际大豆市场定价话语权中的地位。三是加强培育机构投资, 允许保险基金、共同基金等参与期货市场, 充分发挥我国期货市场的功能。

4.4 提供优质信息服务,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借鉴USDA经验, 向社会提供基础性行业信息, 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贸易系统。建立权威的市场信息发布机制, 面向社会及时提供免费、全面、准确、权威的信息服务, 加强世界对我国大豆等重要农产品供求情况的了解, 引导潜在生产者在安排生产活动时充分考虑我国的供需情况, 形成有利于我国的世界农产品价格, 提高国际粮食话语权。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于敏,柏娜,姜明伦.中国大豆产业“走出去”现状及对策[J].农业展望,2018,14(11):91-95.

• 参考文献、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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