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与“口号型”、“标签型‛、”判定型‛ 文章决裂！【转】

说明：本推文包括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与“口号型”文章决裂！”，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3日；第二篇是“与“标签型”和“判定型”文章决裂！”，原始出处未知，转自搜狐网站。

————

唐世平：与“口号型”文章决裂！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贡献新的知识。而新的知识不外乎以下几种：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社会事实；提供对一个（新的）事实的新的理论解释（包括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且有重新建构）；告诉我们看待社会事实的新视角/范式并且展示这种视角／范式的力量；提出一个深刻的新问题。如果一篇文章不能够满足这四点中的至少一点，就不是好的研究文章。

不幸的是，在我们相当多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上，仍旧充斥着 “口号型”、“标签型”以及“伪装成知识型”等貌似严肃，却并不提供任何新的知识的文章。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有大的进步，要为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必须与这类文章彻底决裂。总的来看，“口号型”文章基本上遵循以下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文章对一些既有理论进行（通常是草草的和不深入的）批判，用以佐证作者对新的理论需求的强调，提出“新的理论发展方向”。文章往往以自我歌颂或故作自谦结束，但通篇只见作者呼吁的方向，却不见其在认定的方向上前行半步并展示它的成果。于是乎，我们不可能知道作者提出的“新的理论发展方向”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知识，因而也就无法对作者提出的“新的理论发展方向”作任何评价。

例如，在一知名学术期刊上刊出的《人的概念与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构建》一文中，作者对已有的两个学派作了一下批判之后，便提出要 “构建（新的）规范理论”。但是，这个所谓的“新的理论框架”仅仅只是提出了构建新理论的三个新假定，却没有构建任何理论。如此一来，我们不能评估这些新的假定是否有价值。再如，同刊刊出的《批判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研究》一文，作者喊出了“学界有必要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的口号。但是，除了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既有的建构主义所作的肤浅批判，以及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两位“批判建构主义”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简单介绍外，读者全然不能知道“批判建构主义”怎么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因为作者并没有做任何“重建”。

在第一种模式下，有一类 “口号型”文章特别忽悠人。这类文章往往先表达对中国没有自己理论的不满，接下来便号召大家发展中国自己的理论（如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再以提出几个选项，如“立足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结束。这种“口号型”文章特别唬人：因为谁能说我们不该发展“中国学派”。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文章只是号召别人去发展，自己却从不真正发展任何理论！

第二种模式，指出一个社会事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接下来，文章会指出研究这一社会事实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吸收的理论，之后便结束了。例如，某一著名学报刊出的《观念、制度与经济绩效——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理论价值》一文指出，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具备政治学理论价值，但并没有对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变迁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只是复述了作者以前的理论模型，在最后呼吁我们在作制度分析时应吸收“政治哲学的思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充其量不过是作者借题发挥的素材：整个文章根本不需要提及中国和印度。

再如，国内某知名学术期刊刊出的《群体性事件多种原因的理论阐释》一文，宣称“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参照群体理论、谣言流通理论、权威接受理论、价值累加理论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简要剖析, 可以解释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出现和扩散的多种原因, 以期为解决群体性事件提供可资借鉴的对策”。但问题是，文章只是对这些理论作了一个粗浅的介绍，然后加上几个花絮性的案例，并没有对“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出现和扩散的多种原因” 推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和构建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差了十万八千里。而在另一著名期刊刊出的《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一文中，作者先是判定“国际关系研究在整体上是缺乏地区意识与概念的”，却又洋洋洒洒综述了一大堆“地区主义”的研究。整篇文章充斥着两个口号：一是我们应该重视地区（政治）；二是我们要 “超越新地区主义范式”，“突破现有理论假设的限制”。且不管“新地区主义范式”是否真的是一个“范式”，但我们全然看不到作者的“超越”和“突破”，文末只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便戛然而止了！

这些“口号型”文章几乎不贡献任何新的知识。它们多半是虎头蛇尾，其中所谓理论型文章甚至对既有理论的批判都是不够的；而所谓实证型文章既没有对事实的清楚阐述，也没有对任何理论假定给予验证。这些文章还不如一项好的历史学工作，因为好的历史学工作毕竟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事实，或者把一个事情说得更清楚。

这些“口号型”文章的一些作者是有一定（甚至很大）号召力的。因此，他们的口号事实上是一种权力，从而能够影响其他学者，特别是年轻后辈的学术探讨。由于这些“口号型”文章不能昭示他们提出的方向是否正确以及引进这个或那个是否有用，如果我们有学者听从了他们的号召，却走到了死胡同，那岂不是要浪费更多的资源？要号召别人，这些作者必须“以身作则”，不能让我们替他们“趟地雷”。我们都知道引进和超越，但重要的是做给我们看从而告诉我们如何做，而不是给我们训话。

短期内，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学术刊物做起。凡是自认为好的刊物对这一类“口号型”文章（以及“标签型／判定型”和 “伪装成知识型”）都应该一律拒绝，并且要求作者按照他们的口号做出具体的工作，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这样一来，不仅刊物发表的文章及刊物本身的质量会大有提高，而且作者也能够沉下心来做好的研究。这样，杂志、作者和整个社会科学就能“共赢”。

长期看，也是从根本上，我们需要从教育／训练做起。很多老师和学生并没有将社会科学研究当成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福祉贡献力量的职业或者渠道，而只是满足于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分子。显然，好的社会科学成果是艰苦努力得来的。而许多人既不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但又不得不为了诸如评职称等原因而写文章凑数。如果老师不能以身作则，学生也就放羊了。如此，恶性循环，加上普遍严重的近亲繁殖，代代相传，文章数量多了，却并没有贡献新的知识。

最后，如果学者要进行呼吁，比如我们该研究一个新问题，告诉我们该怎么研究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这样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浪费的资源最少。

唐世平：与“标签型”和“判定型”文章决裂！

感谢我的领导、同事，好朋友，陈玉刚、刘建军、唐亚林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他们不仅允许我批评他们的作品，并且允许我点名批评他们。【这不意味着他们同意我对其他作者或文章的批评。文章的批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引子

（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贡献新的知识。而新的知识不外乎是以下几种：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社会事实、提供对一个（新的）事实的新的理论理解或解释（这包括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批判，且有重新建构）、告诉我们看待社会事实的新视角/范式并且展示（而不是宣称）这种视角／范式的力量（这一类文章有时候是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的讨论）、提出一个深刻的新问题。如果一篇文章不能够满足这四点中的至少一点，就不是好的研究文章。

很不幸的是，在我们相当多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即以发表“学术研究文章”为目标的刊物）上，仍旧充斥着三类文章：“口号型／呼吁型”、“标签型／判定型”以及“伪装成知识型”。[1] 这些文章貌似严肃的学术文章（比如引文很多且很规范），但却并不提供任何新的知识。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有大的进步而能够为改善中国人民的福利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必须与这三类文章彻底决裂。

在上一篇短文中，我已近讨论了 “口号型”文章。在这篇短文中里，我将讨论“标签型／判定型” 文章。在接下来的一篇短文里，我将讨论 “伪装成知识型”文章。

何谓“标签型”、“判定型”研究文章？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借助概念：没有概念无法讨论问题。所有的科学研究也都要给出至少一个判定（即使描述历史事实也不例外）。因此，我们首先要界定本文的批判对象：“标签型”和“判定型”研究文章。

“标签型”研究文章是指那些主要内容就是用一个新标签来说旧事的文章。“标签型”文章的作者通常都先强调其他人的标签没有抓住某一个现象或社会事实的“本质”（我们先不说本质这个概念是个伪概念，至少是极度唯心主义的、武断的概念），然后给出自己的（新）标签，并宣称自己的标签捕捉到了某一个现象或社会事实的“本质”。“标签型”文章通常对某一社会事实做一点点表面上的描述，罗列一些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事实，或者也装模作样讨论点政策问题，然后，文章就结束了。“标签型”文章基本上是新瓶装旧酒：用新的标签来掩盖其所说的东西都是早就被说过了的这一事实。整篇文章的论点大致都是这些作者所处在的“学术圈（或者说是知识共同体）”早已熟知的东西。有时候，连标签本身都没有任何新意。

“标签型”文章的作者也许认为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贴好正确的标签（“名不正，言不顺”）。但是，我们要造一个新的标签，那一定我们确定某一个事实确实是一个新的事实，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标签来作为概念。如果我们任意造标签，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有了越来越多的标签，却没有对世界有更多理解的结局。更重要的是，给某一社会事实贴上一个标签只是我们讨论问题所需要的一个符号。但这不是科学的真正目标：科学的真正目标是理解事实及其背后的机制和缘由。

有些人士也许会认为“标签型”文章是在“玩概念”。事实上，这些文章离真正意义上的“玩概念”的文章有很大的距离。概念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探讨概念是一个本体论的过程，而“标签型”文章根本不对概念作出细致的梳理和构建。

“判定型”文章对两个或更多的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给出一个或多个关联或者因果判定，但几乎不提供任何逻辑——特别是——实证的支持。一些“判定型”研究文章还会基于这样的判定给出政策或者是学术建议。“判定型”文章基本上属于拍脑袋拍出来（或者说是凑出来，挤出来）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没有变量，也没有假设、假说，更没有基于机制的理解或解释（即，通常意义上的理论）。“判定型”文章只是认定不同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社会的变化就是这样一个轨迹的。他们判定背后的所谓的事实支持几乎是零，最多是 “花絮性”（anecdotal）的零星点缀。读完一篇这样的文章，读者全然无法知道作者的判定是否靠得住。读者读了半天，只是读了一些作者的感悟。这也许和我们长期以来不强调实证和推理，而是强调“悟性”有关。无怪乎，“判定型”文章恐怕是目前最泛滥的文章类型。

“标签型”文章和“判定型”文章都不是中国学者的特有。而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洋“玩标签”和洋“玩判定”的人物的膜拜同样源于我们自己喜欢“玩标签”和 “玩判定”。因此，我们和“玩标签”和 “玩判定”决裂也就意味着我们和洋“玩标签”和洋“玩判定”决裂。社会科学不是用标签和判定来哗众取宠，而是通过研究真实的社会事实，达到理解或解释真实的社会事实，从而能够解决真实的社会问题而为人类谋福利。

“标签型”文章可以说是“判定型”文章的一种。如果说“判定型”文章是提出一系列的判断（而基本没有像样的依据）的话，“标签型”文章则通常是对一个（有时候，真实与否都不确定的）社会现象或事实给出一个判定而贴上一个标签。也正是因为“贴标签”和“给判定”很接近，一些文章既是“标签型”，又是“判定型”。

总而言之，“标签型／判定型”大多都非常武断，甚至强词夺理。这些文章热衷于造出一串标签和无根据的判定以掩饰它们少的可怜的科学贡献。

“标签型”文章：几个例子

唐亚林，“从边缘政治体系到中心政治体系的演进：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先在农村夺取和建立政权的，然后再夺取全国政权（包括城市）的。整篇文章的新意仅仅在于作者把农村称为“边缘”，而城市称为“中心”。显然，文章的核心观点和讨论对于任何学过一点中国现代史或者是党史的人来说都是常识。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2]这是一篇标签型和判定型的混合文章。文章的核心是“农民理性”这一标签。可仔细一看，作者对农民理性的定义和阐述都表明所谓的“农民理性”只是作者认为农民文化或习惯的（好的）一部分。作者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强调农民不是保守的，而是“理性”的，因此有所谓的“农民理性”。事实上，在一定情形下，保守就是理性的体现。同样的，在一定情形之下，冒险也是理性的（比如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因此，即便从社会科学对概念的理解来说，文章在概念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接下来，作者还用了“工业理性”的标签。于是乎，我们发现作者随意在“理性”面前加上一个形容词，然后就用这个已经和结果有了预先匹配的标签去解释结果。因此，当“农民理性”遇到市场经济时，“农民理性”就扩张到了市场经济，从而产生了“叠加优势”而创造了“中国奇迹”[3]。显然，任何这样的解释或理解等于循环论证。归根结底，所谓的“农民理性”不过是作者的一个新标签，从而使得作者能够得出“农民是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之一）”这一结论。但是，没有“农民理性”这个标签，我们可以同样得出这一结论。这样一来，“农民理性”就没有必要。但是，没有“农民理性”这个标签，这篇文章充其量只不过是作者有感而发的一篇社会评论（比如，富二代，为富不仁，仇富心理），那也就不可能发表在中国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杂志上。

陈玉刚，《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的扁平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文章说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国际权力相对分散。整个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强调“无极化”、“后美国时代”、“权力转移”、“多极时代”都无法很好地描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趋势，而只有作者提出的“扁平化”能够捕捉到国际关系格局变动趋势的本质。问题是，“扁平化”（描述的过程）和“权力扩散／权力转移／不均衡增长”所描述的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比如，作者强调的“扁平化”的三个主要方面“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差距在缩小”、“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高度依赖全球性的国际体系，都是全球体系的利益攸关方，国际组织和制度也因此获得了它们的权利和地位”、“小国正在通过建立各种区域或跨区域国际联盟（甚至实现区域一体化）在制度中分享了大国权力，权力分配在大国和一些国家组成的集团间差距缩小了”（第32页）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因此，“扁平化”只是一个新的标签：它并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个新的事实或现象。而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格局转换意义”这样一个我们更关心的问题，作者只是草草讨论一下就结束了。

屈彩云，“战后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构建”（《当代亚太》2010年第6期）。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用一套建构主义的标签将战后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重新标签了一遍。而如果将这些标签去掉，整篇文章就像是战后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史的浓缩版，在任何稍有些水平的教科书里都能够找到。

在国际政治中，曾经在中国学界受到热捧的国际政治中的“英国学派”是“标签型”文章的“集大成者”（这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在中国流行起来）。从开始到现在，“英国学派”几乎一直都在“玩标签”。他们中的多数人士的主要努力就是辩论：到底世界或者一个地区是一个“国际系统（system）”，还是一个“国际社会（society）”，或者是“世界社区（community）”。“英国学派”的绝大部分信奉者基本上从来不做任何实证研究。

“判定型”文章：几个例子

本人早期的一篇文章“作为信仰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是一篇判定型文章。尽管文章说领导人有自己的对国际政治的世界观大致不错，但文章并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领导人对国际政治的世界观确实对应于国际政治中的几个重要理论。文章充其量只是提出了一个判定，贴了几个标签。

周建明、焦世新，《从东西矛盾到西方与多元文明的矛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6。文章说的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从冷战期间的“东西矛盾”及“南北矛盾”变成了后冷战期“西方与多元文明的矛盾”。整篇文章不过是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和反霸权之间的矛盾”用“西方与多元文明的矛盾”这样一个标签重新包装了一大堆耳熟能详的俗套，然后给出一系列缺乏实证依据的判定。

陈联俊，“网络社会中群体意识的发生与引导”《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判定型文章。作者认为网络社会群体意识的发生特点有四点：虚拟的公共空间、相似的境遇基础、多样性的统一、渐进性的变化。除了第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也是路人皆知的）之外，其他三点作者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整个文章纯粹是书宅里拍脑袋的结果（这篇文章的主要引文几乎都是哲学著作，而哲学家一向以不做实证研究为骄傲！）。如此一来，在这样的判定的基础上作者提出的“引导”网络社会群体意识的政策建议恐怕只能误导大众和政府。

刘建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与国家形态的更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也是一篇“判定型”文章。文章的主要观点之一是中国的国家制度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还是三种力量？）：压力型制度变迁（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前）、自强图存型制度变迁（洋务运动）、重构型制度变迁（1898维新以降）。这一判定构成了文章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这一看起来颇有道理的判定只不过是作者武断的分段加标签：难道我们不能认为自鸦片战争之后的国家制度一直都是压力导致的自强图存的制度重构么？而归根结底，这一判定即便它成立也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制度变迁没有多大帮助。

随着对实证工作的强调，在主要的国际刊物和书籍里，“判定型”的文章或作品越来越少。不过，在早期，“判定型”的文章或作品还是不少的。比如，被许多人奉为政治学大师的亨廷顿在那本被许多人奉为经典的《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到处都是让人咂舌但却毫无根据的判定（尽管书里有许多数字和图表，甚至还有假的公式！）。书中对现代化和腐败的讨论几乎全部是没有根据的判定。亨廷顿自己就承认“印象似的证据表明腐败的程度和快速的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有相当的对应。”！（英文版，59页）书中对现代化和社会不稳定的讨论同样也充斥着没有深究而似似而非的一系列判定。

怎么办

短期内，要解决目前这样“标签型”和“判定型”文章泛滥的问题，还是要从学术刊物做起。

对于纯粹的“标签型”文章，解决的办法很容易：统统都拒绝掉，因为它们不贡献任何新知识。当然，那些真正从事概念梳理和发展的文章除外。

对于“判定型”文章（包括“标签型”加“判定型”的文章），解决的办法也很容易。如果文章的判定没有任何新意，那就直接拒绝掉，因为它们同样不贡献任何新知识。如果文章的判定是有一定新意的，那就要求作者拿出证据来（而不是只有一个新标签）。这样一来，这些作者就会被迫去做些实证研究，从而让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去评价他们的判定是否成立，或至少有机会成立。

长期来看，我们还是同样需要从教育／训练做起。除了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应该将他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当成是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福利贡献力量的一个职业或者渠道之外，我们还必须加强对学生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哲学训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培养出能够理解真正的社会事实、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从而能够为人民的福利作出真正贡献的青年学子。

---------

[1] 第三种文章的标签来自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词的标题（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在这篇演讲中，哈耶克批评许多经济学的文章并不创造新的知识，而是创造“伪装成知识”。

[2]这篇文章同时还是一片“口号型”文章。比如，徐勇教授呼吁“我们要重视农民”！这恐怕已经不是一个需要呼吁的学术问题吧。同时，徐勇教授还呼吁我们重视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同样，这也不是新大陆。

[3] 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作者事实上等于承认中国奇迹背后的市场经济激励农民的作用更大（这是典型的制度解释），而不是所谓的“农民理性”。“中国奇迹”的必要或充分因素很多，而庞大的（农村）人口是其中之一。而这一点早就是刘易斯、张培刚等的发展经济学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共识。

——END

• “与“口号型”文章决裂！“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3日

• “与“标签型”和“判定型”文章决裂！”转自搜狐网站http://www.sohu.com/a/68851201_108102。

• 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