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温铁军：《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转】

*本文转自公众号“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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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东方经济书讯”

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之后又一力作

回顾1949-1952

梳理新中国摆脱“依附”的成功经验

只有以史为鉴，方知初心何驻

《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作者：董筱丹、温铁军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书号:ISBN 9787-5207-10732

装帧：精装

图书分类：经济

上架时间：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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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温铁军教授团队继《八次危机》之后又一力作。

在这本“三年磨一剑”的最新作品中，温教授深入挖掘了70年前建国初期的通胀危机因“去依附”理论的具体实践而实现“软着陆”的成功经验。

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中国经济波动下行及其内生的社会变化波诡云谲，全球危机的挑战也如约而至。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之下，把70年前应对建国初期危机的经验过程归纳出来，对解决我国现在的经济问题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以史为鉴，方知初心何驻

02内容简介

本书为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后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了我国应对第一次通胀危机的成功经验。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局面的复杂性和决策的艰难性，并非一本书可以详述的。如果简单概括来说，中国共产党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平抑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此外，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 中自拔。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商务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粮食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先后承担多个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多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董筱丹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区域发展、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等。

精彩导读

为什么在70年后的今天出版本书？

建国初期的大危机靠亿万农民承载了大城市转嫁的危机代价才缓解了恶性通胀，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扭转了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而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地在当今之中国都有所表现，回顾中国本土的成功经验，对当今困境化解仍有借鉴意义。而且，读者细读本书会发现：中国走出建国初期经济危机的具体过程，对其后几十年的路径选择具有奠定基础的作用。

本书2019年付梓，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中国经济波动下行及其内生的社会变化波诡云谲，全球危机的挑战如约而至。如此复杂局面之下，我们把70年前应对建国初期危机的经验过程归纳出来，无外乎是希望读者理解：只有以史为鉴，方知初心何驻。

为什么只有“去依附”，才能读懂中国？

国民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等因素，导致民国时期的高通胀，工商业96%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不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发生恶性通胀就会使制造业的利润跟不上通胀，从而迫使产业资本家析出资本进入投机领域。自然，新中国成立后要成功治理这场延宕十几年之久的危机必须重建经济和金融主权。那么，只能通过“去依附”——这是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针对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权掌控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附理论”的核心观点——获得主权，这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阶段。

“去依附”理论对于今天的现实意义

研究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恶化的危机不仅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解殖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当今困局的化解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年，国家凭借政治主权向财政和货币体系赋权，对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的必需品采取“折实”的方式来稳定国家信用，这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制定货币政策，从而有效应对外部成本转嫁以及输入型危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有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吗？

80年代初完成的“大包干”，之前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和粮食总产增加等因素，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都在大幅度增加，加之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农村干部群众在集体化时期搞“五小工业”为代表的社队企业中初步有了工业化经验，因此，一旦政府放权让利，带动的就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和农业多种经营，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乡村“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等多产并举——乡镇企业兴起并很快达到了2000多万家，不仅创造了大量出口换汇，减少了国家的外债压力，而且形成了对城市工业的巨大拉动，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4年快于城市，城乡收入差别缩小到2.4∶1。其结果，不仅农村大面积减贫成为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而且农民收入提高带动了县以下农村的城镇化而非城市化。

这是中国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内需拉动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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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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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众号“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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