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小农户的发展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尚有2.3亿小农户，“大国小农”是基本国情。中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等。尤其是，国家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把小农户发展议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小农户的市场对接”这一研讨会主题有着鲜明的政策背景。同时，它还有着鲜活的实践背景。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各式各样小农户发展的实践模式正在不断生发出来，参加研讨会的300余名代表，正是这些实践模式的首创者和推动者。

同时，“小农户的市场对接”这一研讨会主题还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讨论的背景。在当前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讨论中，关于“小农”，无外乎两种立场，即“小农立场”和“反小农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基本逻辑和根本原则颇为不同，基本不在同一个对话的层面。我的理解是，参加研讨会代表基本偏向“小农立场”。

但是，即便是“小农立场”，也并非铁板一块，有的也未必是“真”小农立场。目前的“小农立场”可以分为四种倾向。

第一种，任性消费小农。这一倾向的具体表现是，由于国家重视小农、社会热议小农，因此随即开始跟风式、抓眼球式的讨论，但对小农的价值和关怀缺乏真正的心灵感悟，没有真实的经验联接。这是对小农主题的任性消费，目的并非是为了小农户的利益。

第二种，临终关怀小农。这一倾向表现出的是一种仁慈式的临终关怀，但本身坚信小农在现代化过程中就应该消亡，只是希望小农的消亡过程不要显现得太过残忍，应该适当保持在消亡过程中的尊严，本质还是希望小农尽快变身，以支持规模农业的发展。

第三种，鼓励牺牲小农。这是一种希望小农为他者牺牲或者服务的倾向。这种牺牲可以是为了规模化农业或资本农业，也可以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某一个公司企业的利益。该倾向的实质不过是让小农成为他者发展的原料提供者，看似站在小农的立场，其实并非为了小农的利益。

第四种，理性赏识小农。这种倾向将小农看作是具有特殊逻辑、特殊性质的群体，认为需要一种特殊的理论视角去认识小农，希望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去理解小农。这种倾向以小农的利益和前途为出发点，尊重小农的利益，坚决站在小农一边。该倾向的常见做法是去探究小农的行动逻辑，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小农、支持小农。

这个会议涉及很多主题，但是所有主题基本围绕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食物即生活、食物即社会”。

无论切入点是生产端，还是消费端，抑或流通端、网络端，一切关于食物的替代实践都是在努力重建生活的价值，重建食物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尤其是，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来的各个替代食物体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乡村和城市可以实现一体化发展和融合发展，这种一体化融合发展可以以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的食物联接、社会联接、生态联接为切入点，呈现食物的价值化、意义化和社会化功能，但这种联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去资本化、去金融化、去区隔化的。

这些替代食物实践包含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即重建社会。各类消费合作社、社区支持农业等都在努力重建社会。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各种问题，人们常常想着如何找政府解决、找市场解决，其实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制度，那就是社会。一个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做好政府的事情，市场做好市场的事情，人民群众的其他一些事情还可以借由社会的建设来解决。本次会议展示的各类替代食物实践，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重建社会、重建团结，让普通人的食物活动回归社会。 

在各类替代食物体系实践不断涌现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以城市化思维管理农村的思想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农业和乡村的发展。与工业化农业相比，各种替代食物实践在哲学基础、价值伦理、逻辑过程和运行规则等方面属于颇为不同的另一种体系，完全无法运用其中一种体系的概念和逻辑去理解、分析或指导另一种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一些公司和资本主导的工业化农业、城市化农村的发展思维的压制和不屑，从事替代食物体系实践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完全不必感到不安，因为这样两种体系本来就很难进行沟通和对话，二者根本不在同一框架，不在同一轨道。

会议展示的各种替代食物体系实践，虽然远非主流思想和实践，但其本身非常伟大，这些小小的实践，具有改变食物世界的可能和潜力。

钱理群先生曾说，“静悄悄的小范围的改变，实质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变。这是从社会基层的改变，也是对基本的社会基层的生命的改变，既是社会生命的改变，也是自身生命的改变。”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也认为，一个人或一个小的社会组织可以努力使世界变得不同，她说：“永远不要怀疑一个思想深刻、忠诚坚定的小的社会组织是否拥有某种改变世界的力量，实际上，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参会的一个个社区合作社、社区支持农业小团队等，都在食物体系领域催发着小小的改变，这是社会里十分珍贵的内生动力源泉。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力量。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认为，这并非在质疑哲学家们不去改变世界，而是说需要有人去改变世界。参会的众多基层实践者就是改变食物世界的重要力量。尤其需要认识到，在一个社会里，基层群众的实践常常先于政策，更先于社会研究，社会研究主要在于理解和解释实践，人们不必对社会研究改变世界抱有太大的期望。 

来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学院很有情怀。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怀本来就是一个学院、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品质，当然现在似乎变得越来越稀缺起来。

到底什么是情怀？我认为，情怀无非是活得比较明白而已，至少明白：生活即是意义，生活不是物质。一切围绕食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无非是重新思考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因为食物不仅是物质性的能量需求，也是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此思想下，人们会更加注重生活的兴趣和乐趣，即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找到“好玩儿”的感觉和乐趣，这很重要。其实，找到“好玩儿”的感觉，对人、对事业都非常重要。徐百柯在《民国风度》中介绍道，西南联大时的逻辑学家金岳霖教授主讲逻辑学，有学生觉得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说：“我觉得它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徐百柯评论说：“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参会的四川成都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创办者多次提及，她做消费合作社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好玩儿”。

可见，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通的，生活常常如此，每每转了人生一大圈子，最终才明白其真正的意义、真实的价值。无论是做食物的人、做农业的人，还在做学问的人，最终必须回到找寻“好玩儿”的东西，找到价值，找到意义，这也许就是情怀。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