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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原名杜德，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10月9日晨6点20分，杜润生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曾与杜老共事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在2015年10月1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继承杜老留下的“符号”》的纪念文章，追忆这位深刻影响改革进程的老人。
我是1985年调到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的，直到2000年去中国体改研究会任职，有15年是在杜润生老主任指导下从事农村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我于1995年到中国农业大学读在职研究生，杜老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
杜老曾经自称“符号”，在我们心中，老人家乃是人瑞。感悟流年似水，慨叹驾鹤西去，杜老安详地走了，留在我们心里的是影响深远的“符号”。
杜老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印象，首先是胸怀宽广，大度包容，海纳百川，虚怀若谷。 他不入派系，不齿朋党，对各色人等并无亲疏，不论身份年龄，提出的意见都能兼收并蓄。这是后辈最应继承的品质。
这还得从我初入农研室谈起。1985年，我组织了一次“黄河万里行”考察活动，主要针对的是当年被官方认可的“梯度理论”，认为中国是个超大型大陆国家，要避免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威胁国家安全，就要构建“π”战略：不应该只是沿海一条边发展，至少要同步发展沿江、沿黄。
从“黄河万里行”回来，我在各种场合讲“π”战略，也向杜老门下的骨干张木生、王小强汇报。虽然跟主流理论相左，但他们并不反对，还找了领导同志把我直接调到中央农研室去工作。
到农研室之后我才知道，此前接触的张木生、王小强等中青年骨干，他们兼收并蓄的风范均从杜老那里习得的。
记得我刚去就急着把“π”战略的想法及调研情况跟杜老汇报，他耐心听，不说对错，不时嘿嘿地笑鼓励我说下去。后来，我去做了区域比较和城乡关系研究。做多了，才知当年浅薄。
1987年开始搞农村改革“试验区”，我们几个就在杜老的一号院门口的简易房里办公，上下班的时候在小院门口常见。
那时候，我觉着不论听杜老说什么都是“偏得”，只是跟不上他的思考。有一次，我带山东试验区干部向他汇报平度的两田制，虽然有对立意见，但他很在意这种地方自主创新。
杜老说：“按人均分口粮田，承担的是土地的福利功能；划方招标责任田，体现的是土地的生产功能。这就解决了土地的双重功能问题。要认真试验，及时总结。”杜老当年的分析，对土地制度研究至今仍有深意。
后来，有媒体说我对青年人的激辩总是微笑着听，对反对意见哪怕再偏激也很包容，其实就是当年跟杜老学的。
杜老对任何另类观点都认真倾听，其过人之处在于在官方文件或会议的表达上善于综合不同意见于一炉，化解利益矛盾、减少改革阻力。在杜老宽厚包容的带动下，其门下虽然五湖四海，身份各异，思想上也是五花八门，但各路不同意见在他这里汇聚论争，却从来不出现派性。
其次，杜老不但兼容并包，更可贵的是其高屋建瓴的帅才气概。 他历来注重宏观与微观结合，长远发展和现实问题结合，做有张有弛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储备。中央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令人折服，也在于有大局观念。
须知，20世纪80年代初期5个“一号文件”之所以有口皆碑，至今无以比肩，不仅是因为发动了相当于第二次土改的“大包干”，解放了农民“第一生产力”，造成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改革突破，更在于在“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之际创造出农村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奇迹。
当人们都把农村改革归为“一包就灵”的时候，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要求“包字进城”，推行国企的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同时还有奖金上不封顶政策调动工人积极性，但并没有明显效果。城市利益结构复杂，大大滞后农村改革，导致农村多元化的经济总体竞争力强于城市工业。 中央农研室1986年提出农村改革不应该“一个文件一声号令全国齐步走”，而要“分区突破，分散风险”，随之主动停止了“一号文件”。1987年的农村工作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排为“五号”，其中就强调了“分区试验”的农村新政。这个制度创新可与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试验做历史比较。
其三，杜老当年主持工作的中央农研室能够把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机结合，提出政策思想。 杜老说过：“千投入万投入，不如调动一个农民的投入！”
当年的中央农研室和其他政府部门最大的不同，是完全没有本部门利益，有牟利动机的人也不会来这个清水衙门。
当1984年家庭承包在全国推行之后杜老就指出，恢复高度分散的农户经济并不是农村改革的目的，还是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所以，他主张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合作社经济，不论是专业合作、信用合作，还是社区综合性的合作经济。
那时，供销社和信用社在改革中一度失去“吃皇粮”的地位，抱怨“缺爹少娘”。杜老说：“你们的资产本来是农民拿小米土布攒出来的。爹娘不就是农民嘛！”遗憾的是，这些以合作社为名的单位没有回复农民主体性。
离开农研中心之后，我有机会在新世纪身体力行地推进“新乡村建设”，也一直坚持为农村组织创新而努力。现在，我们虽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但在各地发起建立了很多农民组织，包括老年、妇女协会，以及多样化的合作社。
有人把“集天下英才”而用于农村改革的现象归结为杜老个人的魅力。诚然，他确是个伟大的思想者，我们当年来农研室的青年人说：“不为别的，就是跟杜老当一回研究生。”但另外一面更重要，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无名无利，才能客观求实，才能真正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
杜老门下汇集的中青年研究骨干大部分曾经是插队知青，不论下乡调研还是去中南海开会，都是推辆自行车就走，这类人很容易跟农民打成一片。当年胡耀邦总书记对我们大量开展基层调查研究来形成中央决策的做法高度认可，特意要求各省把准备接班的“第三梯队”干部轮流送来农研室插班到各组学习农村调研，提高他们的科学决策水平。
1987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号文件确定要创办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时候，杜老对我们说：你们几个人干不成这个大事业，那就要去调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下乡，深入农民调查研究。“如果你们真的能调动起成千上万知识分子下乡跟农民结合，我们的事业就成功了。”
杜老的这个要求，我一直贯彻到现在，已经动员了200多所高校的学生成立了支农社团，带动的下乡支农学生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了。其中，几百个学生骨干都在农村基层蹲点超过一年。这样扎根乡村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有很多在当“新农民”，推进乡村创新。
堪可告慰杜老在天之灵的是，自觉继承发扬杜老这个“符号”价值的，大有人在。
文字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10版）、环球网
图片来源于CFP、南方人物周刊等
本期编辑：王远方、周梦爽、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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