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王宝锦 程果：农业要素组合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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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王宝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程 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中央提出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线以来，理论界和政策界在农业供给侧存在问题的表征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农产品供给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数量与质量的不平衡，开出的“药方”是“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但是，中国农产品如何从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这在现有研究中找不到实现路径。在解决方案上，往往是在传统的生产三要素上单方面发力：要么是加快土地流转，增加农地经营规模；要么是进一步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要么是增加资本投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事实证明，这种从单因素设计的政策方案效果并不佳。为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农业供给侧呈现的结构特征，进入农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关注影响供给结构的要素结构及其变化，理解农业供给侧结构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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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与存因
1.农业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从供给特征来看，中国农业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结构单一、农产品复杂度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国农业发展理念和政策的前提，由此保障了国人的吃饭问题，但其结果是农业结构越来越单一。粮食占比可以因饮食习惯和政策考虑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但不能将农业窄化成简单的粮食初级产品。无论是国别还是产业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其产品复杂度。中国的农业无论是理念还是实际形态，长期以来都停留在最简单的“一产”上，农产品停留在初级的粮食产品上，由此导致农产品复杂度极低。农业的功能尽管近几年有所改变，但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吃”，由此导致农业的其他功能被窄化、价值被压低。近年来，尽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受到重视，但由于缺乏农业产业融合的规律性认识以及存在各种制度和政策阻碍，农业的供给能力并不乐观。
农业供给侧的问题反映到农业经济活动过程和绩效上，一是农业生产成本不断走高、价格不断走低。2003—2017年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成本从377.03元增加到1081.59元，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分别从186.64元、137.66元和52.73元增加到437.18元、428.83元和215.58元。但是2004—2019年农产品（种植业）和粮食生产者价格指数反而从115.86、136.3下降到100.8、96.5；二是农产品的成本利润率持续下降，农业成为一个回报低下的行当。2004—2017年小麦、玉米、花生和苹果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从47.65%、35.92%、70.89%、70.34%降到0.61%、-17.13%、4.11%、39.07%。由于成本攀升、价格下降、回报低下，各种要素无法在农业深根，要么远离、要么游离，导致农业供给质量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2.农业要素组合的变化与配置障碍
（1）影响农业供给侧的要素变化。中国农业要素结构特征的历史性变化为讨论农业供给侧问题提供了前提，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大规模、不可逆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促进农业劳动投入的节约、集约使用。另外，农村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致农用机械的大量使用，替代了传统劳动投入，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当然，由于土地资源禀赋的制约，农民在劳动减少、机械增加的同时，继续增加现代流动要素投入。2004—2017年小麦、玉米、花生三种作物的化肥施用量分别从19.11公斤/亩、18.81公斤/亩、19.63公斤/亩增加到26.67公斤/亩、24.88公斤/亩、20.57公斤/亩。
（2）农业要素组合受阻。要素结构的变化只有在各要素重组和匹配度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带来农业效率的提升，中国农业恰恰在这一裂变中出现了困难。主要作物的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等传统要素所占比重过高，导致冗余劳动力堆积，劳动成本及总成本上升；机械成本上升但机械化效率低。
（3）妨碍要素组合升级的因素。尽管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要素结构变化和重组的重大机遇，但是现行制度的锁定、组织成长的缓慢、技术获利机会的不足，导致农业要素组合与升级推动的农业供给侧结构变革受挫。
制度方面，中国的包产到户制度确立了小农在地权制度和经营制度方面的基础地位。在农民外出劳动与人地分离的情况下，政策努力的方向是通过土地流转放松小规模土地经营对农业要素重组的制约，耕地流转面积和流转率也逐年提高，但是耕地流入的经营主体只是规模有所扩大的传统农户，农地流转合约仍限于本乡本土。“三权分置”改革试图为人地关系和农地经济重要性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乡村要素重组提供制度供给，但是拥有承包权的农户不轻易采取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置。一旦人地关系的权利结构锁定，农业要素重组的基础就难以改变。
组织方面，中国一直为农业经营组织困扰。从国际经验来看，将农户黏合起来最有效的组织是农业合作社。尽管中国农业合作社快速发展，但是多数合作社应政策补贴而组建，有名无实、运行不佳。企业是经济活动最有效的组织，然而农业经营领域的低利润使农业企业数量和规模都偏小，而且其中一部分农业企业以补贴为导向扩大规模。对小农来讲，农业是极需要服务的行业，但是服务组织数量因效益低而增长缓慢，社会化服务程度低。由此可见，没有企业的进入，农业要素的组合与创新就不可能发生，农业只能停留在农户经验层次。
技术方面，技术变迁是要素组合的重要驱动力量，对农业也是如此。但是中国农业技术的公共资金投入不足，影响农业科技的供给。农业科技长期重基础项目攻关，忽视储存、加工、产品检测等方面的配套技术，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缓慢，且与农业发展脱节。
3.解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关键：以改革推动生产要素组合及升级
农业现代化不是单纯依靠某一要素的数量增长或者质量改进，而是各种要素的适当组合与匹配。当要素内部以及要素之间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时，需要通过要素组合实现升级，否则要素匹配度的下降会导致生产绩效降低。农业结构性变化的根本道路在于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及持续地升级。但是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不是简单地拼凑，而是各种生产要素配比适度、协调一致的有机组合。对于落后地区或者以农业为主导的地区，农业工业化可能从任意一种要素的数量增长开始，在一个阶段内形成要素组合的推动力；随着农业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应当从数量增长转变为有机组合。
要素成本收益的改变带来要素组合的新机会，也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提供了机遇，他们（政府性企业家或者市场中的经济组织）往往通过制度创新、组织重组或者农业技术创新因应变化了的要素成本收益结构，推动要素组合方式调整和要素组合持续升级。制度改革和创新为要素组合升级提供了前提和动力。制度直接促进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组合升级，提高配置效率；组织是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小农户和各类供给主体（企业家）的协作，能解决企业家—农户联结的合约以及合作机制的问题，使分散的小农户有效率地融入规模化、机械化、服务社会化、生产过程标准化和质量可测可控的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之中；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技术路径跃迁，即从依靠经验积累和世代传承的传统农业技术跃迁到以科学研究为支撑的现代农业技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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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组合升级与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变革的国际经验
长期以来，我们对发达经济体农业的认识一直被两个误区主导：一是这些经济体的农业产值占GDP的份额很低，因而农业在这些经济体无足轻重；二是简单把发达经济体的农业想象为和其他产业一样地由高科技主导。经过比较后发现，发达经济体从自身禀赋条件出发，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技术变革，寻求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路径，进行农业生产要素重组与升级，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为中国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1.农业两个份额同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报酬上升是各国农业供给侧变革的共同规律
农业两个份额的共同下降是结构变革中要素重组的基础。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在过去30年的农业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即农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双重下降。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从美国、日本、丹麦等国的劳动生产率情况来看，农业投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农业产出持续增长，这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
农业回报尤其是单位土地报酬上升。如美国农业的小时工资水平一直显著高于美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也快于非农业的小时工资增长速度。
另外，从以单位面积土地衡量的土地生产率来看，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单位农业用地上的农业产值增加值近年来大幅度提高。
2.主要经济体农业要素重组的经验
（1）基于资源禀赋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组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变革的基础是充分考察农业要素的禀赋，区分充裕要素与稀缺要素及其动态变化，尽可能地用充裕要素替代稀缺要素，将稀缺要素用在回报最高的农业用途上，降低其对农业结构性变革的“短板效应”。如以色列建国伊始，其农业部门就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家底”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摸底调查，以便区分不同区域的土壤特性，决定每块土地的最佳用途，并明确不同类别土地的灌溉优先序，将稀缺的水资源用在经济回报最高的地块；美国建立了农业资源管理调查体系，记录农场的生产实践、资源配置状况以及经济绩效，摸清农业供给侧的基本情况及其动态变化，为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荷兰国土面积很小，却是世界上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主要做法是集中优势农业资源，利用有限的土地集中发展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以及畜牧业；日本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是人多地少，其农业投入结构调整的方向是提高单产。从1961年开始，日本加强对适合山地多、地块小而分散的农业机械研发，以替代传统要素。
（2）通过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增强其响应要素稀缺性变化的能力。发达国家普遍重视提升家庭农场主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其生产、决策能力。如法国农民的门槛较高，拥有“农业职业文凭”或“农业职业能力证书”者（相当于高中一二年级）只能在农场中当雇工，拥有“农业技师证书”或通过农业职业技术会考者，才允许独立经营农场；荷兰农民必须参加相应的农业技术培训并取得相关证书才能上岗，且农业知识创新体系对所有农民开放，农民可以免费参加教育培训，采纳最新的技术成果。
（3）通过农业组织化与专业化提升农业分工与要素组合效率。专注于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若干种农产品生产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这样每个农场生产的农产品种类数量下降，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程度大大提升。发达国家通常通过农协、农会等农民组织加强农户与政府、农户与市场的对接，以农业组织化与专业化提高农业供给侧对农产品需求侧变化的敏感度与响应能力。日本农协具有全国统一的、遍布乡村的、庞大的组织体系，上有全国的农协联合会，下有综合农协，也有专业农协，全国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协，接受生产经营、生活等社会化服务。以色列主要通过集体农庄实现农业过程的高度组织化，在合作网络中为农民提供信贷、农业生产资料并对接市场。高度组织化有利于快速培养新农民，使其短时间内上手，也有利于农业技术推广。农民的人力资本尤其是专业知识和技能，也与其被组织的方式以及共同体氛围密切相关。当集体农业组织中的安排能使农民获得满意的报酬、共同体能够提供合适的支持时，农民就有更高的积极性去提高其农业技术水平。商品化程度很高、单个家庭农场规模较大的美国也十分重视农场主的组织化，以解决单个农场难以解决的问题。农场主合作社为农场主提供销售和加工、农资供应、贷款服务。此外，还有大量的主要从事特定农业服务的合作社，如农产品运输与仓储、农田灌溉等服务，甚至有专门为农场主提供住房服务的合作社。
（4）农业技术进步是推动要素组合升级的关键力量。技术进步是农业长期增长的源泉，也是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重视农业教育、农业科技的研发与应用，是发达国家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美国形成了农业教育、科研与技术推广“三位一体”的特色体系，提高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助推作用。由州农学院作为农业技术进步的载体，承担农业教育、科研与技术推广的职责，技术需求由农场主通过农业推广站提出，技术推广经费则由联邦、州、郡共同承担。美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产出中的贡献不断上升，这意味着美国农业的发展，已经不再仅仅依赖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是更注重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农场管理水平的提升等。而且美国农业的商品化程度高，私营部门对农业研发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公共部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素组合升级必须基于对初始要素禀赋及其约束条件的深刻洞察，同一农业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的稀缺性是不同的，这意味着用丰裕要素代替稀缺要素的路径是不同的，在要素组合升级的过程中，要素的稀缺性也可能发生动态变化。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提高农业的组织化与专业化水平以及实现农业技术的突破，既有各自不可或缺的作用，又相辅相成（见下图）。农民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对要素稀缺性变化的响应能力，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使农业组织化与专业化更有效率，并能提高技术进步的回报率。农业的组织化也有利于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农业技术进步也对农民人力资本与农业组织化、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农业要素组合升级的逻辑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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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中国部分地区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其成功的经验可归纳为：因地制宜发展地域性主导产业，以制度改革破除产业发展障碍；以技术创新带动农业提质增效，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以组织化发展改变农业经营模式，促进产业分工。三大因素共同推动农业经济活动中传统生产要素与组合方式不断优化升级，实现农业高品质、高回报。这些地区的典型做法为中国其他地区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贵州湄潭的经验是以土地制度的持续变革推动农业产业革命。其要素组合与变迁特征包括实现茶园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投入与组织化程度、提高土地单产与劳动效率的资本投入。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地改革试验，湄潭缓解了随着人口大规模增长而加剧的人地矛盾与不断调整土地对农业经营预期的负面影响；配套实行的荒山开发制度，为新增劳动力、社会其他经营主体从事新产业开辟了新路；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为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村从事农业经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农业产业转型发展吸引了“企业家才能”；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的改革等措施，提高了农村土地集约化利用效率，打破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土地与资金流动的界限，有效盘活了宅基地资源，为外来人员在湄潭开展长期生产经营性活动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为茶旅结合的新业态提供制度保障。目前，湄潭形成了以茶企为主力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格局，发展起来一批茶叶专业村、种植大户与茶叶专业合作社，不仅打开了湄潭茶叶的知名度，而且通过多种合作机制，使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形成了有组织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带动了乡村旅游，催生了农业新业态。
山东寿光的要素组合与变迁特征是实现土地更高的使用效率、促进劳动力的节约和集约使用、实现更有效益的资本投入。其经验是通过农业技术革命推动要素组合与升级。具体做法是持续推进技术进步，根据农业发展方式和要素组合变化需求不断进行制度变革，通过新型主体带动与社会化服务体系来提高组织化程度。技术方面，寿光持续探索与革新蔬菜反季节种植这一核心技术，并且建立专门的农业科技研究基地，改良与突破良种培育、土壤增肥、病虫害防治、栽培管理、质量检测、产品深加工等技术环节，依靠技术进步不断提升蔬菜品质与蔬菜产品的复杂度。制度方面，为发展蔬菜产业、推广反季种植技术、降低经营风险，采用指标分派任务与经济激励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农民采纳新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施政策性蔬菜大棚保险。组织化程度方面，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租用农民土地，雇用农民，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引导农民参与工业化、产业化经营；由种植大户或农业企业等主体牵头成立合作社，让农民以土地入股或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企业或大户，为了解决生产生活依赖社会化服务的问题，以供销社为主体提供以土地托管为核心的服务体系，实行全托管服务。
上海松江以家庭农场取代普通农户，使其成为生产主力，实行与家庭农场经营相适应的土地集中规模化，不断提高资本投入，形成了以“三权分置”和村社型家庭农场变革推动农业要素组合升级的模式。具体来说，由集体经济组织落实所有权，流转的农户仍具有承包权，家庭农场拥有土地的经营权，这种农地“三权分置”为稳定推行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化、规模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而发展家庭农场替代传统农户专门从事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解决了无人种地问题。同时产权的明晰及合约的稳定提高了经营者的经营预期，加之对农场劳动力的严格限制及经营考核，促使农场以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为目标，转变土地、劳动、资本要素的投入与使用方式。
四川崇州则通过促进农业经营者成长来推动要素组合与升级。崇州的要素组合与变迁特征包括实现土地规模化发展，引入职业经理人，以节本高效方式进行资本投入。以农地权利安排重构为前提，开展农民自愿将土地经营权折股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分配土地并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土地经营的制度尝试，并且围绕节本增效进行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在产权关系方面，农民保留承包权，以经营权入股加入合作社，经营权转化为股权，其身份转变为社员，全程直接参与决定理事会及监事会选举、生产决策、农业职业经理聘用、分配方案等。农民的权益将以优先股的方式得以保证，获得不低于农户自主经营的收入。农业职业经理人拥有不完全的经营权，其生产计划需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生产过程要接受监事会监督，职业经理人的收益取决于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合约结构。这种由职业经理人代替小农按生产计划进行专业化土地经营的模式，改善了农业分散无序的经营状况；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土地经营权与其他经营主体进行合作，提高了经营者与市场的衔接程度，加快生产到加工、销售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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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
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农产品需求正在从数量型、温饱型向优质化、特色化转变。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制度的改革、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农业技术的创新，来推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实现高匹配度的要素组合及持续升级，提升农产品复杂度，延展农业产业链，深化产业融合，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保障有力、结构合理、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农产品有效供给，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回报率。未来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关注如下几点：
第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组合匹配度。（1）在保障集体成员承包权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完成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实现经营权作为“田面权”与承包权作为“田底权”的平权。（2）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利，实现农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从事非农建设的权利，做实农民集体对集体建设用地的出租、转让、抵押权。（3）赋予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农民宅基地可以有偿退出、出让、转让、交易、从事其他相关产业的生产服务。在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实行村庄宅基地、农房和空闲地对外村人和外来资本有序开放，实现乡村资源与外来资本的有效组合，显化乡村价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经济组织。以企业为农业经济活动的主体，连接农民合作社和农户，实现农业经营体制、农业市场化、农业服务化、农业标准化的组织革命。（1）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扶持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和支持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促进农商联盟等新型经营模式发展。（2）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和农产品零售巨头为农产品供给侧核心主体，实现各类主体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方面的有机结合。（3）培育多种形式的现代农业服务组织。鼓励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和具有资质的经营性服务组织从事农业生产服务。支持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开展代耕代收、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鼓励引导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收储加工企业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订单收购、代烘代储等服务。支持建设集中育秧、粮食烘干、农机场库棚、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服务，鼓励地方搭建区域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平台，提供跨区域专业化服务。（4）实现农业标准化。制定产业和产品标准以及农业生产过程标准体系，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系统，确保农产品质量，保障农产品供给侧安全。
第三，建立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体系。（1）国家主导重大攻关。建立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实验室，建设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实施农业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和工程，重点突破生物育种、农机装备、智能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关键技术。（2）完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科技型农业企业组成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3）强化企业应用型创新主体的地位。鼓励更多有能力的农业科技公司根据生产实际需要进行农业科技创新，包括全产业链的研发储存、加工等非生产环节的新技术与新设备研发以及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增加地方特色农产品供给的新品种研发，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创新要素向新主体集聚，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宏观环境。（4）建设以新型主体为核心的推广体系。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培育壮大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等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提升农技服务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改变农业科研成果推广路径，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的着力点，并通过示范作用扩大推广半径，加快推广速度和提高推广效率。
第四，实行提升农业要素组合效率的政策组合。（1）提升农业要素市场活力，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提质升级。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地整理，改善土地细碎化状况，提升土地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对于有意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加强其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家庭农场生产支持团队，为其生产、经营提供有益的咨询、指导；吸引一部分文化素质较高的“新农民”进入农业，为其提供有竞争力的报酬；对于打算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为其提供一定的培训与指导，实现农民队伍的结构性调整与优化。为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提供正确的政策引导，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对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期限、面积等的控制条件，健全工商资本下乡服务体系，使工商资本“进得来、有发展”。（2）基于农业要素禀赋条件，提升要素组合效率。综合考察各地农业要素的禀赋，对符合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排定优先序，发展专业化生产，并根据农业传统与市场需求变化进行动态调整。通过服务规模化提升要素组合效率。对于农业生产中可标准化的服务环节，通过专业化的农业服务将分散的农户与地块联结，优化不可分割的大型农业投入的提供方式，提高服务供给的效率，提升农业要素的组合效率。
第五，建设有竞争力的农业。（1）突破对农业内涵的窄化认识，摆脱“吃得饱”的农业功能定位，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挖掘与满足市场对农业的多元化需求，改变单一数量型发展理念，丰富农产品供给结构，拓展农业多样化功能，提升农业综合价值。（2）促进农业分工与专业化，以各类组织带动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生产水平的提高，改变依靠经验种植的传统模式，以更科学、合理的方式使用生产要素。以技术创新优化种植品种、土壤增肥、病虫害防治等环节资本要素投入水平，提升加工、保鲜、贮存、物流能力，建立技术推广与应用体系，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开发多样化农产品。以生产标准化、信息透明化完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实行严格的质量检测与追溯系统，提高优质产品辨识度。（3）实现农业高回报。以制度改革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限制，为企业家进入农村、稳定经营预期提供制度保障。以企业家—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衔接度。以配套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提供全产业链的高效服务，降低经营成本。以技术引进与研发替代来高效利用生产要素。以名优产品认证推进优质产品品牌化，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知名品牌，提高内在价值。以产业融合实现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与农业多功能的拓展，提升农业多样化价值，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编辑：程果 熊雪锋
封面图片：怀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