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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2.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摘要：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根植于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全面应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理论渊源的“高度”、理论创新的“广度”，理论建构的“效度”三个方面的品格。理论形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具有“全面发展”“全面统筹”“全面攻坚”三大时代特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以“全面反贫困(Comprehensive anti-poverty)”的理念为内在统领，在理念、机制和策略三大层面细化为党建引领、包容发展、全局统筹、全域协同、全员参与、精准施策、内源驱动七大要素。摘要：基于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粮食体系韧性和数字乡村建设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提升粮食体系韧性，且乡村数字金融和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对粮食体系韧性的促进效果在较长一个时间序列上都稳健成立。研究还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流通数字化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据此，未来应关注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协同，并结合流通数字化改造，以进一步放大数字乡村建设对锻铸粮食体系韧性的作用，从而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摘要：通过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贫实践的深入观察，剖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机理，并运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 QCA)方法，探究了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差异及路径条件。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有效融合了贫困治理的“外源性”和“内源性”需求，其中，企业类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家庭经营主体和合作经营主体能够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但收入减贫效应并不强。摘要：发展农地流转市场被认为是减少耕地抛荒的重要举措，但农地转入主体往往对细碎偏远地块缺乏兴趣，这是否会诱发新的耕地抛荒值得深入探讨。利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耕地抛荒的影响。结果显示，农地转出户更可能抛荒耕地，致使耕地闲置荒芜。当村庄存在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农地流转诱发的抛荒将进一步加剧，而村集体组织实施的流转则有助于缓解该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机服务发展增强了农地流转对抛荒的激励作用，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也使得耕地抛荒问题更为普遍，这是由细碎偏远地块的作业成本高造成的。随着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细碎偏远地块更容易被市场放弃，应重视公共干预在农地配置和高效利用中的积极作用。1.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激活。而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核心议题，是以体制机制变革达致还权赋能。为深入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作用机理，研究以利益牵引为视角，以还权赋能为主线，着眼产业发展与农民参与的双向互动，建构了基于“契合度—参与性”的牵引式治理分析框架。以陕西省礼泉县Y村为个案，以产业发展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构建牵引式治理的衔接机制、参与机制、共赢机制和培育机制。而理想型牵引式治理的迁移扩散，需要实现乡土逻辑、利益逻辑和制度逻辑的有效契合，实现产业的嵌入与融合，强化农民的组织和参与，落实多方的合作与共赢。摘要：合作社不仅是一个互助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当前已通过土地置换、文化创新、资金互助和劳动自养等方式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的具体实践，并在提高经济收益、推动农村社区营造和增进老人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土地改革的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推广以及互助养老运营补助的激励，为合作社养老的运行提供了制度条件，而合作社养老所具有的自主吸纳和灵活适应特点也助推其成为“接地气”的互助养老形式。然而，合作社养老在实践中还存在受益覆盖面较窄、服务水平不高、可持续动力不强等瓶颈问题，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在城乡融合、产业融合、服务融合、市场融合四个方面进行突围。摘要：基于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验证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不改，长期居留意愿呈现出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华东和东北地区始终是“热点”城市集聚区。从城市包容度、社会融入能力和家庭特征三方面分析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入能力最为重要，其中已婚率、受教育程度、流入地已停留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更高的跨省流动比例则会降低长期居留意愿。城市包容度的重要性有限，但医疗公共服务的正向影响增强，平均工资收入和住房支出两大经济因素亦开始凸显重要性。家庭特征始终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决策的一大因素，符合新经济迁移理论。摘要：中国现行粮食进口量的统计是不完整的。文章区分了粮食显性贸易和粮食隐性贸易，进而构造了粮食真实进口量的测算方法，并基于对粮食隐性进口量的估计，构建了中国粮食贸易平衡表，获得了中国粮食真实进口量及进口结构数据。研究发现:2000—2020年间，中国粮食真实进口规模为153412万吨，其中，粮食显性净进口126463万吨，占82.43%，粮食隐性净进口26949万吨，占17.57%。近年来，中国粮食真实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并呈明显的隐性化趋势。中国粮食进口隐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内粮食自给率下降和确保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从口粮看，当前中国人的饭碗仍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但我国国内粮食市场紧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亟需切实可行之措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经济学院摘要：使用2017至2019年HS8位码的进口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中国对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对美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显著降低了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额，贸易抑制效应显著，但仅存在部分贸易转移效应;政策实施后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额下降的部分影响因素来源于美国企业降低农产品对华平均出口价格，政策效果显著，在一定程度证明美国农产品出口对华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一般贸易分类下的贸易抑制效应、贸易总效应、贸易转移效应相比不区分贸易方式异质性的全样本估计效果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增强，这意味着中国对美一般贸易分类下的进口农产品实施关税反制的政策影响更强劲。摘要：乡镇运作逻辑及其政权属性是镇域治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当前乡镇运作主要受体制规制、社会监管与资源紧缺三重压力挤压，镇域治理事务性压力突显，促使乡镇政权采取压力调节与控制策略，推动不同公共事务的清单式管理、常态化监管、动态化防控与运动式治理，乡镇治理呈现“调控主义”逻辑。乡镇政权对压力结构的分解重组、治理事务的分类和治理资源的调配，表明其具有相对自主性与能动性的“调控型”政权性质。乡镇政权的内部调控策略，容易带来乡镇的“治理内部化”发展，限制乡镇政权治理能力的提升。基于此，基层治理体制改革需给予乡镇政权向外扩展治理资源、培育治理力量的空间与财力，建立符合镇域治理现实的“权威的统合治理”秩序，真正推动基层协商共治与简约治理。1.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2.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摘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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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5期目录及摘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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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代安澜
审核：龙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