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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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可持续发展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王鹏;陈潭;9-22
中国种子产业：成就、挑战和发展思路
黄季焜1 胡瑞法2
1.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2. 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嘉兴)研究院
摘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作物育种体系建设和新品种的选育，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育种研发体系。但本世纪以来，以课题组为单位的公共育种研发体系难以适应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要求，形不成分工明确、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现代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体系。虽然国家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种业的发展，但由于现有的体制始终未能解决甚至混淆公共研发机构的公益性职能和企业商业性科技创新之间相辅相成的作用，不仅影响了新品种的重大科技创新，更影响了种子企业做大做强的政策初衷。为此，提出要深化种业创新体系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适应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与产业发展的中国种业科技创新体系等政策建议。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王鹏1 陈潭2
1.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基础层-应用层-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结构-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传统”“模糊-具体”“嵌入-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胡汉辉1 申杰2
1.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 山东交通学院科研处
摘要：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且全国市场统一度每增加1单位，乡村振兴指数大约增加0.7423个单位；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这种助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乡村振兴分项检验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且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但对治理有效的影响尚未显现。机制分析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促进乡村振兴。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徐琴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
摘要：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通过制度-权力-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格局与机制
梅建明1,2 刘丰睿1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2. 湖北江城实验室战略(管理)研究院
摘要：基于2016、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82个地级市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探究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集聚特征。本地公共服务综合水平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在本地集聚的重要因素，本地的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对本地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公共服务综合水平和教育投入对周边地市存在显著为负的外溢效应，人口要素竞争存在“以邻为壑”现象且内陆城市的公共服务空间溢出效应高于东部沿海及周边城市；而医疗卫生投入只在中西部地区对邻近地市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公共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空间衰减特征的地理边界限制。
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组织变迁：体制转型与机制重塑
石伟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摘要：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和社区治理机制实践，构成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组织形态，反映了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主体及其权责关系。当前针对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村改居”“撤村并居”管理体制改革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形成多元化的管理模式。但是，受集中居住安置方式差异的影响，不同管理模式中制度设计遭遇的社区结构有所差异。在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事务的刺激下，管理体制以重构权责关系的形式因地制宜形成不同的治理机制，包括属地管理模式、管委会模式与第三方托管模式。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机制的权责关系重塑实践，以地域空间为对象形成治理单元再造、治理力量统合、治理事务分流的治理格局，建构起基层政府治理能力。
《义务教育法》对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
毛奇 张同龙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一套独特的中国农村家族调查数据，同时借助《义务教育法》实施时间在省份间的差异及该法对子代出生队列的外生影响，实证估计该法对于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通过区分该法的实施对实现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先天效应与培养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强化了由先天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抑制了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与机制分析中，发现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弱化，主要是《义务教育法》对于女孩群体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层次、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起作用的结果。
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与实证
郑方辉 刘畅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为实现乡村振兴规划目标提供了价值导向、标准体系和社会动能。构建由决策部署、过程推进、目标实现和社会满意等4项一级指标、12项二级指标、43项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对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政府进行第三方绩效评价，结果表明：2020年全省乡村振兴绩效指数为80.13,主观评价(74.07)低于客观评价(81.29),地市之间绩效表现反差明显，各分项目标的实现程度不一，经济发展程度对绩效指数影响具有多样性等。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应以追求农民满意度及获得感最大化定位地方政府绩效目标，立足实际优化实施方案，久久为功补足民生短板，强化激励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和机制。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祝志勇 王嫒名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张乐柱 高士然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触发机制
张连刚 张宗红
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发展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并不积极主动。基于21家典型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法系统地揭示影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参与能力、合作社负责人的家乡情怀等内部因素，是触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前置要素和重要动力源；政府支持、乡贤支持、村民支持、治理平台等外部因素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和重要外部力量；外部因素多维度地影响“内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转换进程。为破解不主动参与难题，需要着重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培养合作社负责人家乡情怀、构建有利于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价体系、推进政府承担协调和督促等职责。
技术下乡与基层治理双重回应的生成
吴春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以12345政务热线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被广泛运用，调适了基层体制内权责关系，是政府吸纳民意的重要渠道。但数字技术难以对个体诉求精准分类和真实性识别，因而产生诉求信息拥挤。基层干部在面对诉求制度的回应规则时，其回应行为呈现出线上诉求回应与线下事务治理回应的二阶样态。一阶样态体现出基层科层组织内部关于诉求回应的权责调配和压力驱动逻辑。二阶样态则是基层干部在具体情境中与村民围绕诉求进行互动，体现为一次性诉求直接回应、模糊性诉求程序回应和不正当诉求化解治理三种策略。诉求回应制度提升了基层回应性治理的水平和效能，但此种干群互动是靠科层压力传导来实现，呈现出回应的被动性和后发性，这与我国群众路线所蕴含的干部直接回应和解决民意诉求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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