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状况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国情省情。每十年开展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最权威最准确的人口数据。分析研究人口数据，对国家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分配财政资金、开展城镇建设、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对企业投资兴业、市场营销和个人职业发展、买房安居等都有重要意义。老龄化、少子化、少婚化、家庭小型化、超级都市化等成为重要的全国人口趋势。那么贵州的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等发展历史和现状如何？历年人口增长和流动呈现何种趋势？全省各市县的人口分布是什么样的？人口数据反映出哪些机遇和挑战、对下步发展有哪些启示？数谷研究将推出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系列研究，用公开数据深入分析和客观反映贵州人口形势。本文主要通过历史纵向和省际横向分析贵州人口增长和流动趋势。2010—2020年贵州常住人口增加381万人，扭转了2000—2010年减少1.4%的下滑趋势，增幅和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排西部第3位和第5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从迁移增长看：一是贵州人口流动加快，但人口吸引力较弱，2020年外省流入人口仅115万人、排全国第24位。二是贵州人口流失严重，流到外省人口近十年保持在700万左右、排全国前列。三是贵州农村人口加速转移到城镇，近十年城镇化率年均增加1.9个百分点、2020年达53.2%。从自然增长看：一是贵州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全国前列，近十年保持在6.5‰左右，而全国呈下滑趋势、2021年已降至0.34‰、主要因为出生人数快速下降。二是贵州人口出生率排全国前列，近十年保持在13.4‰左右，2019年在总人口超千万的省份中排第1位。三是贵州人口结婚和生育意愿较高，总和生育率居全国前列，结婚率近十年平均比全国高3个千分点，但与全国一样逐渐下滑，结婚对数已降至40万以下。
常住人口指经常在某个乡镇街道区域内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既包括有户籍且实际居住的、也包括无户籍但实际居住的人口。我国和国际上进行人口普查和调查时通常均按常住人口统计。一般用常住人口变动衡量人口增长。1.1 贵州常住人口数量扭转下滑趋势，近十年年均增加38.16万人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贵州常住人口仅1503.73万人，之后历经多轮增长变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达3524.77万人、是1953年的2.34倍。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贵州常住人口达3856.21万人、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381.5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8.16万人，扭转了2000—2010年常住人口减少50.12万人、年均下降0.14%的下滑趋势。 1.2 近十年贵州常住人口增幅和增速居全国第一方阵，分别排西部第3位、第5位从全国来看，2010—2020年，有25个省份常住人口增加，增幅前3位为广东2171万人、浙江1014万人、江苏609万人，年均增速前3位为西藏1.97%、广东1.91%、浙江1.72%；黑龙江、吉林等6个省份人口减少。
近十年，贵州常住人口增幅排全国第9位、西部地区第3位，仅次于广西和新疆；年均增长率1.05%、比全国高0.52个百分点，增速排西部第5位、全国第10位。
1.3 贵州常住人口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中下游，人口增长仍有一定空间2020年，贵州常住人口总数排全国第17位、排位比2010年上升了2位，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14.12亿的2.73%、比2010年提高了0.14个百分点。使用常住人口总数除以国土面积表示人口密度。2020年贵州人口密度为219人/平方公里、排全国第19位，高于148人/平方公里的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周边省份中重庆的389人/平方公里、湖南的314人/平方公里、广西的212人/平方公里。综合考虑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人口承载能力，贵州的人口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人口逐渐从乡村和小城镇向县城和一二三线大中城市迁移，从中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迁移，大城市和都市圈的人口集聚能力持续增强。改革开放后，中西部大量劳动力外流到东南沿海，贵州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2.89%下降至1990年第四次普查时的1.59%、2000年第五次普查时的0.82%，2010年第六次普查时更是降为负0.14%；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政策深入实施和贵州“黄金十年”发展，人口开始回流中西部，2010年后贵州人口呈现正增长。2.1 贵州人口流动加快，人户分离人口近十年增加707万人，但外省流入人口2020年仅115万人、排全国第24位，人口吸引力较弱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分别从2000年的1.44亿人、1.21亿人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4.93亿人、3.76亿人，年均增速分别高达6.3%、5.8%。
贵州人口流动也在加快，2020年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52.6%、增加707万人、达到1169万人，流动人口增长131.25%、增加544万人、达到959万人。2020年，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有1.25亿人，外省流入人口排前3位的分别是广东2962万人、浙江1619万人、上海1048万人，说明这些地方人口吸引力很强；贵州外省流入人口仅115万人、排全国第24位，人口吸引力较弱。外省流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前3位分别是上海42.1%、北京38.5%、天津25.5%，说明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很多都来自外省，外来人口对当地发展影响较大；贵州外省流入人口占比仅3%、排全国第25位。
2.2 贵州外流人口2005年以来快速上升，近十年保持在700万左右，规模排全国前列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差值可以表示当地人口外出半年以上的人数。2005年以来，贵州户籍人口数量持续高于常住人口，差值从138万逐年提高到2010年的710万人，之后保持在平均值694万人上下波动，2017年以来呈上升趋势，2020年高达762万人。可见，贵州户籍人口到外省半年以上的人数规模很大，常年有近700万人流失到外省。
2019年，全国31个省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值前5位依次是河南1585万人、安徽1027万人、四川749万人、贵州723万人、广西713万人，该差值占常住人口比重前3位依次是贵州18.8%、安徽16.9%、河南16.0%，说明这些省份外流人口规模很大，人口流失严重。
2.3 贵州农村人口加速转移到城镇，近十年城镇化率年均增加1.9个百分点、2020年达53.2%贵州城镇人口从1953年的110万人开始快速增加，之后经历多轮增减变动，2000年达845万人，近20年基本上逐年增加，2019年超过乡村人口、达1981万人，2020年超两千万、达2051万人；乡村人口从1953年的1394万人开始逐渐增长，之后经历多轮增减变动，2000年达2680 万人，近20年基本上逐年减少，2018年减至两千万以下、为1987万人，2020年减至1807万人；城镇人口比重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高，近十年加速上升、年均增加1.9个百分点，2020年达53.2%。
人口自然变动是由出生和死亡引起的人口数量增减变化过程。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指一定时期内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与同期平均总人口数之比，用千分数表示。3.1 近十年贵州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6.5‰左右、2020年是全国的4.5倍；而全国自然增长率呈下滑趋势、2021年已降至0.34‰，主要是因为出生人数2016年以来年均减少145万2010年以来，贵州常住人口出生人数保持在45万人以上，平均为47.92万人；死亡人数保持在22至28万人，平均为24.81万人；自然增长人数平均为23.11万人，自然增长率保持在5.8‰至7.41‰、平均为6.5‰。而全国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2016年的6.53‰逐年下降至2021年的0.34‰。
全国人口增长持续放缓是由于出生人数、出生率持续减小。近十年，全国常住人口死亡率一直保持在7‰，自然增长率随着出生率变化而变化；而出生人数从2016年的1786万人逐年减少至2021年的1062万人、年均减少145万人，出生率2010—2015年维持在13‰左右、2016年开始逐年下滑、2020年开始跌至10‰以下、2021年仅7.52‰。
2020年，贵州出生人数大幅增长7.1%至52.79万人、占全国出生人数1200万人的4.4%，自然增长人数25.16万人、占全国自然增长人数204万人的12.3%，自然增长率6.53‰、是全国自然增长率1.45‰的4.5倍。贵州常住人口出生人数、自然增长人数占全国比重较高，自然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快很多，说明贵州人口自然增长势头更好。3.2 贵州常住人口出生率在千万级人口省份中排第1位，自然增长率居全国前列2019年，贵州常住人口出生率为13.65‰，仅次于西藏、宁夏、青海，但这3个省是全国出生人数最少的、都低于10万人，因为总人口基数非常小、都低于1000万人，所以相除以后出生率比较高；在总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省份中，贵州出生率排第1位；贵州自然增长率为6.70‰、排全国第8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从各省份来看，出生率最低的是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省份；贵州人口基数虽然小于陕西、辽宁等省份，但是出生人数超过了它们，说明贵州生育意愿比较高，可能是因为汉族生育意愿普遍较低、经济越发达生育意愿越低。
3.3 贵州总和生育率居全国前列，结婚率近十年比全国高约3个千分点、2013年达到峰值13.3‰后逐年下滑，结婚对数已降至40万对以下婚姻是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婚姻状况和观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攀升、初婚年龄推迟等。从结婚率看，全国2013年达到峰值9.9‰后逐年下滑、2020年仅为5.8‰，贵州2015年达到峰值13.3‰后也逐年下滑，但贵州一直高于全国、2012年以来平均高2.9个千分点；贵州、西藏、青海等欠发达地区结婚率在10‰左右、排全国前列，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结婚率仅5‰左右、排全国末位，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结婚率也偏低。从离婚率看，贵州和全国近年都呈现轻微上升趋势，2019年全国达到峰值3.4‰，2020年都开始下降。
从结婚对数看，贵州2015年达到峰值49.3万对、占全国1224.7万对的4.0%，之后逐年下滑，2019年首次低于40万对，2020年仅31.8万对、占全国814.3万对的3.9%。从离婚人数看，贵州从2012年的16.2万人逐年增加至2019年的33.2万人、年均增加2.4万人，2020年下降2.7%至32.3万人。
生育观念和政策直接影响人口自然增长。育龄妇女人数、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内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等是衡量生育的重要指标。从全国来看，1982年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2011年达到峰值3.8亿人[1]，近年来持续下降，目前大概约3亿多人，2021年比2020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1—35岁育龄妇女减少约300万人；总和生育率持续降低，从新中国成立后的6左右降至1990年代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1]，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仅为1.3，远低于2.1的正常更替水平，也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从贵州来看，总和生育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75[2]、排全国第2位、仅次于广西的1.79，但也逐渐走低，降至2020年的1.47。3.4 贵州常住人口总体大致经历“很高出生、高死亡、较高增长”“较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高出生、较低死亡、低增长”三个阶段的变动第一阶段（1949—1975年）呈现“很高出生、高死亡、较高增长”态势。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鼓励生育、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大幅超预期，国家开始提倡节制生育。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贵州迎来生育高峰[3]，人口出生率1949—1959年基本保持在30‰以上、1962—1975年全部保持在40‰以上，1964年达到最高值52.6‰；人口死亡率平均为15.9‰，除1973年最低为9.5‰外全都在10‰以上，1960年达到最高值52.3‰、之后快速下降；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2.2‰，1965年达到最高值34.8‰，但因“大跃进”、自然灾害等特殊影响出现了1960和1961年唯二两次的负增长[3]。
第二阶段（1976—2001年）呈现“较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态势。1971年国务院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开始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政策有所微调，主要是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在计划生育政策等影响下，贵州人口出生率逐渐下滑，1978年首次降到30‰以下、到2000年间保持在20‰以上、平均为22.9‰；随着医疗卫生、经济发展等水平的提升，人口死亡率从1976年开始保持在10‰以下，到2001年间平均为7.6‰；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下滑，1978年后下滑至20‰以下、到2002年间保持在10‰以上、平均为14.7‰。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呈现“高出生、较低死亡、低增长”态势。2002年各地陆续推出“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国家开始实施“单独二孩”，2015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之后三孩政策全面实行。贵州人口出生率从2001年开始低于20‰、随后逐年快速下滑到2005年的14.6%，2006年后一直保持在13.5‰左右，2015年的“全面二孩”政策等有一定作用，将出生率从2014年低点的12.98‰拉回13‰以上；人口死亡率保持在6.9‰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2003年后保持在10‰以下，2014和2015年跌至5.8‰，随后回升到6‰以上。注：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均来自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各地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局官网等公开渠道。主要参考文献有：[1]任泽平，熊柴，周哲.中国生育报告2019[EB/OL]. 2020-01-13/2022-01-19.[2]人口就业处.初心如磐七十载人口发展谱新篇[EB/OL]. 2019-09-19/2022-01-19.[3]李北杓. 关于贵州人口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对策[J]. 贵州文史丛刊, 199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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