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专家：如何防范儿童性侵事件再发生？
●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补上“性教育”这门课已经刻不容缓，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儿童，更需要“脱盲”的是家长、教师以及每个社会成员。
● 针对儿童的性侵犯罪，有必要进一步提高量刑标准；建立信息共享的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对此类人员实行动态监管，并禁止其从事可能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让未成年人远离暗藏在身边的威胁。
● 构筑防范侵害未成年人的“大坝”，经济惩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合理运用可以更好地发挥惩戒犯罪者和救济受害者的双重作用。
每次伤害未成年人案件曝光后，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热点，也总会引发要求依法严惩罪犯、加强儿童保护的讨论。7月3日，上海警方披露新城控股董事长涉嫌猥亵女童案情，再一次揪痛了全国人民的心。事实上，近年来，为了打击和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我国的法律法规多次做出了针对性的完善，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力度不断升级。
如何更好地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所博士张本波，他表示，类似案件的不时发生，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在儿童保护方面还存在盲区、漏洞和短板，有可改进的空间，加强完善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的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补足性教育短板 构建社会参与的保护机制
因为老师不好意思讲，生理课让学生自习，这在一些学校并不稀罕。不和孩子谈性，是许多家长的共同问题。甚至在一些农村地区，主动了解性知识的青少年，还会遭到嘲笑。
“防患于未然，首先要补足性教育短板，让每个儿童形成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张本波认为，长期以来，国人对“性”的话题十分避讳，对于防性侵的安全知识，不仅儿童一无所知，成年人也所知不多，甚至羞于提及。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补上“性教育”这门课已经刻不容缓，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儿童，更需要脱盲的是家长、教师以及每个社会成员。
“家长应该突破传统观念，适当地对儿童进行性教育，提高孩子的警惕性；学校应尽快开设相关的教育课程，教授儿童与其年龄相符合的性知识和自我保护方法。”张本波说。
另外，构建社会参与的保护机制，让保护儿童成为每个居民自觉的社会义务。保障儿童在安全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不仅仅是父母和家庭的责任，还是整个社会的义务。
张本波表示，一方面，每个人都应认识到，在儿童问题上，“事不关己”意味着犯罪，只要发现某个孩子处于某种不安全或可疑状态之中，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应该采取有利于孩子安全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形成有利于全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建立对儿童保护行为的奖惩机制，搭建儿童安全信息沟通和救助平台。
比如，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可以在此基础上，参照并进一步扩展平台功能，多方搭建和发展成为社会广泛参与的儿童保护载体。
最大限度提高量刑标准 让性侵罪犯得到应有惩罚
“年初北京市校园伤童案出来后，我们曾试图从社会治理角度提出防范建议。这次的事件更为恶劣，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判罚，最高量刑或许已经不足以相抵其罪，也就很难达到预防同类事件发生的警示作用。”
“最大限度提高量刑标准，让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张本波说，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对猥亵妇女的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事实上，许多猥亵儿童的行为之于儿童的危害程度并不比强奸轻，会给儿童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这一量刑标准不足以惩罚猥亵类犯罪分子。严刑并不必然减少犯罪，但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阻吓效果，减少性侵儿童犯罪的发生。
张本波认为，预防犯罪、惩罚罪犯都应依法进行。但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最高量刑都不足以相抵其罪，说明现行法规已经难以起到惩罚犯罪和防范犯罪的作用，甚至可能会引起民众预期与立法司法的对立。这就需要审慎地考虑提升改善的空间和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对法律加以修订完善将是唯一的选择。针对儿童的性侵犯罪，有必要进一步提高量刑标准，并尽快出台我国的“梅根法案”，建立信息共享的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对此类人员实行动态监管，并禁止其从事可能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让未成年人远离暗藏在身边的威胁。
经济处罚的缺位 不足以筑高犯罪成本
惩罚机制的健全，渠道和视角上应扩大范围，多重途径组成合力，重拳出击。张本波表示，或许可以考虑在刑事判决之外，附带相应的民事判决。
“实行高额罚金和民事赔偿，尽可能筑高犯罪成本，尽可能弥补受害者损失。”张本波提出，目前的性侵儿童案件中，经济处罚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性侵行为对儿童及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特别是对儿童的心理创伤就其一生来说，难以估量。但受害者在寻求民事赔偿时却困难重重，法院的判决金额往往只支持医药费等直接经济损失，精神损害赔偿往往得不到或者仅仅得到很少的支持，这显然与受害儿童的心理伤害和生活上受到的严重影响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对儿童的性侵行为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践踏，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危害。比如本次事件的犯罪嫌疑人，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其行为不仅将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而且对我国企业家群体的形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行为后果却得不到相应的惩戒。甚至在案件发生后，还不时出现“不要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不要造成社会恐慌”等貌似理性、本质上却可能帮了“为犯罪行为变相开脱的”忙儿。“大不了坐两年牢，出狱后还是锦衣玉食”，正是很多犯罪分子心中之所想。
构筑防范侵害未成年人的大坝，经济惩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合理运用可以更好地发挥惩戒犯罪者和救济受害者的双重作用。
在张本波看来：以性侵儿童案为试点，开展惩罚性经济赔偿的探索。首先，在性侵儿童案的刑事判决中，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有期徒刑之外并处高额罚金。其次，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明确支持受害者的精神赔偿要求，制定的赔偿标准；明确精神赔偿的惩罚性原则，赔偿基数应在其他类型精神赔偿基础上提高数倍，且不以精神损害鉴定为赔偿前提。同时，对于罪犯性侵儿童造成的其他社会损失，如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管犯罪行为对股东造成的损失，支持相关方向当事方索赔。另外，在性侵儿童的罪犯出狱后，在一定期限或条件下，不仅要限制其接近儿童聚集场所等行为，还应限制其高消费行为。通过经济惩罚，让罪犯付出撼动心灵的成本，才能真正起到预防犯罪的警示作用。
张本波认为，儿童优先，即是否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也应该成为推进各项改革的一项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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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妇女报
作者/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耿兴敏
编辑/吴苏锦
美编/李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