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年以后——1931年初，夏坚白已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助教。这时他已不再叫大可，而是叫坚白。这个名字是他到上海考初中报名时填的。他在私塾曾熟读《论语》，子日：“不曰坚乎，磨而不砺；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就是说至坚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于涅而不黑。他以坚自为名就是要求自己干事业坚贞不移，做人正直，襟怀坦白。
在清华大学，他顽强的求学精神深得该校施嘉场、蔡方萌等名教授的器重和栽培。在此期间，他密切注视国内外形势动态和教育、科技的发展信息，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随着学识和阅历的增长，他亲身感受到祖国面临被列强瓜分之危险。日寇正阴谋大举侵犯，是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热血男儿志在救我神州！深刻的忧患意识鞭策他边教书边钻研。
中国的大学那时使用的多是外国教科书。为振兴我国高等教育，弥补大学教科书之奇缺，有识之士组成了大学丛书委员会，倡导编著出版中文版的大学教科书，以此培养人才，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夏坚白毕业伊始即投入这一工作之中。他任应用天文学助教不久，了解到我国各大学工程学系（或土木工程系）的教材主要是美国学者赫敖斯曼所著的英文教科书，所用参考书也是外文书，没有中文教科书。虽然在大学时他学的不是测量专业，但他顽强自学，读通了赫敖斯曼的教科书，并结合我国实际，于1931年编著了我国现代最早的一部《应用天文学》专著，被列入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安排出版。这部专著脱稿时，他还不到28岁。
“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日寇在上海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和夏坚白的书稿均遭日寇侵略战火焚劫。消息传到清华，夏坚白义愤填膺，“痛原稿之不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又凭记忆于当年夏重写该书。10月再将书稿送商务印书馆，并作小序“以慰私怀，并留纪念”。1933年10月该书始得出版，成为我国在这方面第一部大学中文教科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重要的大学教材和测绘著作。
而立之年的夏坚白从书稿遭焚，重写出版的事件中悟出“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他更加勤奋，又与比他小七岁的陈永龄合著了大学教科书《养路工程学》，1935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3年8月，夏坚白由助教升为教员，在几年的工作实践中他考察游历了许多地方和部门，看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决心投考公费留学，用先进科学技术拯救中华。
1934年，他和陈永龄、王之卓、董钟林一起考取由朱家骅、李四光等有识之士在第二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中为振兴我国测绘科学而设立的四个测量名额，同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测量学。留英期间，他和陈永龄、王之卓看到德国视测绘科学名列世界前茅，就要求转赴德国深造。恰逢李四光应邀到英国讲学，在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讲演中国地质学。在李四光的帮助下，夏坚白等三人于1935年8月转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测量系学习。1937年夏坚白获得该校特许工程师文凭，后在德国著名大地测量学家白莱奈克教授指导下攻读大地测量博士学位，1939年4月完成德文博士论文《双锁内误差传播研究》，获得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在德国出版。同年初，陈永龄、王之卓也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他们三人是我国最早一批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测绘学者，被我国学术界誉为“三大贤”、“三杰”。学成之后，三人相继迅速离开柏林，离开战争一触即发的欧洲，抢在航路被战火阻断之前，远渡重洋回到抗日烽烟中的祖国，欲倾其所学，和全国同胞一起抗战救国。
1938年，夏坚白（右一）
1939年9月，夏坚白回到祖国的抗日大后方，见大好河山论陷于日寇之手，强盗的铁蹄践踏着神州半壁国土，心情格外沉痛。当年10月，他被辗转内迁至云南昆明的同济大学聘为测量系副教授，讲授普通测量、测量平差、实用天文学等课程。那时，同济大学测量系是全国各国立大学中唯一的测量系，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他的到来给该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济大学一直用德文授课，采用德国教科书，教师上课讲德话，黑板上整板德文。他初到同济执教便革故鼎新，改革课堂教学，黑板上写的是中文，讲的是略带常熟口音的国语，不仅给流亡大学生们以国际上先进的测绘科技新知识，还注入了中华民族自强的意识。
1939年初夏，昆明物价飞涨。这年秋天，日寇频繁轰炸昆明，同济大学决定停课第六次迁校，从昆明北迁至四川南溪李庄。同年夏，朱家骅先生利用中英庚款在四川北碚设立了中国地理研究所，所内设大地测量组，把夏坚白、陈永龄、王之卓三位都调去任副研究员，从事测量学术研究。1940年8月，夏坚白离开同济大学到四川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供职，但仍念念不忘再次长途跋涉内迁的同济大学测量系。
大地测量组成立时由我国著名测绘学者曹谟先生任组长，云集了夏坚白等一批测绘精英。北碚因临近重庆，常遭日寇空袭，此时又是抗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物资极为區乏。在这样的环境里，夏坚白等人开始研究各种测量方法，比较其优劣，求改进之道理和新方法。他参与设立该组北碚测量实验场，主持其中的水准测量课题；与该组同仁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两种测量刊物——《测量》杂志和《测量专刊》。从1941年1月1日创刊起，用土纸石印共出版《测量》杂志20期、《测量专刊》11册，促进了测量学术交流和测量学科的发展。1941至1943年，夏坚白在上述刊物上先后发表了《谈测量事业》、《战时测量》、《我国测量数育管见》、《测量事业之经济观》等8篇论文。他一方面钻研测绘科技，另一方面批评国民党陆地测量局的工作，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腐败成风、发国难财。他为我国测绘事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痛心，大声疾呼：“同在20世纪生存，如果我们不迎头赶上去，如何来自解?”他清醒地看到“我国专门研究测量的人还少，所以测量在抗战救国的过程中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能够了解者不算很多”，因而必须加强对测绘科学的研究，拿出成果来说服大家。他更“深切地觉得我国的测量教育应该加以调整”，“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建立起我们测量学术的基础，更希望我们用自己的心血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这是研究机关和学校应负的责任。”
为此，1941年5月，他离开大地测量组重返同济大学测量系任教授。此时该校已完成第六次迁校工作，在川南重镇南溪李庄，利用古庙寺堂上课。虽然李庄的条件比北碚差得多:没有自来水，由工友从长江中挑水；投有电厂发电，用桐油灯照明；看报纸要等重庆来的上水船送，只能看四五天前的；遇到涨水和冬季枯水时，轮船还到不了……但为了发展我国的测绘教育，夏坚白仍欣然前往任教，开设了测量平差法、实用天文学、仪器学等课程，编写了上述课程详细的讲义。
夏坚白一贯认为测绘教育与测绘科研应密切结合在一起，应集中全国测绘精英和仪器设备向共同的方向努力，把我国测绘事业推向新阶段。当时聚集李庄的测绘学者有叶雪安、夏坚白、王之卓、陈永龄、方俊、曾广樑等教授，经常举办学术讨论会，测绘学术风气空前盛行，陈永龄、夏坚白、王之卓合著的《测量平差法》就是在此时定稿的。
1943年7月，夏坚白被内调至贵州省宁镇县的中央陆地测量学校聘为教授兼教育处长。该校的前身是1904年在北京创立的京师陆军测绘学堂。1912年改组为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曾几度停办，1931年在南京恢复。贵州是全国闻名的究省，“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人们一般不愿前往任职，夏坚白却欣然只身赴任。此后他鼎力促成了该校一系列教育改革：将学校迁往条件稍好的贵阳，井将原大专体制及训练班性质的学校开拓为大学本科学校，由原有4个专科发展为大地测量、航测、地形测量、制图和测绘仪器制造等5个四年制本科专业。他改革专业课程设置，强调设立与地方建设有关的课程，军事测绘要为工程建设服务。他促成地方测绘教育与军事测绘教育的合作与人才流动，介绍不少同济测量系毕业生到该校任教，还聘请知名学者来校兼职，并给予来去自由的便利。他改革考试制度并身体力行，对自己所授的测量平差、实用天文学等课程，先口试后笔试，全面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不断改进教学。那时中央测校派系矛盾多，他用“为抗战建国培养测绘人才”来团结全校上下共同奋斗。短短三四年内培养出合格高级测绘人才三四百名，在艰苦年代创造了奇迹。这些毕业生为中华测绘事业作出贡献，有许多成为我国知名测绘人士。
那时候国民党有不少官员利用职权乘机发国难财，夏坚白出污泥而不染，致力于测绘教育，廉洁清白。当时他的收入勉强够一人花，却要养活一家四口人！为了生计不得不上街头摆地摊，卖他在国外留学的衣物。方俊教授是夏坚白的挚友，他亲眼看到夏坚白租不起房间，只好与家人分居，到学校和他同住一陋室，月尾没有钱，夏太太只好找挑担小贩赊豆腐吃。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0月，夏坚白前往陆地测量局任职。到南京后他出于对蒋介石打内战不满，曾赴梅园新村聆听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讲演，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工长期监视。他的寓所附近常有装扮成修鞋匠、铜匠、磨刀人、卖烟小贩和人力车夫之类的人出没，朋友们都要他提防。于是他深居简出，兼任南京中央大学土木系教授，讲授实用天文学，并与王之卓、陈永龄于1947年7月合编了测量学大学丛书之《航空摄影测量学》，但书稿却难以出版……
至1948年7月，国民党特务机关见长期监视夏坚白一无所获，解除了监视。于是夏坚白辞去陆地测量局之职，应聘回同济大学测量系任教授兼校教务长，不久接任校长。这是他第三次到同济大学供职……
上海解放前夕，夏坚白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和上海医专等大学的校长一起与国民党当局周旋，摆脱被裹胁去台湾之危，坚持留在上海，还把方俊等人聘到同济大学，保护了人才。当军警进校大肆搜捕学生时，他站在工学院礼堂门口拒绝逮捕令，掩护李国豪等人逃脱了缉捕，井多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他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叶雪安躲过了威逼引诱，拒赴台湾。由于叶教授在同济资格老、影响大，其义举又带动了更多的学者。他临危掌理同济，团结应变，组织师生员工将人员（包括员工家眷）和仪器、设备、图书等校产全部安全转移，为新中国保存了宝贵的人才，奉献出一个完好的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