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地理学密码 访北京大学王恩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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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王恩涌,出生于北京市,文化地理专家、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地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地理》杂志副主编。他于1983年5月-1984年5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多伦多大学地理系进修。回国后即转向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开设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课。根据多年教学经验编写的《文化地理概论》的教材已于91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政治地理学在国内中断近四十年,在北大开设亦引起人们注意。在科研方面比较注意“人地关系”的综合分析与时空变化的关系和政治经济的宏观发展趋势。在“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文明起源纵横谈”和“人地关系”等文章中对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的相互影响的理论和实际作了较全面与辨证的说明。在城市地理方面,对梧州与北京的研究中,运用时空关系分析,及其发展趋势作了科学的论证。对昌平卫星城研究成果获91年北京社会科学方面一等奖。此外,对地理教育与旅游方面亦作过一些研究。
一、走进“人文地理”
记者:首先非常感谢王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等交叉学科使传统的地理学重新受到现代社会的广泛重视。您是北大和国内开设 “人文地理”课的先驱,能请您介绍一下这门课的情况吗?
王老师:在“文革”以前,人文地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没有这门课。其实,我开这门课也是非常偶然的。我小时候爱看战争小说,战争的发生、进程与结果就是军事、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因素综合影响的,所以才引发了这方面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想做这方面的论文,这直接刺激我开了政治地理(人文地理分支)课。
记者:您能举个“人文”与“地理”结合的典型例子吗?
王老师:例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都知道吧?那就是对敌我双方国力、政治环境、地理因素综合考虑的一个闻名世界的宏观战略分析。就是发动全民抗战,以游击战在敌后与敌人周旋逐渐削弱敌人。当敌人由强转弱,我方由弱转强时,就由游击战转入运动战和阵地战。而后来证明抗日战争在黄淮平原等地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毛主席当时的正确战略战术,使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战争中很快强大起来,对我国全民抗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另一个战略家蒋百里(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1937年初出版)中也提出了抗战的正确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前两年,就写了一个抗日战争的报告。他说日本人要想打中国,会一步一步打,一步一步前进,先占领了朝鲜,以朝鲜为基础占领东北。东北控制住了,再打华北,华北稳定住了再打华中。日本人是逐步前进,以战养战,用占领区的经济、人力等资源来支持下一步侵略,最后把中国消灭掉。这种策略是因日本的国力与资源不足决定的。
中国军事力量弱,但如果要跟着日本的思路,一步步后退,最后整个国家就完蛋了。所以要打就全面打,不要跟他小打,要全面抗战,不让它一步一步的站稳脚跟。另外,我不在华北平原上跟你打,敌强我弱,平原肯定打不过,只会消耗我方的有生力量(蒋百里没有想到毛主席持久战中的游击战战略,更没有想到正是游击战在华北拖住日本人,才更可能发挥长江水乡丘陵的作用)。应把敌军引到长江中游的湖泊沼泽、丘陵地带,使机械化部队不能充分利用,补给也困难。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这是蒋百里对日本战争的三个原则,战争的进程在长江流域符合蒋百里的预期与构想。
记者:的确很高明。这个战略思想看似简单,但能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分析、洞察事物本质,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王老师:说出非常简单,可是做起来、用起来千变万化,这就看一个人的水平了。
记者:自然科学和很多社会科学都会有一套经典理论和研究方法,“人文地理学”有什么特点呢?怎样才能提高“人文地理”的理论和思想水平?
王老师:就人文地理而言,严格来说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有条理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固定不变的研究路线。研究人文地理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入手。地理就像一个大舞台,什么角色都有、什么节目也可以演。每个演出者的来历、角色你都要知道,所以研究这个领域需要很广的知识面。
记者:像这样的课程,教学如何组织?
王老师:“人文地理”主题虽然多样,但目的很清楚,就是以地理学的视角为现代社会的建设服务。人文地理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该学科的各种基本知识,这是比较复杂的。教师在课前应该首先考虑清楚你想给学生讲什么、怎么讲,学生可能会得到什么,这是最基本的。对于基础知识多、牵扯的学科门类多的学科或研究领域来说,怎么科学、合理地安排基础知识的传授顺序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除了教学内容的选择,教法也很重要。当学生的注意力分散的时候,教师可以马上提一个引起他们注意的问题。当教师讲完一个例子以后,可以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这样就给学生换了一种思路,也就是走了两个不同的胡同,以后学生就会慢慢知道胡同不都是直的。“人文地理”最重要的是理论跟实际要结合起来,不要总讲一些抽象难理解的道理。教师应该经常找一些合适的例子来讲,从具体现象出发。
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思想方法。如果教员很有经验,很有思想,就能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让学生很快就能熟练地掌握,并且做到举一反三,这样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这就像盖房子,框架要搭好,至于房间里边桌子、椅子、板凳的摆设,教师只要把思路告诉学生就行了,学生愿意把它们搁哪儿,可以自己选择。
记者:对于人文地理来说,什么是最基础的知识?
王老师:我觉得既然是人文地理,那地理就是基础,因为人本来就是在“地理”中的。具体来讲,地理基本上可以分为水、气、土、生四个要素。“水”指水文;“气”就是气候;“土”指的是地貌;“生”指植物和土壤。
记者:水、气、土、生是自然要素,它们怎么才能跟“人文”联系起来呢?
王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不能“见物不见人”。比如,在讲气候的时候,可以适当地与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讲讲气候在人的生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样结合着讲,学生慢慢地就能学会相互联系地理来理解问题了。所以,我经常跟研究生讲,虽然你是学习理论的,但必须要有一个地理思维、地理习惯。
记者:关于“地理思维”,您能结合自己的经验举个例子吗?
王老师:比如,每当我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我会坐车走几条马路,逛完之后,就想估计这个城市大致情况。假设这条路正好从城市中心穿过,那就可以通过该区域面积的大小、马路的宽窄、汽车的多少、房子楼层的高低、街上人的多少等因素判断出来。当然,还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判断。对于一个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特征,如大致有一个基本印象;到了一个新的不大的城市,可以从街道的格局、各街道商业情况估计该城市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四周的经济关系。通过这样反复的估测和验证,就可以慢慢地总结经验,判断和估计水平也就会逐步提高,也就会逐渐形成以地理的观点思考人文社会问题的习惯。
二、文明与地理――地缘政治概述
记者:一般人可能会凭经验意识到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文化。但是,文化、政治与地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能否请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王老师:在人文地理学里有一个学科——“地缘政治学”,是专门探讨政治和地理二者之间关系的。目前来讲,研究这个学科的人很多都不是学地理出身的,但都需要在地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如,美国在美洲,日本在亚洲的海岛上,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座位”。这个“座位”是高还是低,是大还是小,稳当还是不稳当,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及政治、经济策略。
一个国家、一个集团,或者一个人,要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随心所欲,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以个人来说,一个人的知识背景与人生发展都跟地理有很大的关系。来自大城市和来自偏远农村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发展历程就很不一样。再比如,出自书香门第家庭的孩子从小就会被他的长辈灌输一些观念性的东西,这往往会成为影响他一生行为的指导思想;而商人家庭的孩子所接触到的事情就与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很不一样。
“人文地理”其实主要是来谈“人”的,这个“人”是指群体,代表民族与国家,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背景里出现的人,这些背景给人创造了条件,同时又必然产生了一些限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群的行为就必然会受这些条件的影响。
记者: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会受到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您能为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王老师:比如,成吉思汗虽然在军事上占领了大片国土,但在政治上却不那么简单,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政治形态和风格,他不可能有效控制所有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讲,元朝不能用管理草原的办法来管理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他们必须接受南宋的管理办法和经验。当然元朝这方面没有学好,除军事以外搞得一团糟,也就没有办法治理好中国,昔日强大的蒙古帝国也是一蹶不振。当我们分析今天的政治时,也必须根据它的历史地理与现实条件来考虑,否则就会遇到麻烦。
记者: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朝代的兴衰更替,为什么同样的地理环境会有不同的结果?
王老师:地理环境是通过自然、经济、周边政治格局形成综合作用,会发生大的变迁,这也决定了历史的大致走向。中国古代的都城,从商周开始,一直到唐朝,主要都在西安。在西安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农业条件很好,经济比较发达;其次,外来威胁主要是北面的匈奴,他们生活在现在的宁夏、河套地区,还有甘肃的河西走廊,离西安很近。这些因素使定都西安对外有利于对抗强敌,对内有利于控制华北平原,故对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很有好处。但为什么后来安禄山造反把唐朝弄垮了呢?这背后有地理条件的因素。安禄山当时成为三个“军区”(即范阳、平卢、河东)的“司令”(节度使),他的军队人数比首都西安还多。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少数民族跟汉族矛盾的重点已经不在西边,而转移到了东边,东边的矛盾很大,所以国家必须给安禄山更多的军队。但同时这也产生了另一个矛盾:理论上,一个封建帝国的首都不仅是政治中心,必然也是军事中心,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但唐朝出现了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分离,政治中心在西安,军事中心却在北京。如果军事中心不听政治中心的指挥,那么政治中心就岌岌可危了,这就是安禄山在北京造反成功的原因。安禄山造反时,西安还是西安,北京还是北京,单纯的自然条件变化不大,但它的功能重点发生了变 54 30775 54 16653 0 0 7140 0 0:00:04 0:00:02 0:00:02 7141。
又如,南宋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政治和军事中心不论是在西安还是在洛阳、开封,后面都有一个黄河流域的经济中心在支持它,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北宋以后,黄河的灾害严重了,粮食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了,于是黄河流域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也就是反而成了“不稳定中心”。经济中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粮食虽然可以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但数量不多。没有那么多的粮食支撑军队,军事上就产生了困难。所以宋朝以后,北京的八达岭以外就成为边疆之地,西安以西、以北的大片土地也成为战场。原因就在于经济中心的转移。
再以美国的例子来说,美国是从英国分出来的,所以它有很多思想、做法是借鉴英国的,但它终究又不是英国。为什么呢?因为它最初的国民信奉的是英国的一个教派——新教卡尔文教派,这个教派在当时的英国并不占主导地位。这一教派的人迁移到美国,后来就形成了美国的基础。因此,美国是在新教思想的引导下,由一部分英国新教徒逐步繁衍扩大并最终形成的。北美为英国的新教徒将其思想和理念付诸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场所,他们在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采用了新的办法,从而最终超过英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如果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它再强大也不会成为今天的美国,也没办法脱离英国而独立。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洲有着很好的地理条件,有比英国大得多的发展余地。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跟很多条件有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首要关注点就是这个国家占有什么样的地理条件。
记者:北美和南美都是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国家,但是他们在社会制度、风土人情等方面差别非常大,这会不会也是地理问题呢?
王老师:跟地理有关,但不完全是地理问题。南美洲有广阔的平原,而美国的平原则是夹在纵贯南北的两条山脉中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初到美国的移民不是在平原,而是在大西洋沿岸,其经济活动是手工业、商业、捕鱼与农业并存,不是专营农业。北美洲主要被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南美洲主要被西班牙人占领。英国移民带来了先进技术,移民主要为城市人口,他们首先想到是工、商业;西班牙人到南美带来了庄园制的生产环境,主要是搞庄园经济。美国独立之后,他们学英国人搞工业,不断发展起来,它的联邦制也成功了;没过五十年,拉美国家也都跟美国一样闹革命,但因为它的人口基础是农民、庄园地主,和美国的民众基础大不相同,因而联邦制也没有学成功。
记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为什么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呢?对于阿富汗战争,有没有可能像伊拉克那样,通过改变它的政治制度,来消除这个地区的敌对情绪?
王老师:第一,伊拉克跟阿富汗不一样,伊拉克地处草原与荒漠地区,除了城市和河流两岸以外,别的地方几乎没有人烟,所以它的人口高度集中。集中的城市要比分散的农村更好统治一些。阿富汗虽然也有城市,但它的农村人口还占相当大的比例,没有人口的集中地区,所以要想控制就比较难。第二,伊拉克有石油资源,石油搞好了,就可以自己生活,不需要美国拿钱。
伊拉克和阿富汗,一个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一个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这就差别大了。没有经济来源怎么办呢?在干旱地区的阿富汗,从农业角度来讲,生产鸦片最赚钱,所以阿富汗就出现了大量的鸦片种植,控制起来相当困难。总而言之,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都很重要,这些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应综合考虑。
三、人文地理视野下的中国问题
记者:现在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您认为城市应该如何积极对待这种普遍存在并将一直持续下去的问题?
王老师:这是所说的城市规划和发展问题,也是各方面非常重视并一直在做的。但是,任何规划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即研究的资料都是过去的,但规划的事情是未来的。未来的事情不是过去的重复,但又有过去的痕迹,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地方。其实,一切社会科学都类似,研究是想要预知未来,但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来说都是过去总结出来的,只能对未来发展作参考。
谁都希望在规划时将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但是,在实际中,确实有很多的事情没办法预测出来。另外,一些规划的具体工作,不是设计者可以决定的,很多是领导的个人意愿,这就使未来产生了更多变数。
记者:在这方面您能举个例子吗?
王老师:比如,某个地方正好临近河流,可以吸引人来投资修坝、建设电厂。用不完的电可以卖给附近需要电的地方,这样也就有了经济回报,因此也就可以办很多事情。修河坝是水位越高,效率越高,发电也越多。但水位越高,淹没的面积也越大。短期来看,修河坝淹没土地所带来的农业损失其实并不多,因为他们可以吃别处种的粮食;然而,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为修河坝而淹没土地,可能带来土地资源的浪费,从而制约城市发展。这有一个各种因素平衡的问题,作好各方面平衡是一个难题。
记者:人文地理学家在城市发展中,实际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王老师:专家的作用就是,大体上把城市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说清楚,提出几种利大弊小的方案供决策者参考。专家不是决策者,只能把规划中的问题提出来,由相关决策者决定。
记者:您能否根据中国现在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世界的差异,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做一个判断和预期?
王老师:第一,我们应坚持“和平崛起”,实事求是,吸取世界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走改革创新之路。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为此,我们应更加努力把自己事办好,不要样样都争世界第一。要认识到我们国家大,底子薄,问题多,需要长期埋头苦干。
第二,要有全球观,得从世界角度看问题。法国跟德国的百年之仇,最后是一个啤酒商人提出了一个办法,才有了今天欧洲共同体的局面。原来,这个啤酒商发现德国跟法国崛起的时候必然会打仗,而打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铁矿出在法国,煤矿出在德国,法国想把德国的煤矿拿过来,德国也想把法国的铁矿拿过来。最后,从历史经验出发,他建议实行钢铁联营,从一个合作企业开始,直到多国的联营,这就是欧洲共同体所走的道路。
今天,我们有了发展,应当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共同进步。以实际行动,推进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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