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军测系列之一：红军长征途中获“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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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战略指导，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率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到陌生的地域行军作战，没有地图可谓寸步难行。特别是长征开始后，红军地图资料十分缺乏。由于红军测绘力量弱小，无力进行大范围战场测绘，所需地图资料主要靠搜集和缴获。长征中，中央红军两次缴获的地图，都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地区，准备北上渡金沙江，摆脱敌人尾追。但由于缺少该地区地形图，不知渡口在哪里，部队上下都万分焦急。28日，红军总部直属队侦察通信队在云南曲靖西北10千米公路上，截获国民党军一辆汽车，缴获一批云南省1︰10万地形图。这是国民党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请求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援的地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高兴地说：“我们应当感谢‘龙云’，是他解了燃眉之急”。

总参谋长刘伯承当即指示，将地图发给各军团使用，并对照地图迅速查出了龙街、皎平、洪门3个渡口，把渡口位置、相互距离和通行路线标绘出来，发给部队。5月3日，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3个渡口，9日全部安全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12日，中央军委决定继续北上，渡过大渡河。军委作战局地图股迅速调绘了《泸沽通冕宁、巂西、富林、安顺场路线图》，进而绘制了安顺场渡口至泸定桥段160千米的大渡河两岸的地形略图，提供红军先头部队。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迫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成为泡影。

6月7日，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天全、芦山地区后，作短暂休息。地图股迅速调绘了以天全为中心，东至成都，南至峨嵋，西至康定，北至懋功，通达20余座县城的交通路线图，油印后发给部队。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决定迅速向北挺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洮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发展之势。按照该计划，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其中，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图为1935年5月军委作战局地图油印科绘制的 《泸沽通冕宁、越嶲、富林路线图》。

8月29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攻击大喇嘛寺（大戒寺）未果。根据俘虏口供和所掌握情况，军司令部连夜绘制了守敌要图和增援部队行进路线图。据此，军部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31日取得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进入甘南的大门，并缴获1份1︰10万甘肃地图和一些零散的地图。图为1935年8月军委作战局油印地图科绘制的《包座至岷县路线图》。

9月9日，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电令右路军南下。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叶剑英预先派参谋吕继熙把包座战斗中缴获的1︰10万甘肃地图拿来，藏在床底下的藤箱子里。半夜，叶剑英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秘密离开左路军。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领红1、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叶剑英带着这份甘肃地图，随中共中央北上。这是当时全军仅有的一份甘肃地图，也是红军北上的主要用图。对于这份地图的作用，叶剑英这样说过：“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图为《叶剑英军事文选》中关于甘肃地图的描述。

9月18日，红一方面军顺利进占甘南哈达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决定，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千米的速度，急行军北上陕北。

此后，毛泽东每天亲自向侦察科布置调查行军路线任务，指出选择行军路线是当前部队前进的关键问题，要求查清从祁山堡、马坞之间通会宁、静宁沿途情况，以及左右两侧敌情，规定调整路线图在当晚12时前报给他，从而保证红军避开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西部的吴起镇，并于11月初在甘泉地区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宣告红一方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图为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来自互联网。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图为2011年8月老村长在甘肃会宁拍摄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纪念塔。

来源：《中国测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文中长征路线图来自《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版权归原作者及刊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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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雪   审核 / 张胜威 刘雪

指导：万剑华教授(微信号wjh1826661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