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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军事家地理地形名言录

老村长 慧天地 202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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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美篇,编辑:老村长,本文名言选自毛泽东等军事家的军事著作或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历史资料。版权归老村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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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军事家地理地形名言录


编辑:老村长

2020年5月6日于北京


孙子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自古至今,军事家都离不开对地理地形的掌握与运用。因为地理环境是人类战争的舞台,是战略指导的客观依据;地形条件是构成战斗力的基本要素,是定下作战决心的根据。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红色军事家,十分重视地理地形的研究与运用,对革命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以及战争、战役行动与地理(形)的关系等,作出了一系列极其精辟的论述。如果将这些论述整理出来,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现以《毛泽东军事文集》等军事著作及军事测绘历史资料为依据,选取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军事家30余条地理地形的论述,编成《中国红色军事家地理地形名言录》。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合影(来自互联网)


1928年6月16日,红军第4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毛泽东在《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中,强调: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


刘伯承元帅(来自互联网)


1928年7月7日,被中共中央委派到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的刘伯承,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有关会议上作《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时,分析了中共中央之所以决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地理依据,指出:广东(1)占军事地理上之优势;(2)工农运动之核心;(3)财政之丰裕;(4)交通之灵便等等…打到广东的计议(1)工农力量在东江的厚;(2)东江地形较北江平易,且敌军已集中于北江不能各个击破它;(3)东江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财政亦丰;(4)可以以福建为后方。因此,决定迅速地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


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来自《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


1928年10月5日,红军第4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指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省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


朱德元帅(来自互联网)


1931年9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布《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要求:各军于行军中应指定得力参谋,沿途调查行进之路程、行进路附近之房屋、山水、地形等。每到一宿营地须调查营地之社会情况,与四通八达路线。到集中地时要把调查结果汇报总部参谋处。


1933年6月,朱德总结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撰写了《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强调: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因而我们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


长征途中的周恩来(来自互联网)


1932年11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发布《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强调:对于战术的使用与学习,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地形来求得灵活的运用。


贺龙元帅(来自互联网)


1934年5月,红3军进入贵州后地图缺乏,部队行动作战十分不便。针对部队只注重缴获敌人的武器,而不重视缴获和收集地图的情况,军长贺龙要求部队要特别重视收集地图资料,并指出:找到一份地图比缴获十挺机枪还重要。


叶剑英元帅(来自互联网)


1935年9月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将一份1︰10万甘肃地图交给对军委直属队总书记萧向荣,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


直罗镇战役战场旧址(来自互联网)


1935年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上,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报告时指出: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


长征时期的刘伯承(来自互联网)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在学校开训时讲话,强调司令部参谋工作很重要,测绘是参谋工作的必修课,指出:没有地图,作战行动就没有方向。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了眼睛。


1936年9月20日,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撰写了《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其中第四项是:查明敌人部署、地形、道路,以及敌人和居民的政治情况,无论是为自己遂行战斗任务而取得下决心的情报,或为遵行上级首长的指示而搜送情报,都成为战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徐向前元帅(来自互联网)


1936年8月16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给部队下达指示,要求:排级以上干部均学会看地图,作书面报告。


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来自互联网)


1936年12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重要著作,多处论及地理地形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却,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


1938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中,在论述袭击战术要领时多处强调地形利用问题。关于伏击地区的选择,毛泽东强调:(1)有良好的隐蔽,使游击队容易看见敌人,而敌人不易看见游击队。(2)有良好的地形,使游击队便于出击敌人,而敌人不便于攻击游击队。(3)埋伏地点附近之道路,须利于游击队退却,不利于敌人退却。(4)埋伏地点,须选在敌人一般行军警戒搜索正面以外。有时道旁虽有良好地形,如果过于接近敌走道路,则游击队埋伏时的隐蔽集结地,应选在更靠后的适当地点。(5)要有良好的观察地点。


朱德、彭德怀在华北抗日前线(来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38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强调: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条件和敌我的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也当然不能例外。


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部、先遣支队司令员时的粟裕(来自《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38年1月,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司令员兼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粟裕,在总结浙南和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在干部学校讲授游击战术课时,指出:行军前应作充分准备,要依据当前敌情和自己的任务,审慎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及其方向、行程、目的地等。自己活动区域需有详细的地图,否则应作精细的地形、路线调查…各游击队均应有活动地区的详细地图,至少应该有路线图和指北针。各游击队首长应该通过侦察调查,熟悉自己活动地区的地形状况,并预定发生各种情况时的处置方案。


1939年2月,叶剑英(右2)与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领导人合影(来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38年3月9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新华日报》撰写了《论山西战局》社论,强调:地形有利于我,人民是帮助自己的军队的,只要巩固作战决心,发动广大群众,利用良好地势,进行机动战斗,勇敢、沉着、坚持,我们相信是可以把敌人歼灭在山西山地的。


毛泽东在延安(来自互联网)


1938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认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地。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平原较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来自互联网)


1938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指出: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并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粟裕大将(来自互联网)


1940年4月16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给参加集中整训的主力部队指挥员讲课,强调:侦察和熟悉地形,对于军事行动、作战胜负关系极大。我们一定要把我军活动地区的地形弄得很熟,要把地图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熟记山川、河流、湖泊、道路、桥梁情况,并明白这些地形对敌我双方的军事价值。这样,我们就能充分利用地形之利,计划行军、作战,从容自如地应付各种敌情。


1941年5月,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在师参谋工作会议上,强调:作战应该很好地选择地形,因为地形是相当地影响首长的决心和战斗结果的,特别是同日本军队作战,如果地形有利,使他不能发挥他的兵力、兵器威力,那我们就容易制胜他,否则就很困难,不但不能制胜,甚至会遭受到很大的伤亡。


聂荣臻元帅(来自互联网)


1941年10月30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达训令,指出:在历次的“扫荡”与反“扫荡”中,各兵团营级干部由于没有地形图,致在上级对该部队的指挥上及其本部队的作战和行动上,以及对营级各干部培养其对地图的使用知能上,圴感到很多不便,因此特决定给每营发给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一份。


1942年3月,刘伯承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军事工作总结报告(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42年4月18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出《关于实地考察地形地理增修地图与编撰兵要地志》的命令,指出:这是要每个干部在军事地理上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使其更精确地了解敌占区、抗战友军区与抗战民主根据地的地形地理,以便于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机动和发展,与友军取得协同动作和障碍日寇的机动和发展,也就是我们坚持敌后抗战与准备反攻的非常实际的军事工作。


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来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43年3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等发出《关于一九四三年军事训练的训令》,要求:在根据地内、游击区、敌据点附近、敌交通线上可能作战之地点,就是能演习之地点,预先进行演习,要袭击敌某一据点,预先用图上作业,就是能演习之地点进行地上演习;不能演习之地点,进行地图上作业,使干部、战士熟悉地形道路、熟悉敌情、熟悉战斗动作、熟悉技术使用。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来自互联网)


1945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指出: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干部对于不能占领大城市表示不满,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表示不耐心。这些情况,都是同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相矛盾的。必须反复教育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


刘伯承、邓小平在大别山(来自互联网)


1947年7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要求给:营长以上(干部)每人发卾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1946年11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延安(来自互联网)


1947年8月24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要求:令各级干部研究地理环境(营长以上每人发简明地图一张)及民情、敌情,以利作战。


彭德怀给部队作动员(来自互联网)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陕北9个月作战的四条经验,其中第一条经验是:指挥者对敌、我、民情及地形要熟悉。了解敌人的一般情形是容易的,了解其具体情形就不容易。了解我情也一样。敌情、我情、地形是下决心的根据,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根据任务来下决心。


1948年5月,朱德、陈毅利用地图研究作战计划(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历史资料》)


1948年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1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强调: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看什么地形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来自互联网)


1949年1月16日,为北平使有重大价值的文物古迹、各大学校和工业设施免遭破坏,毛泽东电令平津战役参战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1949年2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电报,指出: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标注重要县镇的人口总数…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干部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盖的。并强调: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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