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调查：隔离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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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底特律市东部。利用0.5米分辨率的商业卫星影像，可以看到南北走向、跨越4个街区的矮墙。矮墙西侧是市政管理区域，东侧是格罗斯角。
这道墙两侧的显著差异，从500公里外的太空清晰可辨：房屋、道路、绿化、设施……一切都标示出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道墙区隔了“白”与“黑”。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民主、公平的国家，一道道或显性或隐形的隔离墙仍在一个又一个社区竖立。
镶嵌“宝石”的社区和倒塌的房屋
格罗斯角距底特律市中心约10公里，人口约5万，以白人居多。隔离墙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主要由墙东侧的白人居民建设。
格罗斯角的白人居民并不认为这道墙代表着种族隔离，他们觉得这是在保护自家财产免受来自底特律城区方向城市衰退潮的侵袭。然而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墙西侧的黑人人口比例远高于墙东侧。
墙西侧遍布衰退和破败的景象：道路龟裂，房屋倒塌，有大量地皮裸露的空地，房屋密度是墙东侧的十几分之一。
而墙东侧，路面没有明显破损；房屋密度极大，但处处是修剪工整的绿地；单座房屋占地面积一般是西侧的两倍以上，许多房屋有宽阔通道连接马路，说明带有车库；蔚蓝色的游泳池像宝石一般镶嵌在整洁的社区中。
因居民人口肤色带来的社区景象差异，几乎存在于整个底特律，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在城区、距离工作机会更近的地方，黑人社区的密度远高于白人社区。
在位于城区的福特汽车厂附近，虽然人们都为同一家工厂服务，但是通过对道路的提取，也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社区结构。
位于工厂西侧、以白人居民为主的社区，除了主干道，深入社区的道路多是弧形等不规则形状，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道路和整齐的草坪，在卫星影像中构成了优美的画面。
据测算，每个单独的住宅地块平均长约36米、宽约18米，占地近660平方米，房屋本身占地一般在200平方米以上。这其实是所有蓝领——无论“White”还是“Black”都难以负担的，但白人更容易申请到贷款。
位于工厂东侧、以黑人居民为主的社区，道路都是简单的横平竖直，房屋紧密排布，每个地块长度虽然也在36米左右，但宽度不到西侧的一半。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取不同肤色居民居住区内住宅的数量，单位面积住宅密度相差十几倍。
隐形的“红线”
位于底特律城区西北部伯伍德大街旁的“8英里墙”，是这座城市历史最悠久、也最著名的一道隔离墙。它厚1英尺、高6英尺，长0.5英里，因其一侧与“8英里路”相连而得名。
今日伯伍德大街“8英里墙”。（图片来源：NBC）
早期伯伍德大街“8英里墙”。（图片来源：NBC）
1941年，开发商希望在以黑人居民为主的伯伍德大街区域建立一个白人社区，但被联邦住房管理局拒绝：这里被定义为“危险”区域，种族混杂可能引发对抗、导致暴力，最终危及投资安全，因此没人愿意为这里的银行贷款提供财产保险。
于是，开发商建造了跨越3个街区的灰色混凝土墙。保险和贷款立刻就在以白人居民为主的隔离墙西侧落地。
最终促使黑人大量跨过“8英里墙”的原因是：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向郊区搬离，享受那里更宽松的空间和更优质的环境。
在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黑人和少数族裔社区往往不能获得保险或者需要付出更多保费，这就是“红线（Redlining）政策”。
它始于20世纪30年代，人为将城市社区分为A、B、C、D四个等级，并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在地图上标识。实行者称，就业、收入、教育、社区环境、公共设施和社区和谐度等因素是主要依据。
1939年底特律“红线图”。红色区域主要是黑人社区。（图片来源：Mapping Inequality项目）
但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一系列调查表明，“红线”实际上与肤色有着密切关联：即使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在“红线”内的黑人社区，其贷款和保险也可能被拒，因为在这个区域内所有房产的价值都可能下跌。
联邦住房管理局要求，联邦银行贷款不能为面向黑人销售的项目提供担保，也不能给位于黑人社区附近的为白人居民开发的项目推荐联邦银行担保，因为这有被“不和谐的种族群体”渗透的风险。
在芝加哥受“红线”政策影响最显著的社区，社区居民可获得的贷款只相当于储蓄额的4%，而郊区的白人社区这一比例高达31%。
今天，在芝加哥，由绿地、道路构成的“隐形”隔离墙仍在分隔不同肤色人种社区。
在密尔沃基，1985年至1991年间，大型保险公司的黑人社区保单只占总量的8%，而白人社区是32%。甚至每当一个社区的居民由白人为主转变为黑人为主时，保险公司就会关闭此处的营业点。
在亚特兰大，对超过10万份抵押贷款申请的分析显示，1982年中等收入白人和黑人业主获得贷款的比例是2.2:1，1986年达到6:1。
由于缺乏金融支持，以黑人居民为主的社区难以改善房屋和环境，于是，它们和白人社区在太空中就很易于识别。
无法摧毁的墙
民权组织、特别是“红线”内的社区组织曾与“红线”激烈斗争，甚至号召社区居民从实行“红线”政策的银行转出全部存款。
在国家立法层面，试图突破“红线”的成果是丰富的，包括：1974年《公平信贷机会法》、1975年《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案》、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以及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实施法》对上述法律的支持和完善。
但国会的态度是，希望银行出于维护自身名誉而改进投资行为。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增加执法制裁措施的立法要求再次被否决。
实际上的“红线”——隐形的隔离之墙仍然存在。
由于仍然难以获得公平的贷款，掠夺性贷款涌入“红线”区，不仅利率和费用更高，贷款条件更严苛，而且几乎不考虑贷款人的偿还能力。贷款者不仅无法获得房屋，还经常失去手中的积蓄。
美国全国社区再投资联盟研究表明，2018年仍有75%被标为“红线”区的社区陷于经济困境。而在上世纪30年代被归类为“最佳”的地区中，今天仍有91%是中上收入，其中85%仍以白人居民为主。
正如卫星影像所显示的，黑人社区处于衰退、破败之中。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布的“社会脆弱性指数”等也证明，“红线”区域今天仍是美国各大城市中最薄弱的地方。
巴尔的摩，历史上低评级的“红线区”、高评级的“绿线区”与今天的社会脆弱性指数对应。（图片来源：Mapping Inequality）
所谓社会脆弱性，是从公共设施水准到暴力事件等一系列衡量社会发展滞后性的标准。除了衰败的房屋和环境，黑人社区已面临系统性危机。
明尼阿波利斯，昔日紧随“红线区”的“黄线区”随着黑人居民数量的增加而扩展，并成为社会脆弱性指数最高的地方。2020年5月25日晚，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这里遭受警察暴力而死。
在弗洛伊德遇难地，和所有美国城市的黑人社区一样，有简单笔直的道路、紧凑分布的房屋。
正如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权斗争的焦点所在，美国人其实明白“我们社会现存所有其它形式的隔离始于‘你住在哪里？’”
尽管美国国会整日宣扬向世界各地输出公平、正义，却也不愿意真正抹去本土广泛存在的隔离墙和“红线”。
这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人权问题。
在美国，人们习惯于把黑人的贫困归结于其自身的“缺陷”，却忽视了制度和政策的作用。人们更愿意谈论有着美观环境、蜿蜒道路、宽敞房屋和整齐绿地的“美国梦”，却不愿意改善人为营造出的黑人贫穷社区。
这道墙，是太空可见的谎言。
总监制：刘思扬 严文斌
监制：倪四义 徐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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