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 北大院长：试图办成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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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高教志，来源：新华社，作者秦春华，现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版权归原作者及刊载媒体所有。

如果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开始算起，世界上的大学已经诞生了接近一千年，但研究型大学的提法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近年来，国内大学纷纷提出以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为发展建设目标，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研究型大学却莫衷一是，由此也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认为，这些认识可能正在损害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大学。

第一个认识误区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任务是科研而非教学，或者说科研是第一位的，教学是第二位的。

据说，这一认识以美国研究型大学为参照物。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些蜚声世界的一流学府，无一不是凭借其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科研成果而傲视全球。每一所大学所拥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更深远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近代德国。在洪堡等人的领导下，以科学研究为首要任务的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等迅速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学府，并直接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大学如果想在21世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就必须拥有若干项在全球领先的科研成果。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科研置于学校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和核心位置。

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引下，教师的聘用、晋升和淘汰，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无一不和相应的科研成果相挂钩。特别是物质、金钱和待遇的直接刺激，使中国大学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生产企业，教师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变成了被体制内在驱动的高度紧张的发文机器。其结果，除了制造出大量无人引用的论文而自我陶醉之外，并不能为大学的学术声誉带来多少正向影响。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前些年某985高校创立的“工分制业绩考核制度”，它将每一位教师的工作量（“必记本”注：主要是科研成果）折算成“工分”，以此来衡量教师的工作业绩并决定其收入和待遇。该大学迅速成为中国发表SCI论文最多的大学，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但并未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

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伴随着科研成为中心工作，教学被迅速边缘化。教师虽然名为“教”师，但没有人会在教学工作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因为教学在决定他生活中所有最重要的事务上不发生作用，只不过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工作而已。因此，在课堂上通过朗读教材消耗完必要的50分钟后，教师会立刻离开教室，没有时间再去和学生沟通交流，对他们进行培养指导。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用在学生身上的时间越多，被占用掉的用于“挣工分”的时间相应就越少。为了最大化“挣工分”的时间，就必须最小化指导学生的时间。这和教师的责任、良心和职业道德毫无关系，完全是人在某种制度下的理性选择。教学由此变成了科研的附庸。

然而，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是因为这里有教师和学生，有教学活动。如果没有了学生和教学，就不需要大学，只需要有科研机构就可以了。如果只是追求科研成果的产出，它们同样可以做出第一流的成果。大学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教育，在于培养人才。大学里的科研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它们对人才培养有价值，同时，教学反过来又促进了科研的发展。因此，对于大学来说，不是教学要为科研服务，而是科研要为教学服务。

第二个认识误区是，研究型大学主要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或者说，研究生数量要超过本科生数量。

这个认识同样以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特别是私立研究型大学为参照物。的确，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这些蜚声世界的一流学府，无不拥有强大的研究生院，其研究生数量也普遍多于本科生。然而，这只是一个结果，而且是仅就私立研究型大学而言，公立研究型大学就不是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原因是私立大学的教授在科研工作中需要大量的助手，研究生由于使用成本低廉的优势成为不二选择。再加上美国私立大学研究生院的声誉，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成本低，效益好，由此诞生了世界上最富有效率的科研生产机制。同时，美国私立大学的本科教育是高度精英化的教育，其规模必然是小的。

事实上，美国最好的本科学院的规模都很小，但是培养质量很高。这是私立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数量的根本原因。但公立大学恰好与此相反。它的使命首先是为州内的纳税人服务，提高本州人民的素质，因此，它必须要招收足够规模的本科生以满足本州人民对本科教育的需求，研究生的数量反而不一定大。

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之一，但由于它是公立大学，因此本科生有25000多人，但研究生只有10000多人，不到本科生的一半。与之相比，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有14000多人，而本科生只有6000多人，研究生是本科生的两倍多。

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形成了一个公式：研究型大学＝强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数量多于本科生数量。在经历了多年的本科生扩招之后，开始大规模扩招研究生。在很短的时间里，研究生数量远远超过了本科生数量。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缓解本科生就业压力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上述认识上的误区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这一办学思想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出现严重下滑，从而损害了中国本土人才培养的竞争力。大学是一个统一体，其资源是有限的。研究生规模过大，必然会占用本科生本来应该享有的教育资源，导致本科生教育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本科生教学被边缘化，使得教师更加不重视本科生教学。如果要排序的话，在教师心目中，科研是第一位的；因为科研工作需要大量的助手，教师不得不对研究生进行悉心指导，否则会直接损害科研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研究生教学又排在本科生教学之前。

在这种逻辑下，本科生教学被置于最次要的地位，学生实际上处于放养状态。今天，当人们在不断抱怨本科生就业压力大，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研究生相当于过去的本科生时，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的教师因为没有科研的压力，研究生数量极少，因此可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本科生教学上，从而保证了本科生的培养质量。

对于本科生来说，一方面，高考前的大规模重复性训练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进入大学后普遍处于放松状态；另一方面，因为整个社会不重视本科生教育而重视研究生学历，导致学生进入大学后考虑的主要不是如何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是怎样努力去找到一个好工作，或者从一开始就准备考研或出国。由于不受重视的本科课程并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生自我成长的需求，再加上本科课程的成绩在报考研究生中并不起作用——保送研究生是一个例外，但能够获得保送的毕竟是少数——考研分数才是最关键的，学生对课程的态度自然也不认真，只要修满学分，考试及格即可。至于一门课程究竟在学生的教育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能够给学生带来多少有益的帮助，并没有人去认真关心。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并不知名的学校的学生可以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获得很高的分数，却不具备实际的研究能力，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和人们的预期相反，大规模扩招研究生的结果并没有相应提高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质量，反而降低了研究生学历的含金量。一方面，规模扩大以后，教授实际上无力指导如此规模的研究生，导致质量下滑；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是高度专业化的教育，适应性相对较弱，社会实际上也吸收不了如此规模的专业化人员，导致人们对研究生的评价进一步降低。教育是一个统一的、相互影响的整体。片面强调了某一方面，将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社会过于强调研究生学历的结果，使得教育过程变成了一个不断为更高阶段的考试进行准备的过程，却丧失了教育本应具有的基本功能。当教育变成了考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经历考试的过程，却没有因此而受到更好的教育，实现更大的进步，这也许是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上述两种认识的效应交织在一起，正在损害中国大学的长远竞争力。实际上，中国大学之所以特别重视科研和研究生教育而忽视本科生教育的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最容易在短期内显现标志性成果，可以用显著增长的数字变化来展示发展成果，但本科生教学是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费了很大的劲儿，投入了很多资源，却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思想、创新之处和标志性成果，学生还不见得一定会赞同——因为他们可能需要相应付出更多的努力。然而，正如洪堡所预言的那样，大学的伟大功效须在25年后方能看到。办大学本来就不是当官。当官可以追求短期的政绩，办大学只能依靠良心，去扎扎实实地做应该做的事情。

和中国大学恰恰相反，综观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对本科生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在芝加哥大学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科研和教学之间，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但最终形成的结论都是教学是第一位的；本科生是第一位的，二者统一起来，就是本科生教学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美国研究型大学反而把本科生教学摆在第一位呢？因为他们认为，本科生教育是博雅教育，是培养、塑造一个人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他们必须在这一阶段把自己的价值观植入本科生的内心，使之成为学生终身不弃的宝贵财富。只有这样，当他（她）们毕业取得成就之后，才会感谢大学的培养，也才可能反过来对母校给予捐赠——这是私立大学的财政来源。而研究生教育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性的专门化教育，虽然也要重视，但地位毕竟不如本科生重要。打一个比方来说，本科生好比亲儿子，研究生好比干儿子。同样是儿子，感情却大不一样。

深入研究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对研究型大学的理解上，我们可能把结果当成了原因。

研究型大学之所以称之为研究型大学，只是因为它主要以研究问题、探求真理为目标。研究是它的存在方式。既不表明它有多么高贵，也不表明它是所有大学都要效仿的目标。

对于大学来说，本科人才培养才始终是它的核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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