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连载 | 武测的过去与现在（一）
武测的过去与现在
一 初 建
武测是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的简称，建校后于1956年9月正式开学。
中国的测绘源源流长，从考古发现、史前文明、大禹治水等无数个例子都能看到测绘的影子，中国的近代测绘事业大概是在清康熙时为测绘清朝时期的中国版图之需，仰仗西洋传教士的帮助而真正得到了发展，一直到清光绪的京师大学堂，仍设有测绘科。测绘专业与其它学科比较起来是个小学科，但解放前在很多高校都有存在，多数附属在某土木工程系中。1955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等提议，集中各高校中的测绘师资、仪器设备、图书文献，创建一所专门的民用测绘高校，获得国务院批准。1955年开始筹备，从战备考虑，新校要离开海岸线500公里以上，而武汉地处中部，交通方便，武昌又是人文荟萃之地，决定学校选在武汉武昌；55年6月中陈永龄、刘宿贤、张文彬、侯家泽和白群等来武昌，踏勘考察了多地，最后选定在武汉大学正南，华师以北的天门山、栗子园一带的低丘地为新校址，面积约为800市亩。夏坚白、金通尹等在规划设计武测基建蓝图时，多方考察，在参考青岛工学院规划蓝图的基础上强调突出武测的专业特色，夏坚白请规划设计专家审度新址地势，确定了南北主轴线、东西对称式的设计方案；筹建小组抓紧时间要完成征地、迁户两个小村庄，移坟（8000多座）工作；在武汉市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当地村民的积极配合下，仅三个月就告完成。10月20日开始基建工程，基建人员与2000多建筑工人日夜兼程，到1956年秋招生，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平地起家，建成了3座教学大楼，学生宿舍5栋，教工宿舍19栋，体育馆1座（当时不准建室内体育馆，只能以风雨实习场名义上报，所以一直被称为临时大礼堂），学生食堂1所。图书馆则集中了五校测绘图书，还有夏坚白为新武测购置的国内外测绘新文献，计中外图书7.9万余册，测绘仪器若干（价值约为181余万元），满足了开学之所需。
学校的师资主要来自同济大学、青岛工学院、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同济大学有一个完整的、资历最早最长的测量系（1932年创建），所以专业教师以同济大学的为最多数；青岛工学院是整所大学合并过来的，除了测绘专业教师外，基础课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填补了新建武测之不足；其它三所高校则主要是专业教师，此外清华大学也有教授过来（实际上是清华大学测量专修科教师于1954年合并进入了同济大学测量系）。
武测校名由夏坚白这位中科院首任学部委员专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书写，郭沫若院长写了多幅《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专程寄来，在1956年9月开学时支撑布条悬挂于校园内。
武测在1956年建校时，设有：工程测量系，天文大地测量系，航空摄形测量与制图学系，到1957年10月，将地图制图学专业从航测与制图学系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系，这样就有了4个系；1958年又设立了光学仪器制造系，1959年设立了无线电技术、计算机技术两个专业，1960年设立了计算数学专业，直到1966年文革前。
1957年我作为武测的第二届学生考入，才知道武测的师资力量很了不起 ：武测有5位一级教授（级别与院士相当），他们是：来自上海同济大学的夏坚白（原校长）、叶雪安（同济大学测量系主任），来自青岛工学院的金通尹（原北洋大学代理校长、30年代复旦大学教务长、解放后的青岛工学院院长）、王之卓（40年代曾当过交通大学校长，后青岛工学院教务长），和来自华南工学院的陈永龄（副院长）。其中夏坚白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当时全国评选出院士172名，高校界院士仅61人，测绘学科只1位院士，时称学部委员）；叶雪安于1936年获德国特许工程师文凭，是夏坚白先生等的师兄；陈永龄、王之卓是与夏坚白同期以庚款生赴英帝国书院留学（1934年）而又同时转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的博士，1939年同时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回到正处于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祖国。
1999年海峡两岸测绘交流会在台湾举行，王之卓等去台参加，台湾报纸报道夏、陈、王当年与李国鼎（台湾最高当局“总统府资政”）等留学时之情形。
1938年夏坚白（右一）陈永龄（右二）王之卓（左一）与黄维树在意大利
罗马参加国际摄影测量会议
二级教授1位，是搞工程测量的原清华大学的李庆海教授（留学美国，1941年获博士学位。随同他来武汉的有孙护讲师）；三级教授有8位，其中测绘专业的，教师中有如：测绘仪器专家纪增觉，掌握了6国语言的陈健教授，崔希璋教授、周江文教授（为加强中科院武汉分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力量，58年调去那里）、顾宝康教授（解放前水利航测大队大队长）、黄继渼教授，基础课部教数学的马文元教授，教授物理的郑昌时教授（58年调去中科院中南分院天体物理研究所）等。四级以下教授及副教授有：杜建初、黄禧骈、夏嘉贞、万遇贤、杨登先、颜承鲁（物理）、潘丹杰（地理）、周先扬、陈适、蒋维恒、侯家泽、沈禹跡、高时浏、龚瑾（测量仪器）、郭懋英、王轶欧、杨支（体育）等18位（未注专业者均为测绘专业）。副教授中有参与人类首次赴北极圈测绘的、从加拿大回国的高时浏，被称为国民党文胆陈布雷的儿子陈适（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驻奥地利使馆中工作），仪器制造学者龚瑾等也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讲师以上74人，多是出类拔萃的中青年学者，如陈文彥（数学）、朱光世（物理）、李青岳、於宗俦、孙护、刘葆樑、管泽霖、崔炳光、黄振寰、俞浩清、陆楷书、高棣华（外语）、关学海、郭乃瑜、张荣治、张植生、吴其华、胡毓钜、沈熙民、梅其祥、邹海明（计算数学）、张范荪（数学）、秦裕援（数学）、徐仁沛、金渊、吴叔瑶、丁宝田（地质地貌）、邓立生（数学）、沈霖生（物理）、李羽葆（化学）、卞兴华、…等等，可以说是大师云集，实力雄厚，尤其是高级学者的数量及名望在当时的武汉高校中无出其右者。
当时学校的的党的领导层也非同寻常，党委书记刘宿贤，是1928年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的老革命（10级），长期在山东各地从事地下工作，并于1950年进入高校担任领导，1956年由青岛工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来到武测任首任党委书记，后于1964年调任武汉大学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为李达）。1957年来武测当党委第一书记的毛远耀，是毛主席的堂侄，他1926年参加革命，1929年由毛主席大弟毛泽民带到上海从事秘密印刷工作，同年年底入党，1931年大革命低潮时回到韶山，1937年去延安，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刷所所长兼书记，后又当过兵工厂厂长，1949年任衡阳市委书记，后任湖南省工业厅厅长，1954年上调中央，1957年由中央化工部办公厅主任调来武测，任党委第一书记（9级）。刘、毛两位党委书记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他们两位都十分平易近人，尊重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新成立的武测一切工作都井井有条，有条不紊，效率高，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与当年的领导层的团结、合作，友善共商大事的作风分不开。
党委副书记周汶源、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张肇翼也都是解放前的老党员。各系党总支书记，工测系陈如景，大地系张星波，航测系赵颂南，制图系林康，其中张星波和林康夫妇都是解放前在南京的地下工作者，后来任制图系书记的梅继范是周汶源副书记夫人，解放前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1956年建校时学院未任命正院长，副院长为夏坚白、金通尹、陈永龄、刘宿贤（党委书记兼），1958年明确学院划归国家测绘总局领导，所以原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更名为武汉测绘学院（又重配了郭老的“绘”字），夏坚白为首任院长。为加强国家测绘总局技术力量，1960年陈永龄被调至北京总局任总工程师，1963年任命王之卓为副院长。1966年任命纪增觉为副院长。
1956年各系负责人为：工程测量系--李庆海，天文大地系--陈永龄（兼）、叶雪安，航空摄影测量与制图学系--王之卓、万遇贤，1957年制图学系成立后，系主任为万遇贤，1958年测量仪器制造系成立后，系主任为纪增觉。
1960年任命纪增觉教授为教务长，总务长为张文彬，科研处处长为侯家泽。张文彬、侯家泽和基建处负责人白群都是高级专家。
建校初，夏坚白等校领导与部分教职员工、苏联专家合影。
前排（自左向右）：张文彬、李庆海、杜建初、金通尹、刘宿贤、黄禧骈、夏坚白、叶雪安、周先扬、万遇贤。 后排（同顺序）：XXX、陈健、张肇翼、周汶源、龚瑾、崔希璋、A.H.阿格罗斯金、於宗俦、刘葆樑、H.伊里英斯基、章菊女（女）、陈适、王轶欧。
1956年9月1日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准时开学，当时学生有一、二、三、四 4个年级，一年级是当年招考进来的（872人），二年级是1955年由其它高校代培的，三、四年级是由同济大学转过来的，学生共1766人，全部校师生员工共2285人，教职员工519人（含72名教辅人员）。
建校初校领导就明确了三大重要任务，即：师资培养，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
1956--1960年学校先后聘请了5位苏联专家来校做顾问，他们是：大地测量学家A.H.阿格罗斯金，航测专家H.伊利英斯基，制图专家B.波赫瓦连斯基，重力与地球形状专家B.B.布洛瓦尔，基线尺鉴定设备专家萨普诺娃。我们上学时，制图专家B.波赫瓦连斯基刚到任不久，所以他授课时常常是56级和我们57级及本系教师同时一起在大教室上课，同时，来自全国各院校的10余位老师参加旁听，我记得的有：解放军测绘学院的高俊，北京大学的毛赞猷，广州地理所的温长恩，还有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学院、广州中山大学等校的老师。他们是作为全脱产旁听，所以，除了参与听课外，还参与我系的教学活动，如1958年我系部分师生去河南编制第一部人民公社地图集，高俊老师（后当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少将军衔，1999年入选中科院院士）就是带队老师之一。
为加强师资培养，50年代有10余名年轻教师或预定高中生留学苏联（如刘葆樑、张克权、毋河海、冯文灏、应定江、徐和生等）或留学民主德国（丁窘辋），学校的夏坚白、叶雪安、陈永龄、王之卓、李庆海等于1957年就开始带副博士研究生和在职教师中的不脱产研究生，前后共有26位。来华的苏联专家直接带领培养的有4名，派去北京中科院和北京、上海等高校进修几十人，培养“光、机、电测”和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建设了有一定规模的教师队伍。
同时，在夏、叶、陈、王、李（庆海）等一流导师带领下，在苏联专家参与下，共编著、译著、出版了满足工测、航测、天文、大地、制图五大专业的60余种教材，这些教材也成为了我国测绘领域的标准教材。夏、陈、王、叶、李及陈健、黄继渼、周江文、郑昌时、马文元、崔希璋、顾葆康、纪增觉、万遇贤等教授都给本科生讲课（如给我们上课的教授有：黄继渼—天文测量课、郑昌时—大学物理课、万遇贤—地图编制课、普通测量—杨登先、黄禧骈—地形绘图），夏院长不时还会突然进到某教室旁听，检查教师讲课质量。据大地系同学讲，叶先生上大课时，能一口气把大地测量的推演公式写满4个上下滑动的黑板，陈永龄、王之卓上课时把复杂问题深入浅出地讲解，学生们深感是一种享受，常常有很多老师来蹭课。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夏院长就曾专门给制图系学生做过一次中国测绘历史回顾的讲座，讲得通俗易懂，一下子就让我们认识到了测绘专业在国家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和各种测绘专业的内涵及深奥之处；我也听过一次王先生关于“全数字化测图”的科研讲座，王先生讲解如行云流水，语速较快，但逻辑严密，讲解深入浅出，有使人豁然开朗之感。所以，武测一直是很注重课堂上课质量的，绝大多数教师的讲课质量较高是一大传统。
二 发 展
1957年武测给自己定位，要在11年内整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事实上也是这样的。1957年10月毛主席出访苏联时，夏坚白作为随访的中国科技代表团成员任测量制图顾问，访问了苏联测绘界和莫斯科测量制图学院，并建立了校际联系。早在1956年夏坚白就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有8个国家出席的国际测量学会议，以后陈永龄、王之卓、纪增觉、刘葆樑等多次参加在瑞典、匈牙利、民主德国的国际测量会议，并发表高质量论文。1957年冬夏坚白参与筹备在中国召开的中、苏、朝、蒙、越5国测绘会议，会后这5国代表访问了武测。从1956年至1966年，武测先后派出10人出席了9次国际会议，共与10国家取得了学术联系，接待外国科技教育界人士来访16人次，包括莫斯科测量制图学院院长萨卢托夫教授来校访问，三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露西诺夫、苏联中央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塔捷维扬、苏联制图专家加蕾耶夫斯卡娅来校讲学；越南国家测绘局局长来校考察；英国伦敦大学测量系主任汤普森、阿富汗国家测绘局局长来校参观访问等。10年中接受越、朝、喀麦隆留学生114名。
1957--1966学校开展科研项目424项，其中国家项目187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线检定室；研制成功高精测绘仪--地形测绘仪Ⅱ型；1957年冬5国测量会议提出的大地测量法式（法规式技术规定），苏联希望我国用他们的法式规定，陈永龄教授认为这法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他领衔研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测量法式于1959年正式颁布，这法式简化了层次，提高了观测精度，当时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夏、陈、王、叶、李、纪、崔、万等学科带头人发表了并出版了许多根本性、前瞻性、先进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著、论文及译著，年轻一辈的胡毓钜、管泽霖、宁津生、张祖勋、李德仁等都在各自领域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武测是亚洲最大最具实力的测绘专门高校（当时苏联有莫斯科测量制图学院和西佰利亚测量制图学院，但规模较小），这时武测已开始闻名于世界。
武测从建校开始就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基础，加强实践磨炼，1957年就建成了位于武昌县山坡和土地堂的野外实习基地。1958年接受农垦部要求，近270名大地、航测师生赴黑龙江荒无人烟的“北大荒”与6000名解放军官兵一起，测绘了该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形图，武测“北大荒测量队”代表出席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9年150名工测系师生接受了广东湛江堵海工程测绘任务；1960年由周汶源副书记带领330多名师生，历时9个月完成了海南全岛的基础测量与大比例尺成图任务；这一时期还有工测系学生参与完成的长江大桥竣工测量与控制测量，川黔铁路兴建测量，福建的隧道测量，湖南、河南的部分地区的控制测量、铁路测量、水下测量及附近的陆地测量；天文重力测量教研组1959年参与国家测绘总局重力测量队在鄂、赣、苏、浙、皖、闽等6省的重力测量；制图系56级学生1958年在鄂西的大比例尺地形测量等等。
1958年设立中专部，学制原定4年，后改为3年，招收航测、制图二个专业。
1959年春，全国测绘成果展在武测刚建成的大地楼举办，全国各行业的测绘成果都在这里展出，我记得有19个馆，我们绝大多数低年级学生去当讲解员，武测影响可见一斑。
1961年校图书馆建成，中外图书达到20.5万余册；这时有教研组30个，已建成实验室27个，1000余名教职工。到1970年武测共培养了约6700余名学生，其中研究生26人，本科生4312人，大专生（工测专业）80余人，函授本科生530余人，函授专科生130余人，中专生300余人，留学生114人。
1964年4月6日毛主席接见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界“向科学进军”
誓师大会时代表与省科协主席夏坚白讲话
1964年11月副院长金通尹去世，享年73岁。在武测大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代表湖北省党政领导到会参加，湖北省军区军乐团吹奏哀乐，全体师生参加了追悼活动。
1966年5月，随中共中央“5.16”通知公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记得起初毛主席不在北京，由刘少奇等领导，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学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批斗当政的老校长、老教授、老教师，上门抄家，上街扫四旧。当时武测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大地系学生党员李景田，副主任是数学教研组教师刘凤秀。武测挨斗的主要是刚上任不久的副院长纪增觉，戴高帽、挂大木牌乃至大铁牌，涂浆糊、剃阴阳头，什么苦头都吃过。夏坚白、王之卓两位院级领导没有在全校被批斗，应该是他们两位一直有很好的口碑的缘故；他们两人，叶雪安、李庆海及各系的教授、副教授大多在各系接受批判，那个时候这些人受到诬陷、冤屈和侮辱是肯定的，党委已基本靠边，所以在运动开始时期，武测先后有周汶源副书记、叶雪安夫妇、顾葆康夫妇等10人非正常死亡（尽管如此，叶雪安唯一的女儿将叶老留下的几万元于1985年建立了叶雪安大地测量奖学基金）。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也在这个时期被整死。
1966年8月北大聂元梓贴出了反对北大校党委的第一张大字版，随后毛主席于8月5日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红卫兵造反运动如火如荼，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8.18”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及以后的7次接见，全国开始了大串联，武测校园里也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在大礼堂和Ⅱ、Ⅲ号楼的阶梯教室里接待了来自全国串联的红卫兵（管吃管住）。随着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始时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被认为是“保皇党”，俗称“三字兵”，持造反派观点的学生重新成立了以反对各地当权派为目标的新“红卫兵”（把原来的红卫兵称之为“三字兵”），武测的新红卫兵组织“钢二司”的头头是航测系的学生党员杨道远。红卫兵中虽大体目标一致，但策略、手段有所分歧，比较激进，行动积极的自称“钢二司”（主力是武测和水院）；而不赞成钢二司那些做法，自认为比较稳妥，讲究策略的一群红卫兵，就又成立了“红三司”，华中工学院的红卫兵们另建组织，称作“新华工”，他们的观点与“红三司”大体雷同，被认为是偏冷静的红卫兵组织。与此相应，各行各业中都有各种组织，也无非是两种观点。工人中赞成“钢二司”观点的组成了“钢工总”，工人和居民中反对过激造反派的群众组成了“百万雄师”，“钢工总”和“百万雄师”两派经常互斗，甚至发展到武斗。终于在1967年7月在汉口三民路发生的大型械斗，使这一带的民房房瓦全被揭当作武器扔到了马路上，当街还有几具死尸晾在那里；1967年7月20日还发生了“百万雄师”劫持“中央大员”王力的“七二零”事件。1967年10月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问武汉，访问结束后，和康生等来到武测“钢二司”司令部，后又去“新华工”、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湖北大学等多个地方，要求造反派团结，搞大联合，不要搞分裂，不要互斗，尤其是武斗。在武测大操场集会上，周总理发表讲话并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1967年11月我和少量老师随63级同学去四川绵阳“复课闹革命”，当时这里是刚建的国家测绘局第三分局，位于距绵阳9公里的郊外。1968年初各省、区纷纷成立革委会，1968年9月军队“支左”，军宣队、工宣队进入学校，开始整顿，直到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暂时有了些缓解。
1967年10月周总理来到武测视察。
作者简介
黄仁涛(1939.10 - )，男，江苏省常熟市人,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导。1962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地图制图专业（本科），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校图书馆馆长，是中国测绘学会的资深会员，湖北省土地学会第二、三、四、五届副理事长，两届荣誉理事长。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专题制图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撰写“专题地图编制”等书6部。发表“中国城市制图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及动态制图研究”等学术论文近60篇。主持或参与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30余项，主编及参与研究编制的省、市综合性地图集近40部。1989年以来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省部级二等奖2项，省部级三等奖6项，国际大会最佳作品展示奖1项，国际大会杰出作品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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