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 | “五大发展理念”精神实质探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发展问题置于党和国家事业的核心地位，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如何理解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发展的新理念，这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五大发展理念”其精神实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当下中国诸多矛盾和风险隐患的解析回答

(一)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厂”，但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要素驱动，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很多高科技产品和设备虽然是中国制造的，但核心技术却是发达国家的。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不仅企业利润极其微薄，而且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受制于人。例如，互联网在全世界一共有13个根服务器，有一个总的根服务器在美国，还有9个服务器也在美国，中国一个也没有。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从2009年至2013年，我国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从以往的18.1%下降到6.4%。另外，2012年、2013年我国连续两年劳动年龄人口分别较上年减少345万和244万。而且，农民工工资却持续上涨。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已不存在。

(二)发展结构失衡问题。尽管我们党始终强调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但在实际工作中，重利用轻还原、重效率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的片面思维一直存在。受此影响，一些发展的重大关系严重失衡。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一方面表现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船舶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严重不足。二是城乡发展失衡。城乡收入之比1978年为2.56∶1;1985年为1.86∶1;2009年为3.33∶1;2014年虽降到2.92∶1，但仍然差距较大。三是区域发展失衡。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居民收入是最低省居民收入的5.6倍。四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失衡。受拜金主义和狭隘利己主义思想影响，一些人灵魂扭曲，丧失信仰，完全置“他人”利益于不顾，为一己之私而不惜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

(三)发展代价过高问题。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小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绝大部分指标低于世界平均数。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是相当惊人的。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6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但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是美国的8.7倍，是日本的15倍。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四)周边国际环境问题。开放使我国对世界的依赖增强。2011年起，石油、铜、铝三类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分别是55%、70%和80%。我国80%的进口石油通过马六甲海峡。近年来大国对该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海盗活动猖獗，成为我国发展的隐性风险和挑战。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又四处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各种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南海诸岛礁主权争端、东海大陆架归属及油气田开发划界分歧、部分边境领土划归谈判等往往成为一些国家无理干涉我国主权的起缘。我国在金融、能源、海外资产、援外劳工、海外市场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和遇到的挑战愈发凸显。

(五)发展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发展的基点不同、条件不同，对发展差距的控制不够得力，以致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具体表现为基尼系数持续高位运行，群体收入、城乡收入、地区收入、行业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且劳动报酬占比持续走低。一端是7000万人尚未脱贫，另一端则是少数富人招摇过市。由于机会不均等，企业和个人发展并不处在同一竞争起跑线上，且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机制有被固化之势，由此诱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增强。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国每年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平均在1万起左右，近年每年都在10多万起。2012年全国的公共安全支出7200多亿元，比军费开支多500多亿元。全国公安干警超过200万人，维稳成本居高不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概括提升

首先，关于创新发展。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一再强调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和教条，以苏为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地干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把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实现了世界观、价值观、社会主义观、时代主题观的重大转变，开启各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重大创新。经济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治上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文化上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向教育创新、人才强国转变。世纪之交，江泽民进一步把“创新”提升到治党、治国和民族振兴根本之道的高度。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党的十八大要求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是在综合以往论述的基础上，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七个方面展开论述，进一步突出了创新的价值意义，用一系列新的举措落实了创新驱动战略。

其次，关于协调发展。50年代，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在经济上，要做到“统筹兼顾、适应安排”;政治上，创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邓小平所强调的协调发展，主要有经济内部各要素之间，经济建设与政治保证之间，经济与科技教育之间，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之间，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之间等八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江泽民发表文章，重点论述了十二大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实现“五个统筹”。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综合以往论述的基础上，着力从推动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把握了当前和今后协调发展的关键，成为我们党关于协调发展的更为系统化的论述。

再次，关于绿色发展。毛泽东在世时，环境问题尚不明显，但他写下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题词。1982年，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并且强调指出：“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江泽民虽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但在其讲话和报告中，却大量使用了“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等概念。他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的概念写入报告，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八大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提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综合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其思想内涵更加系统、措施更为具体得力。

第四，关于开放发展。晚年毛泽东积极倡导中美打开大门，实现正常交往。但在毛泽东的时代，战争的阴云密布，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发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特殊政策，设立经济特区，利用沿边优势率先开放。接着，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到80年代末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沿海开放地带。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的谈话，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互接互补”的新要求。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地纵深推进，进一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格局。2001年，经过长达15年艰难而曲折的谈判历程，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双向开放，并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2008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适应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以往论述的基础上，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以及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对开放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标志着我国开放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关于共享发展。建国初期，毛泽东一再告诫领导干部，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骄不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制定改革开放战略策略时，始终把人民生活放在首要位置，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所谓“温饱”、“小康”、“富裕”，都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世纪之交，江泽民强调我们党“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把“公平正义”写进党的文献，并且强调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以往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并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等八个方面展开论述，不仅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而且提出了更为具体得力的措施。

三、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总结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稿起草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四个原则，其中之一是“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这里的“全球视野”其内涵十分丰富，而最主要的还是五种发展趋势：

一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创新占据发展主动权。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孕育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颠覆性创新不时出现，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外交等产生深刻影响，甚至改变国家力量对比，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关键。世界各大国都在积极强化创新部署，如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工业4.0战略等应运而生。创新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赛场，谁主导创新，谁就能主导赛场规则和比赛进程。

二是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发展差距。目前，发达国家城乡外观差别已越来越小，工农之间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等方面的差别也基本消失。农业生产不仅已经机械化，而且和工业、科技以及城市经济都已一体化，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人们的意念中大多消失了。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相适应，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五化”趋势，即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智能化、有产化，其整体的科技、文化素质日益提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正在逐步减弱。

三是高度关注生态环境，走绿色发展之路。1978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90年代，学术界已开始绿色发展的讨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力图通过科技、产业创新推动向绿色经济转型。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积极调整环境和能源政策，明确提出“绿色新政”。欧盟更是绿色经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2009年3月，欧盟宣布在2013年前出资1050亿欧元支持“绿色经济”。2012年7月，日本召开国家战略会议，推出“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计划在5到10年内，将大型蓄电池、新型环保汽车以及海洋风力发电发展为日本绿色增长战略的三大支柱产业。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由近200个国家组成的代表团在巴黎通过磋商，就遏制地球灾难、全球都适用的气候保护协议达成一致。

四是消减贸易壁垒，通过跨国公司实现资本的全球发展。通过互联网和跨国公司，推进资本、技术、劳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最优组合，由此推动并增强垄断资本在全球市场的控制和扩张，从而使垄断资本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全球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中，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可以说，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最重要的因素，跨国公司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经济主体。

五是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实现公平发展。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持社会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的扩大，相继推出最低工资限额、低收入补贴、失业接济、医疗保险、就业保障、养老保险、教育补贴等各种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据《美国政府津贴百科全书》介绍，美国公民从生到死可以享受2000多种政府福利。到1995年，欧盟14国平均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上升到28.5%。有资料表明，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占全部就业人口的65%～80%，工人阶级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我们党历来重视国际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上述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趋势，无疑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国际参照。

(作者成龙，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源：《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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