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与中国的半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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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2日，哈瓦那革命广场，近百万群众参加了“古巴人民全国大会”，外国驻古巴使团全部与会。卡斯特罗高声对听众说：“古巴革命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古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与会群众纷纷举起双手，高呼“同意！同意！”卡斯特罗随即走到时任新华社驻古巴分社社长曾涛的身边，把他拉到讲台的正面，高举两人握着的手宣布：“中国代表已经在这里了，从现在起，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全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28日，中古双方发表建交公报，古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那么，新中国与古巴是以怎样的特殊方式建交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又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卡斯特罗的中国情缘。
早在19世纪末，古巴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不少华人便参加了该国革命。至今，哈瓦那的利内亚大街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没有一位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位华人是叛徒”的铭文。
1959年1月2日，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进入首都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新政府宣布愿与各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保持和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当局立即承认古巴新政权。
新中国同刚刚获得解放的古巴之间的交往是从民间开始的。1959年4月，新华社派出记者孔迈和庞炳庵常驻哈瓦那。同年7月，以中宣部副部长姚臻为团长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古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在会见该团时表示，希望中方派一位负责干部主持哈瓦那分社，作为非正式代表与古巴各方面联系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古巴赶走台湾代表后，再正式建立中国大使馆。
1960年3月，原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曾涛被派往古巴，担任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社长。时任政府总理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接见他时说：“我们是把你作为中国的外交代表来看待的。古巴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都不与台湾‘大使’接触。他们的‘大使’到外交部去，最多派一个科长见见，他在这里不起外交代表的作用。”“你今后有事情，可以随时到外交部去，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那里解决。你有事还可以直接到我这里来，我的大门对你是开着的。”
1960年7月，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与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会谈，双方签订了贸易支付、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协定和贸易合同。卡斯特罗在接见卢团长时表示：“请告知贵国政府，双方关心的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将在适当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善解决。”
1960年9月2日，对中古两国来说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古巴政府在哈瓦那革命广场召开了古巴人民全国大会。新华分社社长曾涛作为贵宾应邀出席。随后，就发生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大会之后，古巴外交部把台湾当局的“大使”刘驭万叫到外交部，限他七天之内离开古巴，将一切文件都封存起来送到古巴外交部。刘驭万无奈之下离开了哈瓦那。9月9日后，曾涛被授权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开始与古巴外交部就两国建交的具体问题进行会谈，一切都很顺利。经过两国政府批准，双方于9月28日同时发表了建交公报。
古巴是拉丁美洲、也是整个美洲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后，第一个访华的是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为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双方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政府承诺1961至1965年间向古巴提供一笔折合6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建交头几年，两国各界代表团互访频繁，终年不绝，不断升温的中古友好关系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卡斯特罗对中国人民怀有特殊的感情。他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他的青年时代。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期间，他经常去唐人街吃“杂碎汤”，又便宜又好吃。后来，他还学会了做中式菜肴，糖醋鱼就是其中之一。他熟悉中国人的传统民风，常夸赞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守纪律”、“承受能力强”等。
上世纪50年代，卡斯特罗在领导古巴军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就十分注重研究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及军队建设原则，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当时，毛主席的小册子和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古巴起义军中广泛流传。
为了表示友好和敬意，卡斯特罗委托中国驻古巴首任大使申健，转交一把手枪给毛泽东作为礼物，手枪上用西班牙语刻着毛泽东的名字。这把枪的来历非常传奇。1961年4月，美国策划了“猪湾事件”，由1400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军企图推翻成立不久的革命政权，结果遭到惨败，近1200雇佣军被俘。卡斯特罗送给毛泽东的那支“柯尔特”手枪，正是从雇佣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之一。毛泽东收到后，让中共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把这支有特殊意义的手枪移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毛泽东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古巴，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声援卡斯特罗。
面对美国长达30年的禁运，从1991年起，古巴政府连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决议案，控诉美同对古巴实行无理的经济制裁。到2004年，联合国大会连续13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尽快取消对古巴的禁运。中国代表每次都坚决谴责美国的非人道行径，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
卡斯特罗也一贯赞赏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
还在中古建交之前，在1960年9月2日通过的第一个《哈瓦那宣言》中，古巴就严厉地谴责美国无理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10月，古巴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2年，中国申请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卡斯特罗在会见到访的刘华秋副外长时，对此举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并说：“中国一贯支持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宗旨，受到所有不结盟成员国的赞扬。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杰出工作，对后来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感到遗憾的是一生中未能与周总理会面。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论战的爆发，古巴倒向了苏联一边，与中国关系陷入低谷，十几年后两国关系才逐渐恢复，这使得卡斯特罗失去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
相对而言，切•格瓦拉比卡斯特罗幸运多了。古巴革命政权建立不久，格瓦拉即率古巴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并且如愿见到了崇拜已久的毛泽东。刚见面，格瓦拉竟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毛泽东注视着30来岁的格瓦拉，亲切地说：“切，你好年轻哟！”与卡斯特罗一起闹革命时，格瓦拉读过毛泽东的著作，他常把“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挂在嘴边。
卡斯特罗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他对毛泽东的推崇溢于言表。在会见中国代表团时，他多次谈及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说他看过许多有关长征的文章，但是没有读到一部全面、系统、完整地介绍长征的书。他深感“长征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革命运动中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他称赞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一生历经千辛万苦，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多年以后，卡斯特罗感言：“我真希望跟毛泽东结识，但却遗憾未得与他见上一面。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中，在古往今来所有的军事领袖中，一定不能漏掉毛泽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卡斯特罗调整外交政策，与中国修好。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古巴一夜之间失去了其主要产业——蔗糖的绝大部分出口市场，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也断了来源。
由于没有石油，耕地、收割用的拖拉机等机器装备大多废弃，交通也成了大问题，古巴不少城市街头甚至出现了牛车。卡斯特罗于是决定从中国进口自行车，同时利用中国提供的贷款创办自行车厂。近百万辆自行车很快运抵古巴。中国的永久牌、飞鸽牌和凤凰牌三大名牌自行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首都哈瓦那的大街小巷。尤其在上下班高峰期间，南来北往的自行车络绎不绝，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
1995年11月29日，卡斯特罗首次踏上中国国土，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到达北京后，当车队路过天安门广场时，卡斯特罗把脸贴近车窗，仔细凝视着天安门。这一次出访，他如愿在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遗容。
卡斯特罗这次访问原定时间是一个礼拜，后来因为时间不够，加了一天，总共为期八天，足迹遍布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和广州。
回国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卡斯特罗关注的焦点。为了认识和研究中国，并结合古巴的国情和特点借鉴中国的经验，他派出了许多代表团来中国考察访问。
与此同时，对赴古巴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无论党政官员，还是企业家或专家学者，只要有时间，他都热情接见。每次接见，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无异于接受一次考试。他不仅谈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而且提问具体、实在，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
据卡斯特罗的助手说，凡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及邓小平的讲话，他都及时阅读研究。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古巴党政高级官员都这样做。为此，古共中央曾选编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说，今后要出版更多介绍中国的书，中国有很多长处值得学习，特别是经济特区建设和农业生产的经验。
卡斯特罗对新中国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如同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由衷地高兴。他曾对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陈久长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有秩序地进行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对古巴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卡斯特罗闻讯后，亲临中国驻古巴使馆吊唁，敬献花圈表达他的哀思。
2004年11月22日至23日，胡锦涛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22日晚，在哈瓦那革命宫，双方人员准备合影时，卡斯特罗一直在同胡锦涛说话。直到有人提醒他该拍照时，他才扭过头来，对着镜头笑了笑，忽然挥起左手，高呼一声“中国万岁！”
此前一个月，卡斯特罗在一次集会上不慎摔倒，导致左膝和右臂骨折，因此他只能带伤坐在轮椅上。23日中午，众人来到革命宫中央大厅，活动程序的第一项是全体起立，军乐队奏两国国歌。这时，只见已经一个多月站不起来的卡斯特罗颤抖着拄起一根拐杖，随大家一起站了起来。古巴国歌长达1分多钟，中国国歌持续了近50秒。所有人都注意到卡斯特罗最后险些摔倒，但他还是坚持着站住了。事后得知，为了实现受伤之后的第一“站”，他在前一天晚上特意让人赶制了一根拐杖。
为表盛情，卡斯特罗随后提出要坐着轮椅亲自到机场为胡锦涛送行。为了他的健康，胡锦涛一再表示不能让他到机场去送行。当天下午，胡锦涛在信息科学大学参观时还通过古巴外长做工作，劝阻卡斯特罗。最终，卡斯特罗同意让劳尔代表他去机场。古巴领导人非常感谢胡锦涛，在他们眼里，卡斯特罗是一个很难劝的人，一旦决定了的事，几乎就不可能改变。他们甚至开玩笑说：“看来以后遇到要劝阻他的事情，就得请胡主席出面了。”
卡斯特罗经常到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做客。驻古巴前大使陈久长回忆，卡斯特罗有时还不请自来。每次来了，一呆就是四、五个钟头，不到尽兴之时不散。每年中国使馆举行“十一”国庆招待会，他不是亲自出席就是派代表参加。卡斯特罗喜欢喝中国的桂花陈酒和茅台，而每逢中国的新春佳节，他年年给使馆送来古巴特产，如鱼翅、大龙虾之类。
有一回在使馆用餐，卡斯特罗夹菜时不小心掉了一块在桌上，坐在他身旁的大使夫人陈镇坤正要用餐巾纸处理，卡斯特罗眼疾手快一下就用筷子夹起来吃了。他说：“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随便丢掉。”
当大使夫妇为他添菜时，他总是说“我吃多少由我自己添，你们添多了，吃不完就浪费了”。还有一次也是在使馆宴席上，陈久长照例用中国茅台酒招待。酒席过半，当招待员添酒时，陈久长突然发现酒杯里有个小黑点，于是轻声示意招待员把酒换掉，不料卡斯特罗马上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并说，“这不能倒掉，12亿中国人有多少人能喝上茅台呢？”
1991年4月25日，卡斯特罗主席应邀来中国驻古巴使馆作客。在接待室稍事休息时，他喝了一杯桂花陈酒后，便顺手摆弄起茶几上的几个盘子和酒杯。陈久长大使不解其意，默默地看着他把一个大盘子和一个小酒杯摆在一头，又把一个大盘子和一个小酒杯摆在另一头。然后，他手指盘子和酒杯向陈久长大使解释道：这头的大盘子代表中国、小酒杯代表越南，那头的大盘子代表美国、酒杯代表古巴。接着，他将代表古巴的小酒杯挪到代表中国的大盘子旁边说，如果古巴不在美国旁边而在中国旁边就好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和不幸，这是上帝的过错。他强调，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对古巴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对各国进步力量乃至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驻古巴前大使徐贻聪对卡斯特罗也印象深刻。卡斯特罗做客中国大使馆，如果没有要务缠身，他喜欢边吃边聊，一顿饭要吃几个小时。卡斯特罗很懂烹饪，而且很喜欢中国菜，他很会用筷子，基本不用刀叉。卡斯特罗颇懂“礼尚往来”之道，他常派人给使馆送来东西：几百斤重的活猪，几十只鸭、鹅，一百多只鹌鹑以及蔬菜等等。
199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那天，卡斯特罗再次来到中国驻古巴使馆。他与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用中文高唱了《东方红》。结束后，卡斯特罗风趣地说：“我发现有几位古巴人还不会唱这首歌。这次可以原谅，但下次再不会唱的话，将被取消同徐大使聚会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