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职业联盟之争，资本夺权是否为上策？

昨日，广州富力俱乐部投资人张力，突然接受富力集团区域内某媒体采访。在采访中，讲述了大众关注已久的中超职业联盟筹备为何停滞的问题。

张力在接受采访时证实，职业联盟筹备工作确实已处于停滞状态，他已撤回筹备组的人马，投资人还在等待相关部门的近一步意见。

当谈到相关工作进展时，他回应道：“把中超推向职业化是被一直支持的，有关部门也曾专门发文要求尽快成立职业联盟。我们的方案上报至总局审批，按照总局要求将职业联盟改为社团法人性质，因此方案要稍作调整。但中国足协就此提出，联盟筹备工作将改由足协为主导来继续推进。随后，职业联盟便被叫停了。”

当被问到职业联盟推进中最大的感触时，张力说：“说难也难。足球改革，大家都不愿意放权，根本就是举步维艰，没办法推进下去。”

很显然，职业联盟受阻的事儿，张力的意思是明确指责中国足协内部存有保守派，这个以前其实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清剿荼毒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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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大前日刚刚才就区区50万罚金发牢骚，发给谁听？之前足协向外界发出杜兆才退休的消息，谁又最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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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筹备职业联盟时划定副董事长黄盛华（后调富力俱乐部董事长），以及参与具体工作的山东鲁能俱乐部总经理孙华、河南建业俱乐部董事杨楠、大连一方俱乐部董事长张霖——这其中陈戌源是主导力量，那么从始至终谁是改革派，谁又是保守派呢？

其实三年半前最早提出要构建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并非中国足协，而是来自于上层分管体育的改革力量。在接到政令指导的强制性意见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班子在2016年下半年也不得不加快了联盟的筹备节奏。

直到2016年底、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足协还在召集中超/中甲/中乙各俱乐部负责人，协商联盟章程的有关细节，意图争取在2017年3月注册成功。

但是当时由于在与俱乐部沟通中，时任足协领导层始终坚持要对职业联盟进行“督管”，要求在联盟主席等实权职务上，拥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权，这显然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中国足协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精神相悖。

当时，尽管各俱乐部对足协方面不断做出让步，但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这便严重影响了筹备工作的进展，以至于迟迟无法按照规定完成注册。

为此中央深改小组也对中国足协提出了意见。2017年1月，刚刚新官上任三个月的、今天在中国舆论场颇为“黑化”的国家体育总局苟仲文，对包括张剑在内的足协相关高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苟局长认为，足协应该放手、让俱乐部成为职业联盟的主体，不该插手俱乐部事务，这是“与改革精神不符”的。并要求足协务必尽快成立职业联盟，具体时间为2017年1月必须完成职业联盟的章程修订，随后进入注册程序，要求必须在3月挂牌。

可以说，体育总局以苟仲文为首的改革派，在当时给足协领导的这份时间表是硬性的。总局方面还表示，联盟主席不能由足协任命。

这份指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新任足协领导集体，但是革除旧制势力的步伐并非朝夕。

眼下，俱乐部方面大肆要求脱离足协的管辖、建立独立社团性质的联盟，这是资本的诉求，太能理解。

但是之于很多球迷的舆情汹涌，笔者倒是建议一句：不必过于跟随发声，从利益角度看，并无必要。

从2004年的“G7革命”到2005年由此催生的中超公司，从2017年体育总局足管中心被正式撤销，到2019年中国足协抛弃中超公司的股份——关于中超联赛这块大肥肉的争夺，中国足协的官权一直在萎缩，只是在资本标准衡量下，似乎总是不够。

很多人热爱鼓吹十几年前的“G7革命”，但问题是G7的目的从来就不单纯。

2004赛季的中超元年，徐明的实德系和张海的健力宝系，几乎所有的假球都是来源于这两个小团伙或勾连、或分赃不均而造成。

G7的导火索是周伟新一手操办的假球，但是揭竿起义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假球，包括作为周伟新哨下受害者的北京国安也被民营资本绑架、被抬上了革命队伍“伪领导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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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论是2004年还是2020年，足协本身亦有体制性问题，但它需要的是改良而绝不是革命，因为革命的团伙并不代表广大球迷和最广泛的各地域足球资源，它仅仅是一小撮资本的利益索求。

如G7那般这样的夺权如果成功，中国足球的头部收益将会被少部分的资本所攫取。G7这种群体动作，趁着反对（不合自己意的）假球而搂草打兔子、从足协那里夺权，笔者个人是不认可的。

同样，今天的职业联盟我们也主张建立，但是不必把职业联盟当成中国足球的救世主。因为它的作用仅仅是让中超更市场化，且中超又确实是可以市场化的，仅此而已。

对于球迷阶层而言，事实上在中国足坛，球迷与资本的距离远远要大于球迷与官僚的距离。如若资本掌权，这对于赤心诚胆的球迷真的就是好事儿吗？

这几年随着新兴巨鳄资本的涌入，资本伤害球迷的事儿还少吗？我想众生共睹，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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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是，某些原本此前上座率爆棚的主场，由于资本的插手看台，而逐年失去战斗力、甚至诸多Ultras组织被集团强行取缔；

我们还看到的是，某些球队球迷之间由于数年恩怨而结下仇恨，但是双方俱乐部的母司却全然不顾球迷情感，不仅公然进行球员交易、甚至还在敏感比赛时涉嫌大打默契球……

一直以来，中国足球的一大问题就是文化的缺失，其根源便是急功近利。而文化缺失的首要表现则是对球迷阶层的漠视、玩弄。

任何时候，国家性运动的秩序一旦发生动荡，孤弱无力的球迷和很多中小俱乐部能依靠谁？是依靠吸血不知冷暖的资本，还是依靠党和政府层面的出手？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那些现实里：底层中甲中乙的球员欠薪时，每每寻老板无门而只能投政府之窗；更有底层投资人，平日控诉足协与体制，却在俱乐部濒临破产时又裹挟球迷民意“威逼”地方足协和地方政府“救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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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看到的是，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资本家也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收益与增值。

所以不必鼓吹西方足球可以建立职业联盟，那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球迷文化已成庞大规模，不论是某些硬性的会员制，还是软性的球迷经济贡献（票房、周边消费），球迷钱包的重要性都是俱乐部营收绝对的“大头”。

欧洲俱乐部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三部分：转播权分成、商业收入和票房。拿商业运营较为成熟的曼联举例，他们2018年的财报显示，该财年收入共5.8亿镑，其中商业收入2.8亿，转播收入共1.9亿，比赛日收入共1.1亿。

所以，西方足球哪怕再怎么高度资本化（建立联盟），也依然会尊重球迷（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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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呢？如人和集团在陕西场场球迷上座三四万，可是资本真的重视看台吗？在贵州有政策有赞助，便马上南下远走、并愿意掏钱买外援，分分钟拿到冠军（虽然最后也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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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疫情来说，空场比赛之于西方俱乐部是要命的，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俱乐部来说，恐怕是无谓，反正球迷票房贡献寥寥，甚至还能省去一大笔安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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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不正常不健康的足球生态，但此时盲目地要求权力退场、资本掌舵，笔者个人很反感。

建立文化、深耕基层、培育足球人口，这些基础性工程是仰仗资本，还是仰仗体制呢？

资本统治足球这么多年，结果几何呢？香车、美女、豪宅、海滩，近十年逐渐成为了中国国脚的代名词，当某些资本控制下的媒体开始吹嘘“这十年是中国足球的黄金年代”，扬言是“资本拯救了中国足球”，甚至妄称“是资本将中国球迷重新拉回了球场”。

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十年各方资本入局的周期内，中国青少年国字号队伍17次征战亚洲各级赛事、只有2次闯进8强、2001年龄段国少更是无缘亚青赛（25年来首次）的骇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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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发生的趣闻，还不够令人苦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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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成立职业联盟文件的联合签名中不难发现，16支中超俱乐部有12家俱乐部负责人签名，未签名的俱乐部为山东鲁能、天津泰达、上海上港以及天津天海——均为国企控股。

也许，此次关于“职业联盟筹备不畅”而引发的“舆论牢骚”，本身就是一场资本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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