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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职业联盟之争,资本夺权是否为上策?

欧洲金靴 贝克足球 2021-09-20

昨日,广州富力俱乐部投资人张力,突然接受富力集团区域内某媒体采访。在采访中,讲述了大众关注已久的中超职业联盟筹备为何停滞的问题。
张力在接受采访时证实,职业联盟筹备工作确实已处于停滞状态,他已撤回筹备组的人马,投资人还在等待相关部门的近一步意见。
当谈到相关工作进展时,他回应道:“把中超推向职业化是被一直支持的,有关部门也曾专门发文要求尽快成立职业联盟。我们的方案上报至总局审批,按照总局要求将职业联盟改为社团法人性质,因此方案要稍作调整。但中国足协就此提出,联盟筹备工作将改由足协为主导来继续推进。随后,职业联盟便被叫停了。”
当被问到职业联盟推进中最大的感触时,张力说:“说难也难。足球改革,大家都不愿意放权,根本就是举步维艰,没办法推进下去。”

很显然,职业联盟受阻的事儿,张力的意思是明确指责中国足协内部存有保守派,这个以前其实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清剿荼毒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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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筹备职业联盟时划定副董事长黄盛华(后调富力俱乐部董事长),以及参与具体工作的山东鲁能俱乐部总经理孙华、河南建业俱乐部董事杨楠、大连一方俱乐部董事长张霖——这其中陈戌源是主导力量,那么从始至终谁是改革派,谁又是保守派呢?

其实三年半前最早提出要构建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并非中国足协,而是来自于上层分管体育的改革力量。在接到政令指导的强制性意见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班子在2016年下半年也不得不加快了联盟的筹备节奏。
直到2016年底、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足协还在召集中超/中甲/中乙各俱乐部负责人,协商联盟章程的有关细节,意图争取在2017年3月注册成功。
但是当时由于在与俱乐部沟通中,时任足协领导层始终坚持要对职业联盟进行“督管”,要求在联盟主席等实权职务上,拥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权,这显然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中国足协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精神相悖。
当时,尽管各俱乐部对足协方面不断做出让步,但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这便严重影响了筹备工作的进展,以至于迟迟无法按照规定完成注册。
为此中央深改小组也对中国足协提出了意见。2017年1月,刚刚新官上任三个月的、今天在中国舆论场颇为“黑化”的国家体育总局苟仲文,对包括张剑在内的足协相关高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苟局长认为,足协应该放手、让俱乐部成为职业联盟的主体,不该插手俱乐部事务,这是“与改革精神不符”的。并要求足协务必尽快成立职业联盟,具体时间为2017年1月必须完成职业联盟的章程修订,随后进入注册程序,要求必须在3月挂牌。
可以说,体育总局以苟仲文为首的改革派,在当时给足协领导的这份时间表是硬性的。总局方面还表示,联盟主席不能由足协任命。
这份指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新任足协领导集体,但是革除旧制势力的步伐并非朝夕。
眼下,俱乐部方面大肆要求脱离足协的管辖、建立独立社团性质的联盟,这是资本的诉求,太能理解。
但是之于很多球迷的舆情汹涌,笔者倒是建议一句:不必过于跟随发声,从利益角度看,并无必要。

从2004年的“G7革命”到2005年由此催生的中超公司,从2017年体育总局足管中心被正式撤销,到2019年中国足协抛弃中超公司的股份——关于中超联赛这块大肥肉的争夺,中国足协的官权一直在萎缩,只是在资本标准衡量下,似乎总是不够。
很多人热爱鼓吹十几年前的“G7革命”,但问题是G7的目的从来就不单纯。
2004赛季的中超元年,徐明的实德系和张海的健力宝系,几乎所有的假球都是来源于这两个小团伙或勾连、或分赃不均而造成。
G7的导火索是周伟新一手操办的假球,但是揭竿起义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假球,包括作为周伟新哨下受害者的北京国安也被民营资本绑架、被抬上了革命队伍“伪领导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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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论是2004年还是2020年,足协本身亦有体制性问题,但它需要的是改良而绝不是革命,因为革命的团伙并不代表广大球迷和最广泛的各地域足球资源,它仅仅是一小撮资本的利益索求。
如G7那般这样的夺权如果成功,中国足球的头部收益将会被少部分的资本所攫取。G7这种群体动作,趁着反对(不合自己意的)假球而搂草打兔子、从足协那里夺权,笔者个人是不认可的。
同样,今天的职业联盟我们也主张建立,但是不必把职业联盟当成中国足球的救世主。因为它的作用仅仅是让中超更市场化,且中超又确实是可以市场化的,仅此而已。
对于球迷阶层而言,事实上在中国足坛,球迷与资本的距离远远要大于球迷与官僚的距离。如若资本掌权,这对于赤心诚胆的球迷真的就是好事儿吗?

这几年随着新兴巨鳄资本的涌入,资本伤害球迷的事儿还少吗?我想众生共睹,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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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是,某些原本此前上座率爆棚的主场,由于资本的插手看台,而逐年失去战斗力、甚至诸多Ultras组织被集团强行取缔;
我们还看到的是,某些球队球迷之间由于数年恩怨而结下仇恨,但是双方俱乐部的母司却全然不顾球迷情感,不仅公然进行球员交易、甚至还在敏感比赛时涉嫌大打默契球……
一直以来,中国足球的一大问题就是文化的缺失,其根源便是急功近利。而文化缺失的首要表现则是对球迷阶层的漠视、玩弄。
任何时候,国家性运动的秩序一旦发生动荡,孤弱无力的球迷和很多中小俱乐部能依靠谁?是依靠吸血不知冷暖的资本,还是依靠党和政府层面的出手?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那些现实里:底层中甲中乙的球员欠薪时,每每寻老板无门而只能投政府之窗;更有底层投资人,平日控诉足协与体制,却在俱乐部濒临破产时又裹挟球迷民意“威逼”地方足协和地方政府“救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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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看到的是,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资本家也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收益与增值。
所以不必鼓吹西方足球可以建立职业联盟,那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球迷文化已成庞大规模,不论是某些硬性的会员制,还是软性的球迷经济贡献(票房、周边消费),球迷钱包的重要性都是俱乐部营收绝对的“大头”。
欧洲俱乐部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三部分:转播权分成、商业收入和票房。拿商业运营较为成熟的曼联举例,他们2018年的财报显示,该财年收入共5.8亿镑,其中商业收入2.8亿,转播收入共1.9亿,比赛日收入共1.1亿。
所以,西方足球哪怕再怎么高度资本化(建立联盟),也依然会尊重球迷(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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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呢?如人和集团在陕西场场球迷上座三四万,可是资本真的重视看台吗?在贵州有政策有赞助,便马上南下远走、并愿意掏钱买外援,分分钟拿到冠军(虽然最后也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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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疫情来说,空场比赛之于西方俱乐部是要命的,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俱乐部来说,恐怕是无谓,反正球迷票房贡献寥寥,甚至还能省去一大笔安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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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不正常不健康的足球生态,但此时盲目地要求权力退场、资本掌舵,笔者个人很反感。
建立文化、深耕基层、培育足球人口,这些基础性工程是仰仗资本,还是仰仗体制呢?
资本统治足球这么多年,结果几何呢?香车、美女、豪宅、海滩,近十年逐渐成为了中国国脚的代名词,当某些资本控制下的媒体开始吹嘘“这十年是中国足球的黄金年代”,扬言是“资本拯救了中国足球”,甚至妄称“是资本将中国球迷重新拉回了球场”。

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十年各方资本入局的周期内,中国青少年国字号队伍17次征战亚洲各级赛事、只有2次闯进8强、2001年龄段国少更是无缘亚青赛(25年来首次)的骇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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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成立职业联盟文件的联合签名中不难发现,16支中超俱乐部有12家俱乐部负责人签名,未签名的俱乐部为山东鲁能、天津泰达、上海上港以及天津天海——均为国企控股。
也许,此次关于“职业联盟筹备不畅”而引发的“舆论牢骚”,本身就是一场资本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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