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职业联盟的停滞争议愈发外扩和上行，中国足协也于近期连开会议，就筹备职业联盟的进程展开内部讨论。
所谓中国资本界“新十二君子”，即此前共签联名“公车上书”足协加快筹备职业联盟的12名中超俱乐部投资人：北京中赫国安的周金辉，广州富力的张力，广州恒大的许家印，大连人的王健林，江苏苏宁的张近东，河南建业的胡葆森，上海绿地申花的张玉良，重庆当代力帆的艾路明，河北华夏幸福的王文学，北京人和的戴彬，深圳佳兆业的郭晓群和武汉卓尔的闫志。其中，王健林还曾亲自打电话过问。这些都反应了投资人对职业联盟组建的积极态度和迫切心情。结合此前恒大就50万罚金一事对中超公司的“牢骚”，以及张力协同区域内南方系体育媒体的激进刊语，此次的逼宫，已是越来越有资本策划的味道。“革命者”雄赳赳气昂昂，但是不为所动的“保皇派”——山东鲁能、天津泰达和上海上港（天海情况特殊，不做考虑）三大国企俱乐部，同样沉稳异常，任尔东西南北风。可以看到，从俱乐部负责人到母公司投资人，乃至控制下的媒体声浪，各环节齐头并进、火力全开，以陈戌源为首的足协班子正在承受巨大火力——这一幕何其相似，怎让人不忆及十六年前那位满头大汗的大人，阎世铎。陈戌源本就是职业联盟最早的发起人之一，此时某些声音却将矛头指向他，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某些笔墨的用意。恰如当年被资本控制下的媒体几乎搞得一身瘟臭的阎主席。公车上书的愿景是大变法还是清君侧，只有执笔挥毫的资本家们自己了然。史海钩沉，晓古知今。今天聊一聊十六年前的G7革命，聊一聊当年那场兼具进步性与反动性的资本起义，对于今天我们之于资本夺权的态度到底有着怎样的启示。
1.
从历史的视角回溯，当年的G7事件在体制结构与资本性质方面，对中国职业联赛均产生了远远超出其表面所呈现出的影响，并最终因其独居中国特色的失败形式而载入中超联赛史册。首先明确，广义上的所谓“七君子”，并非七个人，而是指七家中超联赛俱乐部，北京国安、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上海中远、四川冠城、青岛颐中和辽宁队。狭义上的G7则具体到各参与俱乐部的负责人或执行人员，即北京国安俱乐部的杨祖武和张路、实德集团总裁徐明和实德俱乐部总经理林乐丰、健力宝集团前总裁张海、辽足俱乐部执行董事张曙光、中远集团的王国林、青岛颐中官员孙能文和冠城集团的李丹阳。
“七君子事件”的确切定义，应是：七家俱乐部达成暂时性战略联盟，就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向中国足协逼宫，提出“行政退出、资本决定、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公司化经营”，并最终失败。
革命的导火索是2004年10月2日，北京国安由于在与沈阳金德的比赛中遭遇误判，愤而罢赛。事后国安俱乐部遭到足协处罚，被判0-3负的同时还被扣3分、罚款30万。主吹这场比赛的裁判周伟新，多年以后被证实是收了黑钱的。但在当时，足协裁委会对他的定性是“没有原则错误”。
12天后，国足在科威特溃败，早已蠢蠢欲动的大连实德俱乐部投资人徐明当晚夜入国安，让国安俱乐部和自己一起向足协逼宫，“闹革命！”
2.
此前我们写过，2004赛季的中超元年，徐明的实德系和张海的健力宝系，纵横九州，几乎所有的假球都是来源于这两个小团伙或勾连、或分赃不均而造成。G7的导火索虽是周伟新一手操办的假球，但是徐明带领一帮同僚揭竿起义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假球。包括作为周伟新哨下受害者的北京国安——这个七君子中唯一的国企俱乐部，如今看来也被民营资本绑架、被抬上了革命队伍“伪领导者”的位置。国安董事长罗宁当时成为了G7集团表面上的“C位大佬”，但实际上控制着这个小团伙的核心人物自然是狡黠的徐明。
事实上，在G7内部，罗宁和徐明也一直分歧不断，虽然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管办分离，但是对于中国足协的存在意义，身为副部级官员的罗宁显然和徐明、张海等人有些截然不同的立场。
话归其时。国安在实德的鼓动下，加上自己本就一肚子火，随即站到了风口浪尖，向阎世铎为首的足协班子开炮。北京城内的媒体纷纷响应声援，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不让自己的“革命伙伴”太过孤单，大连实德也决定用实际行动给予国安声援——也搞个罢赛！2004赛季第17轮，实德也对上沈阳金德。第85分钟，陈涛打进一球，但是实德队员认为陈涛手球在先，此球应该判为无效。实德队员跑去找边裁。边裁却回答：“这不关我的事！”
实德队员们瞬间火了：这是手球唉！不关你边裁的事，关谁的事？这是裁判该说的话么？
实德俱乐部总经理林乐丰建议裁判，看看录像再决定是否改判。但是裁判拒绝和他沟通。于是实德干脆就拒绝继续比赛，比赛中断35分钟，随后主裁判杨志强鸣哨，提前结束。事后林乐丰表示，罢赛这种事他们一开始是拒绝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比赛暂停的那段时间里接到了无数个球迷的电话，他们都说只要我们重新开赛，他们就冲进场里去把裁判弄死。”所以，林乐丰声称，实德的罢赛其实是救了裁判的命：“我现在想来真后怕，这些球迷说他们刀子棍子什么都准备好了，如果当时我真的让球员们接受这个判罚，重新比赛，你想想那会发生什么？”
就在同一轮，革命阵营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上海国际队，也想搞罢赛。但是他们没成功。当时国际队客场对阵辽足。比赛最后时刻，国际队吴承瑛打进一球，但裁判示意越位，进球无效。国际队队员不满意，要离开比赛场罢赛。然而主裁判冯文强很有眼色，马上吹响了终场哨，“国际队罢赛”的阴谋没能得逞、没能和大哥实德一起上头条。这个“遗憾”，徐明此后不断地提起过。一时之间，罢赛在中超赛场流行起来了。阎世铎是既愤怒，又慌张。那一时期中国足协可谓内外交困，内有假赌黑横行，外有世预赛兵败科威特，此时起义浪潮渐起，阎世铎几乎日日愁容。
3.
除了国安、实德，短短几天之内又有几家俱乐部和他们联合起来，联盟正式组成。首先，四川冠城本就是“实德系”成员，所以，实德干什么，冠城肯定跟上。其次，青岛颐中是一支长期垫底球队，小伙伴们向他许诺，“革命成功，就不降级”。于是青岛队也跟着革命了。再者，辽足、上海国际和深圳健力宝，都属于深足老板的“张海系”。三支球队命运相连，于是捆绑在一起。最终，2004年的10月，大连实德、北京国安、深圳健力宝、上海国际、辽宁中誉、四川冠城、青岛颐中这7家俱乐部组成了联盟，史称“G7联盟”。不过，像山东鲁能、天津泰达这样的国企俱乐部，都是坚定站在中国足协一边，如十六年后的今天他们做的一样。
从10月开始，G7同盟在上海、北京、大连等地秘密集会七、八次，讨论“革命路线”，目的就是为了在10月26日的投资人会议上给予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以沉痛一击。
后来，他们又把大本营选在了国安的香河基地，在那里起草了一大堆文件和“施政纲领”。G7联盟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如果足协不答应，他们就继续罢赛。
10月19号，实德的徐明、辽足的张曙光和足协的阎世铎、郎效农等人见了面。徐明等人要求足协“尽快对俱乐部与球迷的要求进行答复。”足协方面回应：“这是个政治问题，已经超出足球的范畴了。足协没有权力进行这些改革。”
这么谈下去也没有个结果。不过当G7联盟提出“革命内容”之后，山东鲁能、天津泰达、上海申花、重庆力帆、沈阳金德等俱乐部都表示这个步子迈得太大了，改革已经超出了职业体育的范畴，涉及到敏感领域，所以他们不会支持。但是，G7又并不打算放弃。徐明像戊戌变法时的谭嗣同一样，慷慨激昂：“中国还没有为足球改革而牺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来做这第一人！”之后，深圳俱乐部的张海也表示：“投资人？我们算什么投资人？就是民工！结果作为民工的投资人出钱出力，最后只得到一口盒饭吃。那好，我们现在就是要维护自己做民工的权利。中国足坛现在有句话挺能说明问题，叫黑哨继续吹，老板继续亏。”
4.
中国足协完全是对付不了这7个俱乐部，阎世铎非常头大。不过，已在足协摸爬了六七年、经验丰富的南勇，给老阎献上一计：利用各个地方政府的体育局，向各俱乐部施压。北京市政府相关领导开始把北京国安俱乐部的负责人约了出来，谈了一次话。就在同一天，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市足协也派人去中国足协进行了沟通。到10月26号的时候，中超投资人会议召开。足协底气非常足，因为他们知道各地的体育局都会支持他们。会议开始后，辽足的张曙光刚刚准备散发G7准备的材料时，阎世铎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们要干什么？还想闹？只要我们五个副主席(阎世铎、南勇、薛立、张吉龙、杨一民)还在足协，足协就还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就不允许你们搞乱七八糟的事情！”
徐明、张曙光一时都懵了。结果罗宁同样一记重掌拍桌、向阎世铎呵了回去：“我是副部级，你是副局级！按道理我应该坐那儿（指会议室的主持位）！你丫算老几？”尴尬之时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上海市体育局局长金国祥先后发言，开始声援足协。而重庆力帆的代表任建东也公然指责徐明和张海：“联赛不纯洁了，有许多假球，但是是足协让搞的吗？恐怕不是吧，是某些俱乐部自己搞的吧！”那次会后没过多久，大连实德俱乐部就接到了中国足协的处罚：罚款人民币30万，判连沈之战大连实德队0-3告负，同时扣除积分6分。11月2号，大连实德和北京国安两家俱乐部的高层又见了个面。徐明灰心地说：“我们可能失败了，毕竟枪杆子在人家手里。”
徐明所指的枪杆子正是各地方体育局和包括鲁能、泰达等国企俱乐部在内的行政力量，这是徐明、张海等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撼动的。
一礼拜之后，他们在广东番禺又开了一次会，被球迷戏称为“二次革命”，可是并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纯粹是牢骚大会。G7彻底宣告失败了。
5.
不过，中国足协却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创伤，尤其是本因三年前带领全国人民世界杯出线而成为历史功臣的阎世铎，终因“镇压G7不力”而惨遭下台，被免去了国家体育总局足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职务2005年2月17日，随着阿里汉国家队的猝死，阎世铎时代正式结束。这也为此后中国足协与大连实德、乃至大连有关方面结下难解的梁子而埋下伏笔。从上任不久的“甲B五鼠”到任职末期的“G7革命”，期间虽有国足进军世界杯的辉煌，但阎世铎坎坷的足协执掌生涯究竟该如何定义的讨论，或许从组织层面来看，在G7结成同盟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尤其那一年，之于阎世铎可谓多灾多难：国奥队丧失奥运资格，女足在奥运会小组赛即告淘汰，阿里汉的国足又在广州天河折戟沉沙，整个国字号队伍沦陷……
回到G7联盟本身，他们真的完全失败了么？或许，也不尽然。最起码在他们的施压之下，足协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妥协，比如成立中超公司，又比如同意当年的联赛不降级。足协的妥协间接瓦解了G7联盟，因为青岛队本身就是为了不降级才加入进来，现在目的达到，自然没必要继续闹下去。青岛方面也成为第一个脱离徐明的“革命叛徒”。但是，取消了降级，足协的公信力随之下降，因为这个完全不职业的决定动摇了联赛的根基。那时郎效农非常反对用取消降级去同G7做交易，毕竟2003赛季的末代甲A就取消过升降级，结果助长了假赌黑泛滥，还差点造成“重庆输球进中超”的笑料。由此不免得见：G7革命虽被镇压，但“造反派”们也并不是全都付出代价，他们其中有些俱乐部过得还是不错的。包括作为发起人的大连实德。
足协秋后算账时要求实德解散他们一手组建的“实德系”。这样，和大连实德有关联的四川冠城成了替死鬼，折腾了一番最终消亡——而实德因祸得福，从四川那里收回了一部分队员，并且成功在2005年拿到了双冠王。徐明主导的G7革命中主要改革诉求，在时隔长达11年之后才最终付诸实践，然而却2015年国务院在足改方案正式提出后不到一年，徐明猝然亡于狱中，这无疑是个极其戏剧化的结局。北京国安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此后他们战绩逐年稳定，一步步变成了真正的中超豪强。不过深圳、青岛、辽足和国际就没那么顺了。对于2004年10月2日的“罢赛风波”，罗宁一直坚持认为这叫“退出比赛”，且将动机称为“是为了中国足球的一腔热血，不是想向谁示威。事实证明这场行动对于中国足球是有所帮助的，事例就摆在面前”
2004年的“G7革命”黯然收场，但罗宁在此期间一系列的大胆言论还是给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其言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闫世铎，在那个时期也成了民间各方势力反对官僚集团的典型性场景，罗宁的形象定位也一度“出圈”。
“你看他是一副什么嘴脸，不就是为了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嘛，我看他也过不了几天好日子了，据我所知足协内部就有很多人看不惯他。从改革开始以后，我和徐明他们一直让着他，想与足协坐下来好好谈，但是现在没什么谈的了，阎世铎本身就是一个流氓。”某种意义上，北京国安俱乐部与北京球迷的“风骨”塑成，很大程度得益于罗宁这个委身体制内、却不拘泥于组织规矩的个体的性格。
对于闫世铎下课，罗宁也指出，“他是中国足协的当家人，他肯定要负责吧，至少可以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假赌黑泛滥，还不是他足协纵容的……”
6.
时过境迁，回望“七君子事件”，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分析事件本身的性质，并理解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也许事件本身无关当事足协大员与俱乐部负责人的个人品质，也无关于各个相关单位运行机制的优劣。整个事件其本质是资本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某种挑战，是资本所有人向行政监管者索取利益的某种尝试。归根结底，是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的正面碰撞。其决定物，是相关利益的归属权。G7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它在现行的行政体系内试图用资本垄断的方式取代行政监管，构建纯粹资本运营体系，从而获得对专项职业体育运动的资本主导权，这在事实上挑战了国家“党委负责、行政监管、资本投放、专项运营”的大体制，具有“方向”上的错误性质，也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
这种情况下，利益碰撞的结果只能被定义为挑战方的失败。它是少数资本家妄图控制联赛生态、扩大小圈子和小团体的野心，事实上并不代表广大球迷和各地域足球资源的利益。
徐明和张海在联赛里公然组建自己的派系，他们利用国企俱乐部——北京国安罢赛这样的事件，搞出“革命”，并强行把怒火中的国安俱乐部推到第一线，这样的阳谋在历史定位中必然是黑色的。
跋.
2005年3月23日，G7革命的半年后，张海在广州东山食府吃了一顿4000元的大餐后，被便衣民警带走。那年的新春，大连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徐明忽然想起，风暴的开头、也就是2004年10月16日那晚（他夜入国安后的两天），他专门去了趟上海，在上海大剧院看了一出舞剧《红楼梦》。里面的那句台词他记得清清楚楚，正如中国（足球）在他眼前的模样：“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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